生活在別處

瑪曼是一個富商的女兒，她選擇了財無分文的年輕工程師作丈夫。她把一切都投資到愛情之中，卻沒能獲得等量的感情。不幸的愛情使瑪曼把全部的愛都轉移到了兒子雅羅米爾身上。她把雅羅米爾幻想成古希臘英俊的神祗阿波羅。把他牙牙學語時的話記在筆記本上，她為兒子表現出的詩歌天賦歡喜不已。始終激勵他去當一個詩人。戰爭使瑪曼成了寡婦，為了給兒子維持一個體面的家，她拒絕了身邊的愛情。兒子奪走了她的一切，兒子是她的一切。她把自己的一切都押在了兒子身上。當她發現兒子有了自己的秘密，有了情人之後，更是費盡心機想把兒子拉回到自己身邊。母愛成了雅羅米爾精神和肉體的桎梏，阻礙他進入生活。雅羅米爾心靈豐富且敏感，他徒勞地嘗試擺脱畸形的母愛，渴望跨過生活的門檻，成為真正的男人。雅羅米爾愛上了一個出身於農家的紅頭髮售貨員姑娘，體驗到了愛情給他帶來的佔有的激情，他的詩歌也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這些成功並沒有對他的性格產生更多的積極影響，他還是那樣的脆弱、虛榮並且專橫。他想超越自身的生存狀況，去追求崇高的東西。紅頭髮姑娘誤了他們的約會，為了平息雅羅米爾的憤怒，編造了一個她兄弟企圖背叛祖國的荒唐藉口。雅羅米爾信以為真，在某種崇高思想的支配下告發了他們。紅頭髮姑娘和她的兄弟因此而被捕入獄。雅羅米爾本想表演崇高，時代卻給了他一個表演殘忍的機會。他不知道文學和現實是不能相容的，沒有搞清生活到底在此處還是在別處。雅羅米爾不到二十歲的生命一步步走向死神，紅頭髮姑娘被捕不久，雅羅米爾患了肺炎，高燒的火焰舔着他的身軀，他的生命之舟被現實生活的驚濤駭浪顛覆了。 ^[3] 

對昆德拉來説，1967年是他人生的轉折點。在這一年捷克斯洛伐克第四次作家代表人會上，身為主席團成員的昆德拉率先發表了一通言辭激烈的演講，批判意識形態對人的控制，呼籲國家的民主、改革、獨立、自治。他的這一演講成了1968年“布拉格之春”改革的先聲。然而，在蘇聯勢力的干預下，“布拉格之春”只是曇花一現，隨之而來的就是對一批曾經積極要求改革的作家的嚴肅處理。作為“急先鋒”的昆德拉自然首當其衝，他被開除出捷克共產黨，所有作品被從公共圖書館清除出去，同時他在布拉格高級電影藝術學院的教職被剝奪，不能在捷克發表任何文章，並且不時受到當局的傳訊。從1968年遭受政治迫害到1975年流亡法國的這段時間內，昆德拉一直處在政治當局的壓制下，不能工作，不能發表自己的意見，不能被民眾所理解。面對如此殘酷的生存狀態，昆德拉的心情自然是憤感和壓抑的。在此期間，他創作了兩部小説，其中就有1969年完稿的《生活在別處》。 ^[5] 

米蘭·昆德拉在現實生活中與母親相互依賴。作者小的時候，因為母親對他的父親極度失望，便將生活的重心以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轉移到了兒子身上，除了在生活上對昆德拉極致周到的照顧，也在精神上鼓勵孩子。母親是第一個發現昆德拉具備詩人天賦的人，她對於昆德拉的培養造就了日後的偉大作家。《生活在別處》裏的雅羅米爾也是這樣的，母親就是他的生命之源，其中隱喻養很多母親對於雅羅米爾幾乎畸形的溺愛，母親的愛成了雅羅米爾創作的源泉，母親的夢想就是雅羅米爾的夢想，也是雅羅米爾的思想靈魂，在母愛中他漸漸長大，母愛充滿了他的整個童年同憶，是疼愛他的母親造就了雅羅米爾的理想與現實。《生活在別處》中有關雅羅米爾童年與母親的故事表現的也就是詩人自己對於母親的情感。 ^[6] 

雅羅米爾幼時即被當作詩人看待和培養，雖然並無出色的詩歌作品，但他具有了詩人的孱弱、敏感、細膩和富於激情的氣質。青春懵懂的雅羅米爾急需詩人光環的同時，也極力掙脱母愛的束縛。他試圖通過詩歌、愛情和參加革命獲取成人的證書，擺脱畸形母愛無所不在的羈絆。專制母愛是那個時代整齊劃一的絕對精神的象徵。雅羅米爾羞怯、軟弱、感傷的性格因之漸漸形成。 ^[7] 

詩人母親對於雅羅米爾的受孕，乃至她那“偉大的”愛情，都是一種自我定義，像是詩人命名的活動。她對於她創制的意義世界敏感而嚴肅，當阿波羅神像被工程師的襪子蓋掉的時候，她認為這是她的丈夫的抗議：“他拒絕她的世界。”與丈夫的不和讓母親將愛轉移到他兒子身上，她對於沒有反抗能力的雅羅米爾進行了她的創制，從頭髮，衣服到食物，她用她的干涉來體味自己的成功。這種干涉在日後雅羅米爾的成長中亦糾纏着兩人。 ^[8] 

