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惜分

1916年4月17日，他出生於四川鄰水縣一個貧寒家庭。華北事變後，22歲的他奔赴延安，先後在抗日軍政大學和馬列學院學習。此後，他先後擔任八路軍高級幹部研究班政治教員、新華社綏蒙分社記者、新華社晉綏總分社編輯，後隨劉鄧部隊前往解放大西南。1949年重慶解放後，他又任新華社西南總分社採編部主任。

曾任中國新聞教育學會副會長、中國新聞學會理事、全國記者協會特邀理事、吳玉章獎金新聞評審組召集人等。甘惜分從事新聞教育工作多年，主要研究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理論。

1954年，甘惜分調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任教，之後隨此專業併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任教，從新聞記者轉型投入新聞教育和研究，先後成為我國第一批新聞學碩士生導師、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導師，並於1980年創辦了《新聞學論集》並任主編。

40年來，甘惜分一直孜孜以求從事新聞教育和新聞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理論，撰寫了《新聞理論基礎》《新聞原理綱要》《新聞論爭三十年》等多部著作。

1938年赴延安，在抗日軍政大學和馬列學院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任八路軍120師政治教員和政策研究員。

1945年任新華通訊社綏蒙分社記者。

1946年參加《綏蒙日報》的創辦工作。1947年任新華社晉綏總分社編輯。

1949年任新華社西南總分社採編部主任。

1954年9月到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任副教授。

1958年，隨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併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任教授、新聞學博士研究生導師、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委員、校輿論研究所所長。

1998年甘惜分教授正式退休。 ^[1] 

2016年1月8日22時55分，因突發高燒引發心梗，不幸去世，享年100歲。

2016年1月16日，新聞學界“泰斗”甘惜分教授的追悼會，在八寶山殯儀館東禮堂舉行。 ^[2] 

曾獲中國傳媒大會授予的傑出成就獎、北京鄒韜奮園丁獎。

2015年12月，中國新聞史學會輿論學研究委員會為甘惜分教授頒發了“中國輿論學研究終身成就獎”。 ^[1] 

甘惜分教授的新聞思想有他自己獨特發展的曲折過程。1954 年他初到北大，解放前遺留下來的新聞理論教材不能用了，要重新編寫以馬克思主義為指針的新教材，那時蘇聯也不重視新聞理論，甘教授決心走一條中國自己的路。但是，受那時缺乏獨立思考的時代氛圍影響，他以黨的決議、指示和自己的新聞工作經驗為思想來源。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甘惜分教授維護黨報的優良傳統，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探索新聞規律，而他新聞觀點的重大突破是在20世紀80 年代後半期的改革開放大潮中。甘惜分教授領導的輿論研究所進行了幾次民意測驗，向社會公佈了調查結果，引起國內外關注。調查表明，廣大羣眾（包括高級幹部和社會知名人士） 都對中國傳媒的可信度表示不滿。眼見經濟體制改革洶湧澎湃，而政治體制改革包括新聞體制改革卻畏縮不前，黨內外腐敗之風橫行，新聞監督無能為力，廣大羣眾呼籲進行新聞體制改革。甘教授的思潮如同青年學者一樣活躍起來，大膽進行科學追求。

他的新聞思想首先強調要尊重新聞的客觀規律，新聞規律是第一性的，新聞政策和編輯方針是第二性的。應當是按新聞自身的規律制定新聞政策和編輯方針，而不是相反。這一思想具有針對性。長久以來，領導部門常以個人意志發號施令，而不顧新聞工作的自身規律，甚至根本否認新聞工作規律的存在，不承認新聞學。

甘教授提出了他的“新聞三角理論”。以新聞學的研究對象——新聞媒體（報紙及以後出現的廣播、電視、電子網絡）為中心，它的一側是客觀外界的新生事物，另一側是渴望瞭解外界事物真相的廣大受眾，這兩側與新聞媒體構成了一個三角體，客觀世界的變化通過新聞媒體的報道傳達到廣大受眾之中。同時，新聞媒體也把社會輿論以及自己對輿論的引導傳達到受眾中去，以影響人民的思想動向。

