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里·伊萬諾維奇·崔可夫

1900年2月12日[俄歷1月31日]，瓦西里·伊萬諾維奇·崔可夫出生在俄羅斯帝國圖拉省奧謝特爾河谷一個叫做謝列布里亞內普魯德村的農民家庭裏。1912年，由於家境貧寒，12歲的小崔可夫就不得不過早輟學，離家出走，來到彼得堡的彼得·薩韋利耶夫工廠製造馬剌，以掙錢餬口。 ^[7] 

這一時期的俄國正處於階級矛盾日趨尖鋭、社會主義革命即將爆發的前夜，在這一歷史轉折關頭，崔可夫在工人中，受到進步思想的影響，特別是在他的兩個哥哥服役的波羅的海艦隊的水兵中，他大量接觸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新思想。他閲讀了《共產黨宣言》，看到了許多布爾什維克的報紙和傳單，思想覺悟有很大的提高。崔可夫曾在回憶錄中寫道：“在那個時候，我還不懂得宣言裏所説的深奧的理論，但我深深地懂得：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有枷鎖，而他們將得到的是整個世界。工人階級在反對資本家和地主的鬥爭中將起決定性作用。” ^[7] 

蘇俄國內戰爭期間的崔可夫(3張)

1917年在喀琅施塔得水雷手中隊當見習水兵。1918年春，在經歷了十月革命後，崔可夫進入紅軍莫斯科軍事教官訓練班，成為第一期學員。在訓練班，崔可夫接受了嚴格的軍事訓練，軍事素質有極大的提高。 ^[7] 

在軍事訓練班，崔可夫參與平定了莫斯科“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叛亂。畢業後，他參加了蘇俄國內戰爭，在南方面軍任副連長。1918年11月和1919年5月先後在東方面軍和西方面軍第2集團軍第28師第40團任副團長、團長。在1919年春天，崔可夫率部參加了粉碎亞歷山大·瓦西裏耶維奇·高爾察克的白衞軍的戰鬥，並於5月初擊退了高爾察克的進攻。由於在戰鬥中的出色表現，5月4日，他被接受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隨後，崔可夫被調往西方面軍任團長，參加了對波蘭白軍的戰鬥。由於作戰英勇，崔可夫在這一時期榮獲兩枚紅旗勳章。 ^[7] 

（圖冊參考資料 ^[9]  ）

1922年，戰事停息下來，崔可夫申請系統學習軍事理論。8月，他如願以償地成為伏龍芝軍事學院第五期的學員。 ^[7]  在三年的時間裏，崔可夫得以系統地學習了軍事理論，使自己的軍事理論素養在豐富的實戰經驗基礎上得到很大的提升。1925年8月，崔可夫以優異成績畢業。

由於學業優異，崔可夫被學院決定留在東方系的中國部繼續作為期一年的深造。東方系的主要任務是培養新一代的軍事外交官，對學員的要求十分嚴格。崔可夫在東方系中國部學習期間，將大量時間和精力用於學習中國的漢語，並經常去納裏曼諾夫東方大學，與中國留學生一起討論有關中國的問題。

1926年秋，伏龍芝軍事學院東方系中國部的實習生崔可夫，以外交隨員的身份，隨資深外交官克羅日科前往中國。在首次的中國之旅中，他先後到過中國的哈爾濱、長春、旅順、大連、天津、北京。此時的中國正處在戰亂之中，崔可夫深切感受到戰亂給中國人民帶來的苦難。

1927年秋，崔可夫正式完成在伏龍芝軍事學院東方系的學業，再度前往中國，擔任軍事顧問。 ^[7]  在這次軍事顧問的兩年任職期間，崔可夫四處遊歷，足跡幾遍佈整個華北、華南和四川省。他進一步加深了對中國的瞭解，並學會講一口流利的中國話。

1929年，中蘇雙方在中東鐵路問題上出現糾紛，事態愈演愈烈，兩國軍隊在邊境地區不斷結集。7月13日，蘇聯宣佈與中國斷絕外交關係，崔可夫奉命隨蘇方外交人員撤回國內。8月6日，蘇聯軍事委員會組建遠東特別集團軍，任命曾在1924至1927年在中國擔任孫中山顧問的布柳赫爾（加侖）出任該集團軍司令官；15日，蘇聯政府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16日，中國東北的大將張學良發表了對蘇作戰動員令，決定以東北軍的6萬兵力分東、西兩路抗擊蘇軍。此時，剛剛回國的崔可夫立即奉命趕赴遠東特別集團軍司令部的駐地伯力，在該集團軍參謀部從事情報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直接對集團軍司令官布柳赫爾負責。從10月10日起，中蘇雙方在黑龍江和松花江的匯合處——同江、富錦地區進行激戰，裝備陳舊的中國東北軍失利；11月17日，蘇軍又猛攻黑龍江省東部的密山地區、西部的滿洲里與海拉爾地區，再次得手。戰場上的失敗，使張學良不得不接受了《伯力協定》。而崔可夫則在此次中蘇軍隊交戰的前線，首次親眼目睹了蘇軍步兵與戰車部隊協同作戰的巨大威力。

