琳達·巴克

1947年1月29日，琳達·巴克出生在華盛頓州的西雅圖，一座被羣山、森林和大海包圍的城市。她母親是19世紀末來到美國的瑞典移民的女兒，而她父親的家族一方有愛爾蘭血統，另一方有可以追溯到美國革命的祖先。她是三個孩子中的老二，都是女孩。她的母親是一個家庭主婦，她非常善良、機智，喜歡字謎遊戲。她父親是一名電氣工程師，他在家裏花了很多時間發明東西，並在她們的地下室裏建造。也許是她父母對謎題和發明的興趣為她未來對科學的熱愛埋下了種子，但她小時候從未想過有一天她會成為一名科學家。 ^[4] 

在巴克的童年時期，她做了女孩們經常做的事情，比如玩娃娃。她也很好奇，很容易感到無聊，所以她經常開始新的冒險。除了學校和音樂課，她的生活相對沒有條理，她得到了相當大的獨立性。她從母親那裏學會了欣賞音樂和美麗，父親教她如何使用電動工具和建造東西。她花了很多時間和她的外祖母在一起，她給她講了她在瑞典少女時代的神奇故事，讓她高興的是，她教她如何為她的娃娃縫製衣服。她很幸運，有非常支持她的父母，他們告訴她，她有能力在生活中做任何她想做的事。他們教會她獨立思考，對自己的想法持批評態度，用她母親的話來説，他們敦促她用生命做一些有價值的事情，“不要滿足於平庸的事情”。她現在意識到，她內化了這些教訓，它們影響了她作為一名科學家的工作。

巴克在華盛頓大學接受本科教育，那裏離她們家只有幾英里。她一直想有一個幫助他人的職業，所以她最初決定主修心理學，認為她會成為一名心理治療師。隨着時間的推移，她的興趣擴大了，她有了各種不同的職業機會。然而，似乎沒有一個是理想的，她不願意做一些可能被證明是不合適的事情。在接下來的幾年裏，她斷斷續續地旅行，住在附近的一個島上，並在西雅圖上了更多的課。當她選修免疫學課程時，她終於找到了方向，她覺得這門課很有趣。她會成為一名生物學家。

1975年，巴克開始在達拉斯的得克薩斯大學醫學中心微生物系讀研究生。該部門最近在免疫學領域進行了擴展，使其成為這個年輕地區的主要中心，也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學習場所。她在華盛頓大學做過少量研究，先是與Walter Makous合作進行心理學研究，然後與Ursula Storb合作進行免疫學研究，但她真正學會了成為一名科學家是在得克薩斯州。她有一位出色的論文顧問Ellen Vitetta，她要求在研究中做到精確，她認為這些習慣對學生來説很重要。在她的論文中，她比較了B淋巴細胞亞羣的功能特性，這些亞羣在用作抗原受體的細胞表面免疫球蛋白類別中有所不同。在這項工作和她隨後的大部分工作中，她從分子和生物系統的分子機制的角度進行了思考，並試圖在她的實驗中深入瞭解這些機制。

1980年，巴克搬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與BenvenutoPernis一起做免疫學博士後。作為一名研究生，她對免疫反應中對主要組織相容性複合體（MHC）蛋白的不明需求着迷，這個謎團後來被解開了。她決定探索這個謎題，重點研究在B淋巴細胞表面發現的II類MHC蛋白。她發現，與預期相反，當MHC蛋白被激活時，它們會在這些細胞內迅速積累。她的進一步實驗表明，它們正在從細胞表面內化，並可能被回收到細胞表面。眾所周知，抗原與抗原受體內吞，然後降解。MHC分子的內化和明顯再循環提出的一種可能性是，在內化後，它們可能被靶向一個特殊的微環境，在那裏它們可以與降解的抗原相互作用。MHC抗原複合物然後可能被輸出到細胞表面，用於T輔助細胞的共同認知。

