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關頭——中國共產黨的道路抉擇

該書全面展示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成長以及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曲折歷程，作者從《他們為什麼選擇了社會主義》到《中國共產黨在新世紀之初的行動綱領》，按照時間順序梳理了中國共產黨每次關鍵時刻的決策以及命運，尤其是從重大歷史事件中折射出中國共產黨產生和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性。 ^{[2]  [4]} 

該書的文章是作者多年中陸續寫成的，主要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一些重要歷史關頭如何選擇自己的道路以及在實踐過程中如何加以豐富、發展或調整的過程，大部分文章曾先後發表在《人民日報》《歷史研究》等報刊上，三聯書店圍繞這一主題結集出版，結集時除極少文字校正外一仍其舊。 ^{[2]  [6]} 

文章大體上是在幾種不同情況下寫出來的：一是作者在完成本職工作時的“副產品”。金衝及1981年進入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中央文獻研究室的主要工作是編輯出版中國共產黨領袖人物的著作，研究他們的思想和生平。在主持傳記編寫的過程中，有些問題很重要，但已有的研究成果比較少，需要作者花大量精力去弄清事情的複雜背景和來龍去脈中的一些細節，但人物傳記中不可能用很多篇幅對這些展開論述，否則就離主題太遠，造成喧賓奪主，往往只能用短短一段話來表述。這樣，在領袖傳記寫作完成後，有些在傳記中沒有展開的問題，就以論文的形式寫了出來。該書中，《對黨的六大的歷史考察》《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三次“左傾”錯誤的比較研究》《抗戰前夜中共中央戰略決策的形成》《從十二月會議到六屆六中全會》等大抵屬於這一類。其中，《對黨的六大的歷史考察》寫於1988年，是作者在寫作《周恩來傳》過程中對六大研究的成果。這是作者到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八年後才寫出的第一篇關於中共黨史的論文。二是作者在重要紀念日或重要事件時所作的文章。為重要紀念日所作的文章主要如為紀念辛亥革命100週年而作的《從辛亥革命到中國共產黨的建立》，為紀念五四運動70週年而作的《他們為什麼選擇了社會主義》，為紀念遵義會議80週年而作的《遵義會議：黨的歷史上的轉折點》，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而作的《抗日戰爭與中華民族的新覺醒》，為紀念新中國成立55週年而作的《新中國的第一年》。為重要事件所作的文章主要有黨的十五大閉幕後所作的《世紀之交的回顧和展望》，黨的十六大閉幕後所作的《中國共產黨在新世紀之初的行動綱領》。三是針對社會上某些有影響的錯誤傾向或模糊認識而作的文章。其中，《新民主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針對的是：“有的同志認為，1953年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就是放棄了新民主主義，要搞社會主義；也有的同志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其實是迴歸到新民主主義。”《三大戰略決戰中的毛澤東和蔣介石》的寫作則緣於一些過分的“蔣介石熱”。四是作者應邀參加的一些講座的發言。《第一次國共合作和大革命》《新中國的前三十年》可以歸入這一類。其中，前者是作者在全國台辦主任培訓班上的講課提綱，後者是作者在北京大學文史大講堂所做報告的記錄。 ^[3] 

該書有幾個特點：一是力求真實，有一分材料説一分話，沒有材料決不做無根據的猜測，也不輕信那些第二手材料。二是思路清晰，詳略得當，不記流水賬，對需要向讀者交代的重大問題不惜筆墨，對大家熟知的事情往往一筆帶過，使人讀來不覺累贅。三是立論公允，既講成功之處，也不諱言失敗，把成敗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加以分析，儘量講清楚歷史的全部複雜性，舉幾個具體事例來説明：

比如，關於湘江之戰紅軍兵力的折損情況，作者利用既有研究成果，以及聶榮臻、楊尚昆、陳伯鈞、黃克誠等親歷者的日記和回憶錄，分析了紅軍長征出發時的隊伍構成、減員的多種原因、湘江之戰前後的兵力對比等，最後得出結論：“儘管中央紅軍在湘江戰役中受到很大損失，人員數量有大幅減少，但全軍主力也就是它的核心部分依然基本保存下來。這是一支有着共同理想信念和嚴格紀律、有着旺盛的戰鬥意志和作戰經驗、能夠吃大苦耐大勞的精鋭軍隊。特別是最早渡過湘江的紅一軍團所受損失較小，中央紅軍全軍建制也沒有被打亂。”這樣，紅軍在渡過湘江進入貴州之後，兵力一下子減少到三萬人，而戰鬥力卻依然很強，除了有正確的領導外，上述原因也很重要。認清這一點，能幫助人們更加深刻而全面地理解歷史。

再如，對於抗戰初期王明帶回共產國際“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指示的説法，作者通過直接查閲和請人代為查閲的方式，看了中文和譯成中文的檔案資料，以及俄文、保加利亞文檔案，均沒發現共產國際、斯大林或季米特洛夫有上述説法。據此，作者認為：“由於王明是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成員和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他還曾起草並發表了影響很大的《八一宣言》，雖然他在十二月會議上的報告沒有説是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但許多人把王明的話看作是共產國際的意見。”這樣，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當共產國際在瞭解中國的實際情況後，就明確要求中共中央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解決統一領導問題。

又如，關於遵義會議，作者實事求是地認為：雖然不可能在這一次會議上解決所有問題，但會議前後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由教條主義佔主導逐漸變為實事求是佔主導，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其後，實事求是的觀念一步一步深入中國共產黨人的心中，成為黨內公認的正路。在以後各個時期，它其實成為無形的行為準則，成為判斷是非的標準。黨的歷史也充分表明：實事求是地判斷形勢、確定任務，事業就能取得巨大進步；否則，不尊重客觀實際，不尊重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就可能造成失誤或是失敗。 ^[2] 

2017年7月23日，《生死關頭——中國共產黨的道路抉擇》入選2016年度“中國好書”主題出版類圖書。 ^[7] 

2019年8月，《生死關頭——中國共產黨的道路抉擇》入選”慶祝新中國成立70週年紅色經典閲讀活動薦讀書單“黨史國史軍史類圖書。 ^[8] 

福建省南安市紀委駐市教育局紀檢組姚添丁：《生死關頭——中國共產黨的道路抉擇》真正做到了不誇大歷史功績，不迴避歷史問題，這樣一種歷史擔當的精神與具有深度思考是十分難能可貴的。我們關注研究中國共產黨歷史、閲讀《生死關頭——中國共產黨的道路抉擇》，絕不僅僅只是滿足於一時的歷史興趣，而是寄希望於在對歷史的回顧、檢閲和思索之中，再一次獲得延續歷史、創造歷史和豐富歷史的信心勇氣，一代又一代將歷史接力棒傳遞下去。這本書就像是一把激發歷史思考傳承的導火索，一方面引起我們對往昔的興致，一方面又激發我們對未來嚮往與激情，這也正是人類歷史生生不息、薪火相傳的動力源泉。 ^[9] 

金衝及，1930年出生，男，上海市人。中共黨史和中國近現代史專家，原中國史學會會長。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1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歷任復旦大學團委書記、教務部副主任、教學科學部副主任，文物出版社總編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研究員，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成員。第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現任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諮詢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兼職教授和博士生導師，俄羅斯科學院外籍院士。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