1929年，崔可夫回國，任紅旗遠東特別集團軍司令部處長。 ^[7] 

1930年代初，蘇軍開始進行技術裝備改造，組建了裝甲和機械化部隊，發展了空軍、炮兵及其它兵種，並大力培養各級指揮官。具有實戰經驗、系統軍事理論素養和外交官履歷的崔可夫被蘇聯軍事委員會選派擔任首長進修班主任職務 ^[7]  。他在這一任上，極力推廣新的軍事理論和軍事技術，深入探討了縱深戰鬥和縱深戰役理論，倡導走出傳統的單一“陣地戰的死衚衕”。

1936年初，崔可夫被選送入紅軍機械化和摩托化學院的速成班學習；12月，他從速成班畢業後被分配擔任機械化旅的旅長。 ^[7] 

1938年4月，年僅38歲的崔可夫被任命為步兵第5軍的少將軍長；僅僅3個月之後，他又升任白俄羅斯特別軍區博布魯伊斯克集羣司令官。 ^[7] 

1939年初，國際形勢因希特勒德國的擴軍備戰而日趨惡化，位於蘇聯西部前哨的白俄羅斯特別軍區進行重大改組，在原博布魯伊斯克集羣的基礎上組建了第4集團軍，39歲的崔可夫出任集團軍司令官。8月23日，《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同月，崔可夫指揮的第4集團軍被編入白俄羅斯方面軍，參加了蘇軍入侵波蘭，所謂“解放”西白俄羅斯的行動 ^[7]  。

早在1938年4月，蘇聯政府就以加強北方防務為由，多次向芬蘭政府提出無理要求，要獲得租借芬蘭本土和芬蘭灣某些屬於芬蘭的島嶼並取得在這些島嶼上設防的權利；芬蘭政府在保證不允許任何國家利用芬蘭領土作為進攻蘇聯基地的同時，拒絕了蘇聯政府提出的無理要求。在幾番秘密談判和要挾不成之後，蘇聯政府於當年12月宣佈廢止1932年簽訂的《蘇芬互不侵犯條約》，斷絕與芬蘭的外交關係，要發起對芬蘭的戰爭。於是，參加侵波戰爭的第4集團軍司令官崔可夫被調任第9集團軍司令官 ^[7]  ，指揮該集團軍所轄的4個師承擔了對芬戰爭中切斷芬蘭“腰部”的任務；但仕途坦蕩的崔可夫此次在戰場上卻沒能交上好運。12月底，崔可夫的第9集團軍雖然楔入芬軍防禦區40多公里，但在隨後的戰鬥中，他的兩個主力師即摩托化步兵第44師和步兵第163師（共擁有48000人、335門火炮、100多輛戰車和50輛裝甲車），極不適應芬蘭的嚴寒氣候，被芬軍殲滅過半。崔可夫因此被解除了第9集團軍司令官的職務。

1940年12月，遠東方面的國際局勢日益緊張，日本已吞併了大半個中國，並在北上進攻蘇聯和南下同英美開戰之間舉棋不定。在這種情況下，熟悉中國情況並在中國工作過的崔可夫再一次被派到中國，任駐蘇聯駐華大使館武官兼國民政府軍事總顧問 ^[8]  。 ^[7] 

當時，中國軍隊裏有不少的外國軍事顧問；蘇聯的軍事顧問遍佈除共產黨軍隊之外的各個戰區。他很快就獲知，蔣介石統率的部隊有290個步兵師、14個騎兵師、22個炮兵團、6個迫擊炮團及其它部隊，總人數為3856000人。不久，崔可夫瞭解到實情是：中國有些部隊只是徒有虛番號的空架子部隊；中國很多部隊的裝備、戰鬥力和士氣都很低；很多士兵僅是為了在軍隊裏混飯吃而已，但他們有着吃苦耐勞、逆來順受和忍氣吞聲的良好秉性；國共兩黨的軍隊沒能建立起良好的協同作戰關係（他本人也不便協調這種關係）。崔可夫在與國民黨軍事領導人接觸時發現，“他們容不得批評，甚至是最合理的批評”。在就任蔣介石的總軍事顧問期間，崔可夫制訂過不少軍事計劃，但多數難以獲得蔣介石的首肯。