到那時，巴克已經清楚地意識到，要研究生物系統的分子機制，這正是她感興趣的，她需要學習最近發展起來的分子生物學技術。為此，她搬到了哥倫比亞大學理查德·阿克塞爾的實驗室。幾年前，理查德通過與同在哥倫比亞大學的Eric Kandel合作，開始在神經科學領域工作。他們的合作重點是海螺Aplysia神經系統的分子研究。這是埃裏克在許多學習和記憶研究中使用的模式生物，他因此獲得了2000年的諾貝爾獎。也許並不奇怪，她對尋找編碼神經元細胞表面受體的基因很感興趣。然而，當時Richard想繼續研究Aplysia，所以她同意了一個項目，在這個項目中，她將嘗試開發一種克隆在一個Aplysia神經元中表達的基因的技術，而不是另一個。在花了很短時間向實驗室的學生吉姆·羅伯茨學習分子技術後，她開始了她的Aplysia項目。埃裏克·坎德爾的團隊向她展示瞭如何分離出巨大的Aplysia神經元，這些神經元被賦予了名字，可以通過它們的位置來識別。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她開始發現Aplysia神經細胞中差異表達的基因。

在研究R15神經元中表達的神經肽基因時，巴克發現該基因也在其他一些神經元中表達，但其初級轉錄物在不同的神經元中交替剪接，產生不同的多蛋白。這兩種多蛋白可以在不同的神經元中產生兩種不同的肽組合，這表明有一種方法可以產生具有部分重疊成分的生理或行為程序。在研究神經肽基因的過程中，她遇到了許多技術挑戰，這些挑戰增加了她的分子生物學知識，磨練了她的能力。在這段時間裏，她從理查德和他的實驗室其他成員那裏學到了很多分子生物學。她還認識了Eric Kandel，多年來，他一直是她靈感和鼓勵的源泉。

從巴克第一次接觸神經科學開始，她就對大腦的細胞和連接多樣性着迷。在她進行Aplysia實驗的同時，她偶爾試圖找到一種方法來掃描基因組，尋找神經元中經過基因重排或基因轉換的基因，認為表現出這種特徵的基因可能參與了神經元多樣性的產生。她設計的一種方法在果蠅身上顯示出了希望，但對哺乳動物更大的基因組不夠敏感，這正是她感興趣的地方。儘管如此，當她開始在Aplysia基因組中尋找微小的替代外顯子這一更平凡的任務時，這些努力對她來説是一個巨大的創造性享受。

巴克很感激理查德能容忍她的高風險努力。他是一位不同尋常的導師，因為他讓實驗室裏的人在站穩腳跟後，在制定自己的路線時擁有廣泛的獨立性。在這段時間裏，她在哥倫比亞大學有很多同事，她喜歡和他們就科學進行長時間的討論。其中包括喬治·蓋塔納里斯，他多年來一直是她的親密朋友，還有湯姆·傑塞爾和簡·多德，她從他們那裏學到了很多關於神經發育的知識。

當巴克的Aplysia項目接近尾聲時，她讀到了一篇改變了她生活的論文。這是索爾·斯奈德團隊1985年發表的一篇文章，討論了氣味檢測的潛在機制。這是她第一次想到嗅覺，她被迷住了。人類和其他哺乳動物如何檢測到10000種或更多的氣味化學物質，幾乎相同的化學物質如何產生不同的氣味感知？在她看來，這是一個巨大的難題，也是一個無與倫比的多樣性問題。她很清楚，解決這個謎題的第一步是確定最初是如何在鼻子中檢測到氣味的。這意味着要找到氣味受體，這是一類被認為存在但尚未被發現的分子。她決定，一旦她的神經肽工作完成，這就是她必須做的。

