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主義

環境主義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環境決定論和環境或然論。前者認為自然地理環境對一個民族的精神、氣質和行為及國家的法律與政體起決定性作用，否認歷史、傳統、社會和經濟等因素的作用；後者認為環境僅僅為人類行為提供了可能。生物演進理論和胚胎理論也可以依據它們對於環境的強調劃分為兩派，達爾文主義在較大的尺度上可以説是環境主義。幾乎同時，一些人類學家、心理學家和哲學家的理論中出現了環境主義的思想，如文化人類學家F.博厄斯、G.H.米德、R.H.羅維、A.L.克魯伯，行為主義的代表W.B.沃森，實踐哲學家J.杜威等。他們從各個方面論述環境對人和社會的作用與意義。這些理論探討環境與人類及人類社會的形成發展的關係，為後來的環境主義提供了理論背景。 　

20世紀前半期的A.利奧波德、G.平肖和J.繆爾等人是現代環境主義的先驅。他們反對工業化和城市化對自然景觀（大地）的破壞，呼籲保護有價值的自然地帶，建立了大量的自然保護區和半保護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環境主義”一詞已經獲得特別的內涵，特指現代社會生活對鄉村、城市、家居和工作環境的關心，或者更進一步，通過與環境相連的審美和宗教經驗達到自我認同的需要。當工業化和城市化巨大的負面影響與對牧歌式的鄉村生活的羅曼蒂克幻想之間出現不可彌補的鴻溝時，環境主義的出現也就具備了條件。 　　

1962年，R.卡森的《寂靜的春天》一書問世，這一事件通常被認為是現代環境主義誕生的標誌。這時面對的不僅是鄉村籬笆的喪失，而且是全球毀滅的可能性，因此環境主義要求推行更為激進的改革，建立起符合生態規律的社會秩序與制度。在環境主義運動的推動下，許多工業國家設立了環境保護機構，制定了環境法，進行各種環境規劃。當時學科研究中的各種理論紛紛轉向研究環境問題，並一時間蔚然成風，如以H.M.恩岑斯貝格爾、A.施奈伯格和D.佩珀等人為代表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以R.巴羅、O.烏爾裏希、A.格茨和B.康芒納等為代表的去工業化理論和反生產理論。這些理論論證資本主義、工業主義和生產主義等佔據主流的意識形態對於環境的危害，以及與環境改善之間矛盾的不可調解性。

此外，還出現激進環境主義，挪威哲學家A.奈斯提出的深層生態學是其典型代表。深層生態學的出現是環境運動由改良向激進的一個轉折，它起源於對生態環境問題的關注，又很快與其他反主流文化合流，並迅速成為激進環境運動的主導力量。作為一種激進的環境主義，深層生態學從一開始就以反對人類中心主義世界觀的姿態出現，態度十分鮮明，它試圖通過否定人類中心主義來擺正人在自然界的位置。深層生態學尖鋭地指出建立在人類中心主義世界觀基礎上的環境保護主義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以承認自然界中每個個體的內在價值以及生態關係的第一優先為前提，才能論及其他。

激進環境主義的政治哲學稱為生態主義。生態主義者還把生態比擬到人類社會中，或者藉此比擬社會關係，認為現有的社會秩序是反生態的，而好的生活的政治意識形態一定在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方面不同於現在的政治意識形態。生態主義者常常會採取激進的方式來對抗現有的秩序。如地球至上論者，就稱自己的行動為生態恐怖主義策略。 ^[2]  　　

環境主義內部有各種流派，它們之間壁壘森嚴，有的觀點相互矛盾甚至對立。但所有自歸於或者被歸於環境主義的運動、團體、理論等形式都有一個共同的認識：人的個人實現，肉身、道德、智識、審美趣味的發展及生存需要，必須依靠相互聯繫的社會、經濟和生物圈組成的這個複雜網絡的現狀和發展過程。環境主義還特別強調，有必要調整人類行為，以保持和改善這個網絡，尤其是其中的生物物理狀況的持續性。自然環境是有價值的，無論這個價值是內在的還是工具性的，都值得為地球的今天和未來而保護它。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