在重慶，崔可夫還廣泛接觸各國的駐華使節以收集各種情報。他與美國駐華代理武官雷特上校、法國維希政府的駐華武官馮伊上校等人建立了良好的信任關係。他對各種情報進行仔細的分析後，幫助莫斯科方面確定了日軍的南進戰略企圖，為蘇聯政府與日本簽訂《蘇日中立條約》以避免兩線作戰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

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隨着德軍一路東進，攻陷明斯克、佔領基輔、奪取斯摩稜斯克，直逼莫斯科城下，列寧格勒陷入重圍，崔可夫的心情十分沉重。他渴望投入到保衞祖國的戰鬥中去。 ^[7] 

1942年3月，崔可夫回到莫斯科。5月，被任命為配置在圖拉地區的預備隊第1集團軍副司令員。因為蘇軍最高統帥部尚未任命司令員，所以指揮部隊的責任完全落在崔可夫的身上。 ^[7] 

崔可夫上任時蘇德戰場的形勢是，德軍在莫斯科城下被擊潰（參見詞條莫斯科戰役），德軍企圖以“閃電戰”征服蘇聯的計劃破產。但德軍統帥部並未因此而罷手，他們很快制定了1942年夏季戰略進攻計劃。該計劃是在蘇德戰場南翼集中兵力，迅速攻佔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佔領巴庫，奪取石油資源，佔領富饒的伏爾加河下游地區，然後北取莫斯科，南出波斯灣。面對氣勢洶洶的德軍，最高統帥部正確分析了形勢，計劃通過頑強的防禦削弱並阻止德軍進攻集團，不讓它進至伏爾加河，從而贏得必要的時間來組訓預備隊，待條件成熟後轉入反攻，以求全殲德軍重兵集團，扭轉蘇德整個戰場的形勢。 ^[7] 

7月初，最高統帥部命令將崔可夫中將指揮的預備隊第1集團軍改稱第64集團軍，並將該集團軍部署在頓河地區，其主要任務是在頓河或伏爾加河與頓河之間的某一地域接敵。 ^[7] 

1942年7月17日，斯大林格勒（今俄羅斯伏爾加格勒）戰役打響，崔可夫所率第64集團軍被部署在頓河大彎曲部。7月25日，崔可夫參加了衞國戰爭中的第一次戰鬥。由於德軍佔有優勢，蘇軍後援部隊未能及時趕到，第64集團軍被迫退過頓河。8月初，崔可夫的第64集團軍被編入東南方面軍，展開層層阻擊戰，阻滯德軍接近斯大林格勒。崔可夫還指揮部隊不斷對敵軍主力實施強有力的反攻擊，以消耗德軍的有生力量。 ^[7] 

崔可夫在指揮部隊進行遠接近地防禦戰中，多次遇到險情，他所乘坐的飛機因負傷被迫在草原上降落，他所在的指揮掩蔽部差一點被德軍空投的炸彈命中。崔可夫置危險於不顧，仍然鎮靜地指揮部隊。至1942年9月12日，第64集團軍的部隊在敵人優勢兵力的壓迫下，經過英勇抵抗之後，撤退到距斯大林格勒2至10公里的防線上。德軍突擊集團從東北和西南兩面直接攻向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城區爭奪戰開始。 ^[7] 

在戰役進行的關鍵時刻，方面軍軍事委員會召見了崔可夫。1942年9月12日，在方面軍司令部，司令員安德烈·伊萬諾維奇·葉廖緬科和軍事委員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宣佈任命崔可夫為第62集團軍司令員，接替認為這個集團軍守不住斯大林格勒的安東·伊萬諾維奇·洛帕京。崔可夫在危難之際勇挑重擔，他表示：“我發誓決不離開這座城市，我將採取一切辦法堅守。我決心要麼就守住城市，要麼就戰死在那裏。” ^[7] 

崔可夫接到任命後，立即趕赴第62集團軍司令部，對部隊進行了整頓，並經集團軍軍事委員會作出決定：斯大林格勒是我們最後的戰場，為了保衞這座城市，不能繼續後退，要與敵人背水一戰；集團軍司令部留在右岸斯大林格勒城內，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向左岸或島上撤退。 ^[7] 