這裏就產生了圍繞新聞媒體的一系列問題：第一，新聞媒體必須依靠人民，人民是新聞媒體的服務對象，人民是自願地而不是被強制地選擇他所喜愛的媒體，媒體對人民服務不好，不能反映人民的輿論，人民不能從媒體得到可靠而豐富的信息，它就可能被人民拋棄。但與此同時，新聞媒體對人民羣眾應起引導和啓迪作用，而不能迎合某些羣眾的低級趣味。第二，新聞媒體必須客觀真實地報道最新的事態發展，不僅對每一事件的報道是真實可靠的，而且要全面反映時代的真相，不能欺騙人民而歪曲事實，不能只把事實的一個方面告訴人民，而把事實的另一面隱瞞着，這是對人民的欺騙。甘惜分教授多次強調真實是新聞的生命，掩蓋事實是新聞的陷阱，製造假象無異於自殺，這種媒體毫無威信可言。這樣，客觀外界-新聞媒體-廣大受眾就構成了密不可分的三角關係。廣大受眾不可能事事都直接瞭解外界，必須依靠媒體作中介。同樣，客觀世界新變化也不可能自己跑到受眾那裏去，需要媒體這個中介的傳遞。新聞媒體能否當好這個中介，能否正確處理好這個三角關係，是新聞事業能否興旺發達的關鍵。在這裏，甘惜分教授十分看重新聞媒體和政治權力者的關係。新聞媒體通常是被政黨、政府或政治權力人物所控制，成為權力者的宣傳工具。代表人民利益的權力者，其媒體也可以是人民的喉舌。當權力者尊重媒體的獨立自主性，對人民言論採取較為寬鬆的政策時，新聞媒體可以辦得生動活潑起來。

影響深遠的《新聞理論基礎》是新中國成立後出版的第一部全面闡述新聞傳播規律及新聞事業的專著。一經出版隨即轟動，共印刷20萬冊，成為大學新聞學理論的入門課本。1993年，他主編的《新聞學大辭典》出版，這是新中國第一部詳細、全面的新聞學辭書。 ^[3] 

此外，他還創建了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並在學校指導開設了輿論調查原理與方法、輿論學原理等課程。作為師長，甘惜分數十年來桃李滿園，童兵、鄭保衞、喻國明、劉建明等一批弟子在他的悉心指導下成為了中國新聞界新一代領軍人物。2009年，甘惜分被授予中國人民大學首批“榮譽一級教授”稱號。

鑑於國際新聞界的多樣化，衝破了關起門來進行新聞控制的舊格局，形成了國際新聞競爭的新局面，甘教授力主中國新聞界改革開放，讓中國瞭解世界，讓世界瞭解中國，中國必須闖入世界新聞大國之林，不能讓幾個西方大國形成國際新聞壟斷。為此，甘教授提出：採取“多聲一向論”。“一向”即共同的政治方向，為祖國服務，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在此共同基礎上，實行新聞開放和言論開放，除辦好黨報外，試辦幾家民間報紙，加強人民對黨和政府政策和官員的監督，打破新聞批評的禁區，讓人民暢所欲言。一方面大力整頓政紀黨紀，消除特權，嚴懲腐敗，另一方面逐漸加強媒體的輿論監督作用。雙管齊下，不會製造政治混亂，而有助於政治穩定。任何時候，新聞界要防止來自“左”的和右的思想傾向的干擾。 甘惜分教授倡導“新聞與歷史同一論”，目的在於加強新聞工作者的歷史責任感。他認為新聞是當代的歷史，歷史是已經過去了的新聞。他反對把新聞與歷史截然分開的觀點，確認真實的新聞就是不朽的歷史記錄。寫新聞，辦報紙，要像史學家一樣力求真實和嚴謹，經得起歷史的檢驗，當代的新聞記者就是當代的歷史學家，要向古代偉大的史學家學習面對事實不屈不撓的風骨。

