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史

1994年休斯在《潘神的勞苦：古代希臘人和羅馬人的環境問題》中提出“環境史作為一門學科，是對人類如何與自然界發生關聯的研究，作為一種方法，是將生態學的原則運用於歷史學”[1]；2001年他在《世界環境史：人類在生命羣落中變化着的作用》中提出“環境史的任務是研究人類與他們所處的自然羣落的關係，以便解釋影響這一關係的變化過程。作為一種方法，環境史將生態分析當作理解人類歷史的一種手段”[2]；2005年他在《地中海地區：一部環境史》中提出“環境史作為一門學科，是對人類社會和自然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的研究，作為一種方法，是使用生態分析作為理解人類歷史的一種手段。”[3]

[1]J. Donald Hughes 《Pan’s Travai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of the Ancient Greeks and Romans》，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3

[2]J. Donald Hughe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World: Humankind’s Changing Role in the Community of Life》，Humankind’s Changing Role in the Community Life, London: Routledge , 2001 P4

[3]J. Donald Hughes 《The Mediterranea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Stnta Barbara, CA P15

中國環境史學是一門正在蓬勃興起的新史學，已經取得了豐富的成果，但學科理論方法尚未形成體系，大量學術空白有待填補，對許多基本問題的認識仍然存在偏差。環境史研究者需要努力加強理論探討，釐清思想觀念，通過深入系統的研究為社會提供正確的思想、知識，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1] 

總體來看，中國環境史研究興起未久，學理建構明顯欠缺，面臨諸多困惑與挑戰。當前，除了要繼續大力開展具體問題的實證研究，亟須在以下幾個方面加強理論探討。 ^[1] 

首先要走出環境歷史觀唸的迷茫。環境史研究伴隨環境保護運動思潮而興起。環保主義者批判人類以自我為中心，自視為世界主宰，粗暴地征服、控制和掠奪大自然，而不顧其他物種的生命價值，導致了當代生態環境危機，主張以“生態中心主義”取代“人類中心主義”。環保主義者的思想主張對認識環境問題無疑具有重要警示作用。然而，激進環保主義者反對“以人為本”，反對給大自然造成任何改變，走向了極端的“生態中心主義”並引起了新的“主義”之爭。爭論懸疑難決，導致環境史價值判斷陷入兩難境地，歷史觀念陷入迷茫，在新舊觀念衝突中出現了不可忽視的認識偏差。其中，有三點特別值得警惕：一是對人類文明的過度責難——認為人類文明的每一次進步都是以犧牲自然環境為代價，文明發展進步觀受到了挑戰、發生了動搖；二是盲目慕古懷舊——對農業時代的人與自然關係過度褒揚，虛構農業社會人與自然關係和諧相融的歷史幻象，甚至宣稱中國古代主張“天人合一”實際上就是一種生態文明；三是對工業文明的全盤否定——認為工業文明過分張揚工具理性，濫用科技暴力，狂熱追求征服自然，瘋狂掠奪資源和製造廢物，破壞了人類生存家園，是生態災難和環境危機的罪魁禍首。持這些觀點的人情緒慷慨激昂，或發思古幽情，或陳樂園之殤，都具有一定歷史根據，亦令人警醒，但失之簡單化和情緒化，缺乏冷峻、理性和客觀的歷史分析，“文明原罪論”和“歷史悲觀主義”色彩明顯，反映了環境歷史認識論的困惑。環境史學者應以高度的學術與社會責任感，強化思想理論探討，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發展正確的環境史觀，引導公眾全面認識生態環境與人類文明的歷史關係，理性看待當代環境、資源危機。 ^[1] 