斯大林格勒保衞戰中的崔可夫(2張)

9月12日，希特勒下令第6集團軍不惜任何代價，迅速攻佔斯大林格勒。德軍不顧重大傷亡，每天從早到晚連續衝擊，市區爭奪戰達到白熱化程度，市內的街道和廣場都變成了激烈的戰場。崔可夫指揮部隊進行了英勇抵抗。蘇軍利用建築物組成支撐點和抵抗樞紐部頑強的阻擊敵人。為了鼓舞士氣、堅守城市，即使在德軍已突進到距指揮部1至3公里，指揮部隊作戰已很困難的情況下，崔可夫仍堅守崗位，拒絕把指揮部撤過伏爾加河。 ^[7] 

整個10月份，斯大林格勒都處在激烈的戰鬥之中。10月中旬，希特勒向德軍部隊下達命令，除了斯大林格勒方向以外，在整個蘇德戰線上轉入戰略防禦。德軍繼續調兵遺將，向斯大林格勒實施猛攻。1942年11月11日，德軍發動了最後一次猛攻，第62集團軍被分割成三部分，但崔可夫指揮部隊仍然堅守在陣地上，憑藉這三塊陣地牽制進攻的德軍。 ^[7] 

在崔可夫率領第62集團軍堅守斯大林格勒的同時，蘇聯最高統帥部利用這一段時間在斯大林格勒地區悄悄集結了大量部隊，並制定了圍殲斯大林格勒地域敵軍集團的作戰計劃。1942年11月18日，崔可夫率部守住了重要的戰略要地，斯大林格勒會戰蘇軍防禦階段結束。蘇軍開始了圍殲德軍集團的戰略性進攻戰役。 ^[7] 

攻開始後，崔可夫率部協同友軍參加了圍殲進攻的斯大林格勒的德第6集團軍的戰鬥。1943年1月26日，由西向東進攻的第21集團軍與由東向西進攻的第62集團軍在馬馬耶夫高地會師。德第6集團軍被分成南北兩個集羣。崔可夫的第62集團軍參加了圍殲北部集羣的戰鬥。至2月初，德軍全部停止抵抗，德第6集團軍司令弗雷德裏克·威廉·保盧斯被俘。斯大林格勒會戰以蘇軍的勝利而告結束。 ^[7] 

斯大林格勒會戰打破了希特勒滅亡蘇聯進而稱霸世界的企圖，成為蘇聯衞國戰爭的根本轉折，乃至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大轉折。這一時期，也是崔可夫戎馬生涯中最艱難、最重要的時期，他率領第62集團軍在長達兩個多月的時間裏，經受了德軍優勢兵力的多次進攻，守住了斯大林格勒，為整個會戰的勝利作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在保衞斯大林格勒的鏖戰中，崔可夫堅守陣地拒不後撤，並研究和創造性地運用了城市作戰的各種方法和模式，充分顯示了他的英勇無畏和軍事才幹。而第62集團軍經過戰鬥的洗禮，也威名大震。 ^[7]  蘇軍的《紅星》在社論中説：“第62集團軍的震驚世界的頑強精神，使我統帥部有可能集結兵力，轉入反攻，重創龐大的德國法西斯部隊。”

斯大林格勒會戰結束以後，崔可夫指揮的第62集團軍被調入西南方面軍編成內。並於1943年3月底，從斯大林格勒附近換防到北頓涅茨河的庫皮楊斯克和斯瓦託沃地域，在這個地區進行休整、補充兵員和軍事裝備。4月16日，最高統帥部大本營把第62集團軍改編為近衞第8集團軍。這是對崔可夫指揮的這支部隊的戰鬥力的肯定和信任，是一種崇高的榮譽，最高統帥部大本營在訓令中明確指出：“把富有戰鬥經驗和英勇頑強的部隊組成近衞兵團（近衞步兵軍、近衞集團軍）留作預備或第二梯隊，在進攻戰役中把他們使用在主要突擊方向上實施突破；在防禦戰役中，使用他們去實施反突擊。”此後，這支血戰斯大林格勒的光榮部隊在整個二戰期間一直使用近衞第8集團軍的番號。從此之後，崔可夫長期任第62集團軍（1943年4月16日改稱近衞第8集團軍）司令（僅1943年10至11月間斷）。 ^[7] 