1988年，巴克開始尋找氣味受體，併為此留在理查德的實驗室。在《細胞》雜誌最近的一篇評論中，她描述了當時對氣味檢測的瞭解，以及她在尋找難以捉摸的氣味受體時嘗試的方法。簡言之，眾所周知，氣味使鼻子中的嗅覺感覺神經元去極化，從而激活嗅覺感覺神經元。儘管關於哪種分子可能與氣味物質相互作用，有各種各樣的建議，但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嗅覺轉導涉及G蛋白誘導的cAMP增加。在嘗試了幾種不同的方法後，她通過基於三個假設設計實驗來確定氣味受體家族。首先，由於氣味物質的結構各不相同，可以區分，因此會有一個由多基因家族編碼的多種但相關的氣味受體家族。其次，氣味受體至少與當時已知序列的相對較小的G蛋白偶聯受體有遠親關係。最後，氣味受體將選擇性地在嗅覺上皮中表達，嗅覺感覺神經元位於嗅覺上皮中。她花了一些時間來設計和發展她在搜索中使用的方法，但最終它們成功了。看着從老鼠身上獲得的第一批氣味受體序列，她被大自然的神奇發明所感動。這項工作表明，大鼠有一個多基因家族，編碼超過100種不同的氣味受體，所有這些受體都是相關的，但每種受體都是獨特的。這個家族前所未有的規模和多樣性解釋了哺乳動物能夠檢測到大量具有不同氣味的不同化學物質。1991年，理查德·阿克塞爾和她發表了氣味受體的鑑定。

1991年，巴克前往波士頓，在哈佛醫學院神經生物學系擔任助理教授。在那裏，她沉浸在一個可以拓寬她對神經系統理解的環境中。在她建立實驗室的過程中，她得到了她的主席Gerry Fischbach的大力支持。她還培養了許多優秀的同事，包括David Hubel，他與Torsten Wiesel對視覺系統的開創性研究一直激勵着她，他們於1981年獲得了諾貝爾獎。1994年，她成為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的研究員，它慷慨地支持了她們過去十一年的工作。在接下來的十年裏，她一直留在哈佛，逐漸晉升為副教授，然後成為正式教授。1994年，她遇到了羅傑·布倫特，一位才華橫溢的科學家，從那以後，他一直是她的伴侶，也是她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氣味受體的發現解釋了嗅覺系統如何檢測氣味。巴克的下一個目標是瞭解來自這些受體的信號是如何在大腦中組織起來產生不同的氣味感知的。一系列優秀的學生和博士後也加入了她的行列。諾貝爾基金會引用的關於嗅覺系統組織的發現是在她擔任哈佛大學教員的十年時間裏發現的。

她們問的第一個問題是氣味受體（OR）是如何在鼻子的嗅覺上皮中組織的。這項工作是由Kerry Ressler開始的，他是一名醫學博士/博士生，在她訂購的設備和用品於1992年1月開始到貨時，他來到實驗室幾個月。巴克決定從大鼠轉向小鼠作為模型生物，因為使用同基因近交系解剖多基因家族的優勢，以及產生轉基因小鼠的可能性。在克隆並測序了一系列小鼠OR基因後，Kerry進行了她們的第一次原位雜交實驗，以檢測OR基因的表達模式。到6月，Kerry以全日制學生的身份回來了，Susan Sullivan以博士後的身份加入了實驗室。在這一點上，她們開始精確地分析OR表達模式，並對不同個體的OR表達模式進行比較。在當今可以在計算機上存儲和分析的數字照片時代之前，這是一項艱苦的工作，包括在桌面查看器上顯示照片幻燈片，並在透明膠片上記錄不同動物體內單個標記細胞的位置。她們的研究表明，每個OR基因在大約1/1000個嗅覺感覺神經元中表達，嗅覺上皮有幾個空間區域，表達不重疊的OR基因集，具有相同OR的神經元隨機分佈在一個區域中。這表明，來自不同ORs的信號在不同的感覺神經元中以及在它們傳遞給大腦的信息中被分離。研究進一步表明，在嗅覺上皮中，檢測同一氣味的神經元是分散的，而檢測不同氣味的神經元則是分散的。因此，在上皮中，感覺信息被廣泛地組織成幾個帶狀集合，但總的來説，信息是以高度分佈的方式編碼的。她們在1993年發表了這些發現。理查德·阿克塞爾和他的同事在老鼠身上也有類似的觀察報告。

