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危機

10年前，我國學者陳泉生將環境危機的豐要特徵總結為全球化、綜合化、高技術化、極限化。後來，我們發現環境危機的代際化和持久化明顯地表現出來。總體來看有以下特徵：

(一) 環境危機的全球化：過去環境危機的影響範圍、危害對象及後果，主要集中於污染源附近或特定的生態環境裏，呈現局部性和區域性特徵。而當前環境危機則超越國界，表現為全球化的特徵。最為世人關注的温室效應、臭氧層破壞、酸雨等，其影響範圍不但集中於人類居住的地球陸地表面和低層大氣空間，還涉及到高空、海洋。一個國家的大氣污染，特別是二氧化硫排放量過大，可能導致相鄰國家或地區受到酸雨的危害全球氣候變暖，海平面不斷升高，幾乎對所有同家和地區，尤其是沿海國家和地區將造成毀滅性災害，

(二) 環境危機的綜合化：20世紀50年代以來，人們最關心的環境危機還是“三廢”污染及其對健康的危害。但是，當前環境危機已經遠遠超出了這一範疇，涉及到人類生存環境的各個方面，包括森林鋭減、草原退化、沙漠擴展、土壤侵蝕、城市擁擠等諸多領域，呈現綜合化的特徵。

（三）環境危機的代際化：如果將現存的環境危機，與20世紀上半葉的環境危機相比，會發現兩個惡化趨勢：

(1) 從區域性小範圍擴展到全球範圍，環境污染從少數工業城市擴展到整個世界，從發達同家擴展到發展中國家。這其中的原因是發達國家把夕陽工業向發展中同家轉移，同時，發展中國家為了自身的發展，過度開發，出現了經濟發展和環境破壞之間的惡性循環。

(2) 環境破壞從第一代環境問題擴展到第二代環境問題，從宏觀損害擴展到微觀損害。第一代環境問題主要指區域性小範圍的環境污染；第二代環境問題主要指全球環境問題。所謂宏觀損害是指人肉眼看得見的，如混濁的河流、濃密的黑煙、遍地工業廢物等，而微觀損害是指人肉眼看不見的，主要指化學污染物質排放到大氣後，污染物通過呼吸或食物鏈進人人體危害健康。進而環境危機可分為第一代環境危機和第二代環境危機。

(四) 環境危機的高技術化：眾所周知，原子彈、導彈試驗，核反應堆事故等塒環境都會產生嚴重影響，1986年4月26日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爆炸，造成核污染，31人當場死亡、273人受到放射性傷害。13萬居民緊急疏散，事故產生的放射性塵埃隨風飄散，使歐洲許多國家受害，估計受害人數不少於30萬人。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島核電站發生的核泄漏事故，更是一場生態災雄，短期內對日本政治、經濟、社會產生嚴重影響．長期性影響不可估量。核能發電是現代技術服務人類的集中體現，當然，技術越高級，發生預想外風險的概率就越高。

(五) 環境危機的持久化：人類已進入現代文明時期，進入後工業化、信息化時代，但歷史上不同階段產生的環境問題，在當今地球上依然存在，同時，現代社會又滋生出一系列新的環境問題，形成人類社會出現以來各種環境問題存地球上的積累、組合、集中爆發的複雜局面。所有這些環境問題都需要很長時間才可能解決，有的甚至是永遠無法解決。

(六) 環境危機的極限化：科學家認為，當前人類生存的環境已達到地球支持生命能力的極限。環境污染加劇，各種有害化學物質對大氣、水體、土壤、植物的污染，造成不健康影響，二氧化碳等物質的肆意排放，造成温室效應、臭氧層破壞等全球性環境危機，可再生資源受到破壞，不可再生資源已過度使用。目前農業用地退化面積已達到35%。事實上當前的環境危機都從不同層次，通過不同途徑，並互相促進着形成一股推進環惡化的合力，把環境承載容量推向邊沿，使當前環境危機呈現出極限化特徵 ^[1]  。

環境危機主要是指人作用於自然而產生的失範行為。“個體主體”的過分張揚，“類主體”的缺位是環境危機產生的根源。人既是環境危機的造成者，還是環境危機的受害者，還是環境危機的最終解決者。