經過休整以後，崔可夫率領近衞第8集團軍參加了1943年7月5日至8月27日的庫爾斯克戰役，以及在西南方向實施的戰略反攻，先後進行了伊久姆—巴爾文科沃、頓巴斯、尼科波爾—克里沃羅格、別列茲涅戈瓦託耶—斯尼吉廖夫卡等戰役，以及強渡北頓涅茨河和第聶伯河、夜襲扎波羅熱和解放敖德薩的作戰。當崔可夫於1944年4月率領部隊解放敖德薩後，莫斯科為此鳴禮炮240響，以慶祝這一勝利。 ^[7] 

1944年3月，崔可夫首次獲得了蘇聯最高榮譽稱號——“蘇聯英雄”。 ^[7] 

近衞第8集團軍於1944年6月初結束瞭解放烏克蘭地區的戰鬥，根據大本營的決定，該部隊被編入白俄羅斯第1方面軍，並被部署在主要突擊方向，即解放白俄羅斯的作戰方向上。對蘇軍來説，解放白俄羅斯對於迅速進入波蘭、攻佔東普魯士開闢通往德國的進攻捷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而德軍也試圖不惜任何代價，固守白俄羅斯。但此時的德軍已是力不從心。戰役開始，蘇軍便不斷突破敵軍的防線（參見詞條白俄羅斯戰役），並於7月初解放明斯克，圍殲了明斯克以東的德軍集團（參見詞條明斯克戰役）。 ^[7] 

在白俄羅斯戰役中，崔可夫率部參加了盧布林—佈列斯特戰役，他指揮集團軍接連強渡西布格河和維斯瓦河，攻佔了馬格努謝夫登陸場。使蘇軍進入到波蘭領土對德對戰。至8月底，蘇軍在多別列、蘇瓦烏基、華沙以東近郊、維斯瓦河以東暫時轉入防禦。隨後，崔可夫晉升為上將。 ^[7] 

接着，崔可夫率近衞第8集團軍參加了維斯瓦河—奧得河戰役。1945年1月12日，烏克蘭第1方面軍發起進攻，1月14日，崔可夫所在的白俄羅斯第1方面軍也發起進攻。崔可夫率部從馬格努謝夫登陸場發起突擊，德軍的防禦很快被突破。蘇軍士氣高漲，以每晝夜前進25公里的高速度向德軍縱深挺進，先是解放了羅茲，並於1月25日強渡瓦爾塔河，突破了德軍在波茲南的防線，合圍德軍6萬人。崔可夫親自指揮了攻克波茲南的戰鬥。2月23日，蘇軍佔領波茲南。與此同時，近衞第8集團軍的另一支部隊協同友軍堅決向西挺進，並於1月28日攻抵德國邊界。2月3日又前出到奧得河。崔可夫命令近衞第4軍從行進間強渡該河，佔領了科斯欽南郊基茨、曼什諾夫、拉特什托起克等地。在2、3月間，蘇軍又進行了多次局部戰鬥，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蘇軍在奧得河左岸的登陸場。這裏距離納粹德國首都柏林只有70多公里了。 ^[7] 

1945年1月23日，蘇軍進抵德波邊界的奧德河 ^[1]  。蘇軍進抵奧得河後，柏林戰役的準備工作便迅速展開，大量的兵員和裝備補充到部隊。蘇軍進行柏林戰役的目標是：在寬大的正面上，儘可能同時實施數個強大的突擊，合圍並分割柏林集團，將其各個殲滅。蘇聯最高統帥部為了打好這最後一役，動用了3個方面軍，即格奧爾吉·康斯坦丁諾維奇·朱可夫指揮的白俄羅斯第1方面軍，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諾維奇·羅科索夫斯基指揮的白俄羅斯第2方面軍，以及由伊萬·斯捷潘諾維奇·科涅夫指揮的烏克蘭第1方面軍。 ^[7] 

崔可夫所在的白俄羅斯第1方面軍的任務是：在格利岑、科斯欽、勒布斯地帶內作戰，並以科斯欽登陸場實施主要突擊，在寬約70公里的正面突破敵人的防禦，粉碎敵柏林集團，攻佔柏林。崔可夫率領的近衞第8集團軍具體承擔的任務，是在霍爾塔夫鐵路車站和薩克多夫村地段突破德軍防禦，並向塞洛、加爾策伊、沙爾勒滕堡方向突擊。 ^[7] 

當時，在柏林方向上，蘇軍以193個師250萬兵力對德軍的85個師100萬人。蘇軍無論是在兵力上還是在技術裝備上都佔有壓倒優勢。但在近衞第8集團軍進攻地帶內，敵軍在第一梯隊部署了3個師的兵力，並擁有大量加強炮兵；在第二梯隊也有3個師。特別是部隊要攻克的塞洛高地，山坡陡峭，德軍在此建立了強大的防禦支撐點。所以，崔可夫部擔負的任務仍然是很艱鉅的。 ^[7] 