其次要突破“開發——破壞”的簡單範式。人類利用自然資源和改變生態環境，主要由於經濟需要，人與自然的關係首先也體現在經濟領域，環境史研究重視考察經濟發展與環境變遷的因果關係是理所當然的。從農林史和歷史地理學開始，經濟開發與環境變遷的歷史關係一直受到高度重視。遺憾的是，原本出於總結歷史教訓而採用的“開發——破壞”範式，逐漸固化為一種機械的範式並一直主導着中國環境史研究，既導致問題論説的簡單化，也導致環境史研究課題單一化，人與自然歷史關係的複雜情態未能受到全面重視，環境與政治、社會、文化諸方面歷史關係的研究明顯乏力。事實上，環境問題並非單一經濟因素所致，也不可能僅僅通過經濟調整予以解決，它同時也是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和文化問題，必須全方位地考察人與自然的關係史，才能真正揭示環境問題的本質。 ^[1] 

再次要建構環境史學概念體系和學術框架。中國環境史研究仍處於分散探討的階段，已出版的幾部上下貫通的著作，基本上仍是自然環境變遷史和環境保護史的框架而非綜合的環境史著作，反不如西方學者撰寫的幾部中國環境史著作能夠體現系統分析和綜合考察的旨趣。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國學者對環境史的學理構架一直沒有展開討論。如何開展環境史研究？應當設計怎樣的學術框架？我們應着眼長遠發展，積極建構概念體系，形成思想主線明確、結構層次分明的學術框架。這是一項十分重要、亟待實施的工作。

最後要強化環境史與“大歷史”的聯結。關於環境史的性質和歸屬，有人認為它研究“環境的歷史”，自然是一種“專門史”；更多的人認為它橫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領域，比以往任何一種史學視野都更遼闊，更具“整體史”特徵。專門史也好，整體史也罷，中國環境史問題必須放到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整體脈絡中來觀察，才能得到更充分的認識，而不能流於就事論事和偏執一端。如何把環境史與“大歷史”有機聯結起來，既是一個敍事方法問題，更是一個思想方法問題。 ^[1] 

一般認為，環境史研究肇端於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40年來，西方環境史研究迅速發展，並逐漸躋身主流史學的行列。西方環境史學不是憑空產生的，它與歐美的生態學、人類學、地理學和考古學傳統有着緊密的關係，此前的“環境決定論”與“文化決定論”大論戰為之準備了重要思想素材。西方環境史研究起步之時，正值歐美老牌工業國家生態污染災害頻仍、資源危機加劇、環境保護運動風起雲湧之際，它是在對資本主義弊病的批判和對工業文明前途的困惑中誕生的。 ^[1] 

20世紀90年代，西方環境史學開始被介紹到中國，促進了中國環境史研究的興起，近年來逐漸形成異軍突起之勢。然而，中國環境史研究從思想方法、問題意識、目標指向等方面來説，均非完全舶來之物，而是擁有自身學術基礎和社會條件的。中華民族對人與自然關係的歷史思考可以上溯兩千多年，西漢偉大史學家司馬遷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己任，就包含了揭示經濟、社會與風土環境相互關係的意圖。從那以後，歷代正史、地方史志及其他著述中都有大量關於地理、方物、風土、氣候和特異自然現象的記錄，包含着許多值得環境史學者利用的歷史生態信息和思想元素。在西方環境史學傳入之前，中國歷史地理學、農林史、考古學等領域的學者已開展了不少相關研究，更為中國環境史學的建構提供了豐富的本土學術資源。 ^[1] 

中國環境史研究蹣跚起步之時，我國正朝着工業化和城市化方向急速邁進，用幾十年時間走過了西方國家幾個世紀的工業文明進程。在經濟社會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生態環境亦承受着巨大壓力，資源耗減、環境污染不僅嚴重製約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而且威脅政治穩定與社會和諧。隨着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公眾對生態安全的關注度不斷提高，我們黨和政府審時度勢、順應民心，將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確立為基本國策，把“建設生態文明”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這一新形勢給環境史研究蓬勃興起提供了重要機遇，也賦予歷史學者以特殊的時代使命。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