“崇高”一直是人類追求的理想，因為這些崇高的理想而不斷打破，現有的社會秩序和觀念，展示出社會發展的新層面，這也是許多偉大詩人產生和成長的原因與過程。詩人們的思想中關於逃離和掙脱的內容比較多，為了“崇高”去努力奮鬥，這種不懈的追求也促進了社會的進步。但是，如果這種奮鬥不能由理智來控制，那麼詩人們的激烈情感就會陷入危險，會把自己置於糾結的漩渦，不但自己從此與痛苦同行，墮落到精神苦難的深淵，還會阻礙社會發展。

米蘭·昆德拉筆下的雅羅米爾就是一個矛盾、糾結、執拗、極端的詩人形象，他對愛情和理想的追求是荒誕的，但他卻深信不疑地認為自己就是崇高的。為了使自己一直能夠保持崇高的形象，他從一個自由而充滿激情的詩人墮落成卑鄙的告密者，以“大義滅親”的姿態維持自己荒誕的“崇高”。他對於“崇高”的追求太過於虔誠，甚至用極端的方式剝奪他人的自由，從而使自己在“崇高”與“墮落”間痛苦地爬行。米蘭·昆德拉的描寫極為生動，他刻畫的雅羅米爾在兩難的境遇裏徘徊，揭示了崇高與墮落之間的二元衝突，隱喻了造成雅羅米爾悲劇的無情而荒唐的時代。 ^[6] 

在歷史事件和政治壓制面前，人是極為茫然和無奈的，就像昆德拉所説的，“人是在霧中前行的人。”面對迷霧，人只能看清眼前的狹小空間。在他的面前有若干條路供他選擇，面對滾滾碾來的歷史車輪，他不得不在不明前路的情況下做出決定，這樣自由的選擇必然會令許多人走上歧途，走入墮落，走向毀滅。但是當後人評判他們的時候，己經看不見道路上的霧，後人可以清晰地看見他們在朝前走，看見他們的錯誤。所以，昆德拉即使對於犯了錯誤的前人，也以過人的寬容去理解他們在迷霧中的選擇。因此，昆德拉並沒有對於雅羅米爾背叛愛情、舉報自己的情人和她的哥哥進行批判，而只是承認雅羅米爾身上的邪惡也是所有時代所有制度下的每個年輕人身上普遍具有的惡，這體現了昆德拉對人性的關懷和理解。

從人性層面，昆德拉對於在歷史上的人給與充分理解和包容。然而，可以這樣追問究竟是什麼因素導致了一些前人步入歧途，是歷史事件，是政治狀況。雅羅米爾對情人的背叛就是出於對那個時代革命的忠誠，對當局的負責。但是，昆德拉又説，“雅羅米爾不是特定時代的產物。特定時代只是照亮了隱藏着的另一面，使不同環境下只會處於潛伏狀態的某種東西釋放出來”，昆德拉的這一解釋其實是説，人性中隱藏着邪惡的種子，但是隻有在特定的時代特定的政治狀況下才能表現出來，才能成為真正的惡。所以，昆德拉站在普遍人性的角度，譴責雅羅米爾所處的那個“詩人與劊子手共同統治的時代”，因為是它催生了詩人人性中潛伏的邪惡。可以説，在昆德拉心裏，雅羅米爾是無辜的，那個時代是有罪的。這樣，又迴歸了雅羅米爾人生畫卷的底色：對政治歷史的批判。 ^[5] 

《生活在別處》主要描述了一個年輕詩人的故事，以細微而精妙的筆觸描寫了捷克詩人雅羅米爾充滿激情卻短暫的一生。小説的故事情節跌宕起伏，但形式更像是一首極長的散文詩，抒情成為其主要特點之一，內容一直糾結於理想和現實之間，反映出一個關於“理想與現實”的悖論以及作者對現實生活的絕望。 ^[6] 

文學作品都會傳達作者一定的感情體驗。昆德拉的小説，從表面上看，語言簡潔流暢，結構精緻巧妙，人物身份明確，時間地點和情節與現實極為相似《生活在別處》兼具以上特點，可以當作一個生動的故事來讀，當作一篇有關年輕詩人雅羅米爾的傳記來理解。然而，只要讀者稍微細心一點來讀，就會從小説的字裏行間感受到背後隱藏的灰暗底色—歷史和政治的殘酷。 ^[5] 

《生活在別處》完稿於1969年的捷克，當時未能發表，1973年在法國首次問世即獲得梅迪西獎。 ^[7]  次年小説英譯本在美國出版，作者又因此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的提名。 ^[2] 

米蘭·昆德拉(5張)

米蘭·昆德拉，捷克小説家，生於捷克斯洛伐克布爾諾市。父親為鋼琴家、音樂藝術學院的教授。0年代初，他作為詩人登上文壇，出版過《人，一座廣闊的花園》（1953）、《獨白》（1957）以及《最後一個五月》等詩集。但詩歌創作顯然不是他的長遠追求。最後，當他在30歲左右寫出第一個短篇小説後，他確信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從此走上了小説創作之路。 1967年，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説《玩笑》在捷克出版。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後，《玩笑》被列為禁書。昆德拉失去了在電影學院的職務。他的文學創作難以進行。在此情形下，他攜妻子於1975年離開捷克，來到法國。 移居法國後，他很快便成為法國讀者最喜愛的外國作家之一。他的絕大多數作品，如《笑忘錄》（1978）、《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1984）、《不朽》（1990）等等都是首先在法國走紅，然後才引起世界文壇的矚目。他曾多次獲得國際文學獎，並多次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