關於新聞體制改革的一切構想，甘惜分教授的目的在於有利於國家進步、有利於人民的智慧和覺醒、有利於減少黨和羣眾的矛盾、有利於提高黨在人民中的威望、有利於中國成為當之無愧的新聞大國。

甘教授反對照搬西方新聞模式，西方媒體那種濫用新聞自由的作法，是不值得效法的。但是民主沒有國界，按照憲法，人民的政治權利一定要受到尊重，否則不利於國家穩定。

由於新聞學還很年輕，由於它與政局聯繫十分緊密，因而新聞學理論著作十分難產。甘惜分教授的第一本新聞學著作是《新聞理論基礎》（1980 年） ，這是中國以馬克思主義觀點論述新聞理論的第一部理論著作，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新聞理論專著，很受國內新聞界重視，中國社科院曾組織學術討論，各高等新聞院校採作教材，先後印刷20 萬冊。1985 年，他出版《新聞論爭三十年》，1992 年主編完成《新聞學大辭典》（180 萬字）。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撥亂反正的口號，理論戰線開展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討論，理論界出現了繁榮局面。寬鬆的理論環境使甘惜分教授深受鼓舞，他帶着深厚的使命感重新研讀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關於黨報和人類新聞活動的論述，考察了中國共產黨的新聞工作實踐，於1982年出版了《新聞理論基礎》一書，構建了中國的黨報理論體系。該書成為全國有深刻影響的新聞理論著作，被國家教委指定為全國自學考試必讀書籍，在發行的高峯期，銷售20多萬冊，仍有一些新聞專業院、系把它作為教材或教學參考書。現已進入中老年的新聞理論學者，幾乎沒有一人不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過他的觀點，其影響力遠非所能估價。

《新聞理論基礎》把經過實踐檢驗的黨報思想納入一個個理論範疇，通過嚴密的論證闡釋了黨報的重要原則。如果説，在此之前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提出的黨報觀點還沒有在演繹體系中再現其理論前提和完整的邏輯，那麼，甘教授則把這些觀點整合為一個理論框架，證明這些觀點的必然性和相互間的聯繫。貫穿全書的紅線是黨報的求實精神和記者如何服務於黨的新聞事業，處處顯露出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精華。全書以“新聞”作為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解剖新聞-傳播者-受眾三者的關係（作者在主編的《新聞學大辭典》中稱之為“小三角”理論），從而引出新聞控制者-廣大受眾-不斷變動着的現實世界三者的關係（作者在《新聞學大辭典》中稱之為“大三角”理論）。書中提出黨報運用新聞手段教育羣眾，以無產階級思想改造人類、改造世界的宗旨，並對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理論基礎、性質、特徵和職能進行了全面研究。書中的觀點仍然是正確的，引起歧義的個別觀點是由於忽略了其特定歷史環境而產生的誤解，並非這類觀點違背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相對的、都是有條件的。

1988年6月，新華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聞論爭三十年》一書，大都針對有爭議的問題進一步廓清黨報的理論是非。其中《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基本觀點》、《對立統一規律在我們筆下》、《報紙和無產階級專政》和《馬克思、恩格斯是無產階級新聞學的奠基者》四篇論文以新的高度概括了作者的黨報觀，對“報紙的階級性”、“黨報的無產階級專政工具論”做了更深入的論述，在理論上形成更為嚴整的論證體系。 ^[4] 

新聞學術著作還有：《新聞原理綱要》、《新聞學大辭典》（主編）、《一個新聞學者的自白》、《甘惜分自選集》、《甘惜分文集》、《新聞通訊講義》、《新聞特寫選》（主編）等。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