1945年4月15日凌晨5時，柏林時間晨3時，蘇軍發動全線進攻。4000門大炮持續進行齊射轟擊，數百台探照燈同時打開照向敵軍陣地，使敵人目眩。崔可夫指揮部隊迅速渡過豪普特運河，並開始強攻塞洛高地。由於德軍在此投入了重兵，蘇軍的進攻遇到頑強的抵抗。崔可夫根據情況迅速變更了兵力部署，集中了優勢火力，於16日再一次發動強攻，就在這一天，崔可夫第二次榮膺蘇聯英雄稱號。17日，蘇軍終於佔領了塞洛高地。接着，他們頂住了德軍一次又一次的反撲，繼續向前突進。到20日，白俄羅斯第1方面軍已連續突破敵人4道防線，德軍已無力再發動反擊，而只能收縮兵力防禦柏林了。 ^[7] 

4月21日，崔可夫指揮部隊抵達柏林市郊。根據方面軍的命令，部隊向柏林東南郊和南郊移動，以便從南面對柏林進行合圍並實施總攻。4月24日，近衞第8集團軍的部隊在強渡施普雷河和達米河後，與烏克蘭第1方面軍的部隊在舍納威德機場地域內會師。德軍柏林集團被分割成柏林集團和法蘭克福—古本集團兩個部分。4月25日，蘇軍與美軍在易北河托爾高地域勝利會師。至此，整個柏林戰役進入了最後決戰階段。 ^[7] 

白俄羅斯第1方面軍和烏克蘭第1方面軍承擔起攻克柏林的任務。崔可夫率領的近衞第8集團軍挺近柏林。4月25日，蘇軍對柏林發起強攻前，崔可夫特意來到炮兵發射陣地，他想看一看試射的情況，“並將我軍對第三帝國實施最後一次突擊的第一排齊射的情景留在自己的記憶裏”。清晨，崔可夫登上設在一座5層樓上的觀察所，親眼目睹了蘇軍發起強攻時萬炮齊轟的壯觀景象。 ^[7] 

城市作戰，特別是在柏林這樣大的城市作戰，要比在野外條件下作戰複雜得多。崔可夫在指揮部隊作戰時，採取了靈活的作戰戰術。他把部隊全部改編為排、連、營為單位的強擊羣的突擊隊，並配備各種口徑的火炮、坦克，士兵採用跳躍式的進攻，進行巷戰。崔可夫還特別強調要充分相信各分隊指揮員的才智，充分發揮每一個戰士的主動戰鬥精神。而他率領的指揮部則主要擔負了組織蒐集情報，協調各突擊隊之間的戰鬥行動，監督彈藥和給養的補充情況，以及確定晝夜間統一的信號標誌等方面的工作。正是由於採用了正確的作戰戰術，所以，儘管蘇軍的進攻不斷遇到德軍的頑強抵抗，但還是很快深入柏林市中心政府辦公的各個街區。4月30日，兩名蘇軍士兵將紅旗插上了德國國會大廈屋頂。 ^[7] 

4月30日晚，德軍陸軍參謀長漢斯·克雷布斯前往崔可夫的指揮部，商談停火事宜。崔可夫從他口中得知希特勒已於當天自殺的消息。他是盟國高級將領中最先獲悉這一消息的人。此次談判未能取得進展。5月1日晨，崔可夫又根據德軍無線電台提出的要求，不顧個人生命危險，來到處於德軍射程範圍的動物園東北角，準備與德軍代表談判德軍投降問題。在等候時，崔可夫遭到德軍中死硬分子的槍擊，大腿和膝關節被擊中，最後被傳令兵拼死救出。 ^[7] 

5月2日，德軍完全停止抵抗，柏林城防司令赫爾穆特·魏德林率殘部投降。1945年5月8日，德軍最高統帥部派出了以威廉·凱特爾為首的代表，在柏林近郊的卡爾斯霍斯特簽署了無條件投降書，德軍正式投降。 ^[7] 

二戰結束後，崔可夫於1945年至1949年任蘇軍駐德軍隊集羣副總司令、第一副總司令，1949年至1953年任總司令，1949年3至11月兼任蘇聯駐德軍管局總指揮，11月起兼任蘇聯對德管制會主席。 ^[7]  他處在冷戰中美蘇對抗的前沿。 ^[6] 