(一) 環境危機是人的失範行為，人是環境危機的製造者。總的來看，人與自然關係的發展與變化，表現為人對自然的依賴性和能動性。從人類進化的角度來説，人類是自然歷史演化的產物，人類屬於自然。從另一個角度看，人又有社會屬性，人既依賴自然而生存，又是改變自然的主體。人類要改造自然不但要受自然條件的制約，同時也受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制約。因此，人與自然的關係隨着人類社會的發展而發生變化，在不同的的時期有着不同的具體內容。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初期，生產力水平低，人們對自然認知和改造的能力微乎其微，基本上處於狩獵和採集階段，人對自然的依賴性強，受自然環境的制約明顯。進入農業社會，人類生產活動直接作用於自然客體，人類對自然的開發大增，開發和破壞相伴而行。但是，當時的人類改造自然的活動還沒有對自然造成大規模的破壞。人與自然的父系基本上處於相對和諧的“自然中心主義階段”。進入工業社會，人們認知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獲得極大提高。然而，這一時期的自然，已不再是前人眼中不可侵犯的“神聖客體”。人類以自然的統治者自居，認為“人是萬物的尺度”。然而，自然規律是客觀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人只有正確地認識和把握自然規律，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才能認識和改造客觀環境，並使之趨向於人類自身；反之，人類對自然界的種種唯主觀意志的失範性行為，就會造成整個生態系統的巨大破壞，就會遭到自然界的報復。嚴酷的現實要求人們冷靜地審視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在尊重自然規律及其內在價值的基礎上來規範人類的實踐活動，背客觀規律去苛求自然界“為我”服務，必然導致環境危機，從這個意義上説，人是環境危機的造成者。

(二) 環境危機是人的利己的個體本位思想意識的結果。人類從羣體本位發展到個體本位，就逐漸地形成了一切從自我出發的自私自利的利己的思想意識這種自私自利的利己的思想意識，又恰恰是導致環境危機的直接的思想根源。因此，人類要克服環境危機就必須改變人的這種一切從自我出發的利已本性。人的本性不是天生具有的，是由社會實踐所決定的。而社會實踐又是不斷髮展變化的，所以，人的本性也必將隨着社會實踐的發展而發展、變化而變化。今天，人類社會之所以產生了環境危機是由於人類正處於個體本位主導的時代，因為人的本性從過去的羣體本位性發展到了現在的個體本位性。現在人的個體本位性在充分顯示出人的活動的主體性，即個人的積極性、創造性和自主性的同時，也暴露了這種個人主體性的嚴重弊端。現在這種個體本位主體已嚴重阻礙了人類社會的繼續向前發展，威脅着人類社會的繼續生存。因此，必須變革人類的這種個體主體性的主導地位。由於人的本性是可變的，而人類社會已經實現了從羣體本位的主導地位向個體本位的轉變，這是人自身發展所必須遵循的規律。但是這個規律也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實現，要實現這個轉變規律，就必須提高人自身的素質。

(三) 環境危機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

生態環境危機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工業革命不僅是一次技術革命，也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對人類社會的各個方面都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工業革命明顯提高了社會生產力，同時也加速了生態環境危機的出現。工業革命是具有利弊二重性的“雙刀劍”，不論對自然界還是人類自身都是如此、工業革命推動了人類文明更加迅猛地發展，同時也加速了對自然的破壞，加速了人類自掘墳墓的進程。關於工業革命與生態環境危機的關係，有人認為，生態環境危機歸根結底不是由工業化引起的，而是由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對此，也有相反觀點，認為工業革命造成了生態環境危機，而與社會制度和經濟體制無關。社會主義同樣存在生態環境危機。生態環境危機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在這個階段中，人類智慧和生產力(也可以是破壞自然的能力)發展到一定水平，但還沒有達到可以正確認識自己與自然的關係並與自然和諧共處的高度。這種不足夠高的智慧可以使人類獲得足以傷害自然的力量，然而卻不足以避免對自己的傷害，當然，生態環境危機不只出現在工業革命之後，只要有人類的擾動超出生態系統的自我恢復限度，這種危機就會出現。只是工業革命引發的生態危機更加迅猛、更加廣泛。

環境危機的實質是人地系統存其內部的人類社會要素與自然環境要素之間不協調的相互作用下，偏離了原有的穩定狀態，導致系統內部自然環境要素的退化。因此，解決當今面臨的資源短缺、環境污染及生態破壞等環境危機，必須以系統科學的理論與方法為指導，從協調人類與自然的相互關係着手，促進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環境危機的實質是人類理性危機，我國學者王鳳珍基於人類理性發展的三個階段，論述環境危機的實質是人類理性危機。總的來看，人類理性的發展歷程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古代的以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客體性形而上學的本體論化的思維方式，可歸結為“自然中心主義”的思維方式；第二，近代的以笛卡爾、康德等為代表的主體性形而上學的認識論化的思維方式，可歸結為唯人類中心主義思維方式；第三，現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論的思維方式，可歸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人類中心主義的思維方式，這三種思維方式與環境危機有着不同的關係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