1952年，崔可夫在蘇共十九大上當選為蘇共中央候補委員。

1953年5月底，蘇聯政府取消了德境管制委員會，崔可夫被調回國，擔任基輔軍區司令。 ^[7] 

1955年，55歲的崔可夫晉升為蘇聯元帥。 ^[7] 

1960年4月，崔可夫調任國防部副部長兼陸軍總司令。1961年7月7月，兼任蘇聯民防司令。 ^[14]  在同年的蘇共二十二大上，崔可夫當選為蘇共中央委員，成為蘇聯武裝力量的高層中堅人物。此外，他還是蘇聯第二至十屆最高蘇維埃代表。

在赫魯曉夫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期間，崔可夫受到了重用，成為其得力的軍事助手。崔可夫大力倡導質量建軍，使蘇聯陸軍裝備大量先進的飛彈和核武器，並使蘇聯陸軍完全實現了摩托化；他還使蘇聯的民防工程得到了很大發展。在“古巴導彈危機”事件發生後，赫魯曉夫採取退卻策略，引起蘇聯軍方高層強硬派的不滿；崔可夫積極協助赫魯曉夫在蘇軍高層進行疏導工作。1969年，中蘇珍寶島事件暴發，時任國防部長助理的崔可夫主張“一勞永逸的打擊中國”，甚至準備發射攜帶核彈頭的遠程導彈，對中國發動“外科手術式的核攻擊”最終由於擔心中國的大規模反擊未實施。

1972年，72歲高齡的崔可夫改任國防部總監組總監 ^[14]  ，仍然着力研究軍事理論問題，總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崔可夫晚年勤於筆耕，以自己豐富的人生經歷和非凡的軍事指揮生涯，撰寫了《在戰火中錘鍊青春》和《在華使命》兩部回憶錄和出版了《集體英雄主義的集團軍斯大林格勒：經驗與教訓》《戰火中的180天》《空前的功績》《從斯大林格勒到柏林》《斯大林格勒近衞軍西進》《在烏克蘭的戰鬥》《本世紀之戰》等八部很有份量的戰史著作。 ^[7] 

1982年3月18日，崔可夫去世，終年82歲。以他的地位和職務，本應葬在克里姆林宮宮牆下，但最終還是按其遺願葬於斯大林格勒的馬馬耶夫崗 ^[12]  ，與衞國戰爭期間在此陣亡的數千名將士相伴。 ^[14] 

崔可夫塑像(2張)

崔可夫從19歲開始就參見蘇俄國內戰爭，擔任團長，率領部隊轉戰東西，與高爾察克的白衞軍血戰，同波蘭白軍搏鬥。20世紀20年代赴華任軍事顧問。1940年參加了侵芬戰爭。同年，受斯大林的委託，帶着鼓動中國國民黨抗日、消除蘇聯東部威脅、察明日軍意圖的使命，再度赴華，任駐華武官和蔣介石的軍事總顧問，在外交戰場上巧為斡旋。1942年回國後直接參加衞國戰爭，先後在斯大林格勒方面軍、頓河方面軍、西南方面軍、烏克蘭第3方面軍和白俄羅斯第1方面軍的作戰部隊內任職。他帶領部隊參加了斯大林格勒保衞戰，先後指揮第64、第62集團軍擔負着市區防禦的主要任務，並在城區防禦戰中有諸多戰術創新，成功完成了蘇聯最高統帥部下達的“不許後退一步”的作戰任務。斯大林格勒會戰勝利後，崔可夫的第62集團軍被蘇聯最高統帥部改編為近衞第8集團軍。他率領近衞第8集團軍在解放頓巴斯、強渡第聶伯河、解放敖德薩和維斯瓦河一奧得河等戰役中，指揮突擊部隊，發揮重要作用。在攻克柏林的戰役中，表現突出，立下赫赫戰功。 ^{[6]  [8]} 

崔可夫在豐富的戰鬥實踐中，不拘泥於原有的條令、條例，認為“戰術的使用與制定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加以完善的”，應“根據具體情況，探求組織和遂行戰鬥的新方法”。他指出，如果不經常預見事態的發展，不研究變化的條件，不提出新的問題，遲早會走向失敗。 ^[6] 

在防禦戰鬥中，崔可夫反對消極的陣地防禦，主張抓住每一個有利時機及時轉入反攻，實施積極防禦。在進攻戰鬥中，崔可夫強調時間和突然性，認為出其不意乃取勝之關鍵。為了達成突然性，他創造性地總結出了由戰鬥偵察發展為大規模進攻，將小股部隊的夜襲擴展為以一個方面軍的龐大兵力實施夜襲的新戰法，為蘇軍達成進攻的高速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在進攻戰鬥中，崔可夫還擅長夾擊和側擊，對敵結合部則採用集中突擊的戰術。他認為，對敵情周密細緻的偵察與深刻透徹的分析是完成戰術動作的基礎。作為一名指揮員不僅需要全面掌握己軍的情況，而且要儘可能多地瞭解敵軍的情況，找出敵軍的長處和短處，克敵制勝。為此，崔可夫採取了及時派出偵察員蒐集情報；親赴現地觀察，掌握第一手材料；密切與友鄰聯絡，頻繁交換情報等方略。 ^[6] 

崔可夫認為，對敵情周密細緻的偵察與深刻透徹的分析是完成戰術動作的基礎。作為一名指揮員不僅需要全面掌握己軍的情況，而且要儘可能多地瞭解敵軍的情況，找出敵軍的長處和短處，克敵制勝。為此，崔可夫採取了及時派出偵察員蒐集情報；親赴現地觀察，掌握第一手材料；密切與友鄰聯絡，頻繁交換情報等方略。 ^[6] 

崔可夫特別強調人的作用，他指出戰鬥的勝利不僅取決於力量的強弱對比，而且要講智慧、技能、隨機應變、出其不意等要素，概而言之，就是比士兵的創造性和精神狀況。因此，努力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充分調動士兵的主觀能動性成為崔可夫的一條不可動搖的信念。為了作好思想政治工作，崔可夫強調根據形勢選擇做工作的方式方法，在城市防禦戰中，他就號召廣大政治工作者把政治工作的中心從營團轉移到連隊和強擊隊，採取個別談心等靈活多變的方法，要求各級指揮員要接近戰士，善於找到打開戰士心扉的鑰匙。崔可夫還特別強調黨、團員的先鋒模範作用，要求各級指揮員和黨、團員要與戰士們同甘共苦、生死相依，在戰鬥中身先士卒。崔可夫作為指揮員始終如一地與戰士們保持着密切聯繫，他的指揮所總是設在戰鬥最激烈的地區，對激勵士氣起了極大的鼓舞作用。 ^[6] 

杜正艾：“崔可夫的品格、意志、才幹、博學、律己、勇氣和預見力，都是令人敬慕的，但他性格中的嚴謹超出了常人難以接受的程度，常常令人望而生畏。但無論如何，崔可夫堪稱是一位出色的戰役指揮員和戰術家。” ^[6] 

1955年獲得蘇聯元帥軍銜。 ^[14] 

崔可夫一生共獲2次“蘇聯英雄”稱號（分別為1944年第1958號、1945年第5208號） ^[12]  ，列寧勳章9枚，十月革命勳章1枚，紅旗勳章4枚，一級蘇沃洛夫勳章3枚，紅星勳章1枚，獎章及外國勳章、獎章多枚，榮譽武器1件（1929年）。 ^[14] 

崔可夫被俄羅斯軍事歷史學會評為俄羅斯（蘇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100位軍事領導人之一。 ^[4] 

在戰後的和平時期，崔可夫將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對蘇聯人民進行軍事愛國主義教育方面的工作中。他撰寫了多部著作，回憶親歷的衞國戰爭。他撰寫的著作有：《集體英雄主義的集團軍》，莫斯科1958年版；《戰火中的180天》，莫斯科1962年版；《空前的功績》，莫斯科1965年版；《初上征途》，伏爾加格勒1967年第3版；《在解放烏克蘭的作戰中》，基輔1972年版；《斯大林格勒近衞軍西進》，莫斯科1972年版；《第三帝國的末日》，莫斯科1973年版；《本世紀之戰》，莫斯科1975年版；《戰火中錘鍊青春》，莫斯科1978年第3版（參見中譯版《崔可夫元帥戰爭回憶錄》）。 ^[7] 

父親：伊萬·崔可夫 ^[14] 

母親：伊麗莎白·費奧多羅芙娜 ^[14] 

1949年電影《斯大林格勒戰役》：尼科萊·西蒙諾夫（Nikolai Simonov）飾演崔可夫； ^[10] 

1950年電影《斯大林格勒戰役II》：尼科萊·西蒙諾夫飾演崔可夫。 ^[11] 

崔可夫逝世後，被葬於斯大林格勒（今俄羅斯伏爾加格勒）的馬馬耶夫崗。 ^[12] 

俄羅斯伏爾加格勒、莫斯科等地也有崔可夫的紀念碑。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