在確定了來自不同ORs的輸入在鼻子中是如何組織的後，她們詢問了它們在嗅覺通路的下一個結構，即嗅球中是如何排列的。在燈泡中，嗅覺感覺神經元的軸突在大約2000個球形結構中突觸，稱為腎小球。Kerry開始使用逆轉錄病毒載體來研究表達特定ORs的神經元的軸突是如何在球莖中組織的，但後來她們無意中找到了解決這個問題的另一種方法。在使用原位雜交來鑑定每個上皮區中表達的許多OR基因進行染色體定位研究時，Susan發現，在一個組織切片中，OR探針標記了燈泡中的一個點，這被證明是腎小球。使用識別單個OR基因而不是相關OR基因亞家族的探針，她們發現每種探針都標記了感覺軸突中的OR mRNA，這些軸突僅在兩個位點（燈泡兩側各一個）侷限於一個或幾個腎小球。不同的OR探針標記不同的腎小球，這些腎小球在不同的個體中具有幾乎相同的位置。巴克仍然記得在她的辦公室裏與Kerry和Susan的一次會面，當時她問Kerry在不同的球莖中有多少節將不同標記的腎小球分開。她們所有人都被他的回答驚呆了，因為它提供了第一個提示，即燈泡可能有一個刻板的OR輸入圖譜，她們無法想象考慮到上皮中OR基因表達的組織，這是如何產生的。這個謎仍未解開。這些研究表明，儘管數千個表達相同OR的神經元高度分散在上皮中，但它們的軸突都聚集在少數特定的嗅球腎小球中。其結果是OR輸入的定型圖，其中來自不同OR的信號在不同腎小球和樹突支配這些腎小球的燈泡投射神經元中分離。值得注意的是，Richard Axel實驗室的Bob Vassar同時發現，不同的OR探針標記了大鼠腎小球中的不同腎小球。她們的兩個小組在1994年發表了這些發現。

幾年後，她們開始研究OR家族和OR輸入的模式如何編碼不同氣味的身份。實驗室研究員Bettina Malnic使用單細胞RT-PCR（逆轉錄聚合酶鏈式反應）比較了單個嗅覺感覺神經元的基因表達。她的研究表明，每個神經元只表達一個OR基因，這是她們之前懷疑的，但需要驗證。Bettina最初專注於識別可能參與OR基因選擇或球莖軸突靶向的基因，但當佐藤隆明參觀她們的實驗室並告訴她們他對嗅覺上皮氣味反應的鈣成像研究時，她們決定改變方向。這是一項非常成功的合作的開始，Takaaki使用鈣成像來定義單個神經元的氣味反應譜，Bettina然後使用RT-PCR來識別每個反應神經元表達的OR。這些研究表明OR家族是以組合的方式使用的。不同的神經元被不同的OR組合識別並編碼，但每個OR都被用作許多不同氣味的組合受體編碼的一個組成部分。正如她在諾貝爾演講中所討論的，這些研究還解釋了人類氣味感知的幾個有趣特徵，包括氣味物質結構的微小變化如何顯著改變其感知的氣味質量。

一旦她們確定了OR輸入在嗅球中的組織方式，她們就開始探索它們在嗅覺通路的下一個結構，即嗅覺皮層中的排列方式。實驗室的醫學博士/博士生Lisa Horowitz最初使用經典解剖技術研究了燈泡和皮層之間的聯繫。通過在背側和腹側球莖中沉積不同的示蹤劑，她確定這些區域將軸突投射到皮層的相同區域。與之前的發現一致，這表明燈泡和皮層之間不可能存在點對點的連接模式。她們決定放棄傳統的方法，轉而詢問是否可以通過在嗅覺感覺神經元中表達編碼跨神經元示蹤劑的基因來從基因上繪製神經通路。麗莎發現這確實是可能的。當她製造出在所有嗅覺感覺神經元中表達大麥凝集素的轉基因小鼠時，凝集素穿過兩個突觸，標記球莖中的二階神經元，然後標記皮層中的三階神經元。她們在1999年發表的這項工作為研究涉及神經迴路的一系列問題開闢了道路，包括攜帶嗅覺信息的神經迴路。

然後，她們繼續使用基因示蹤劑來檢查嗅覺皮層中來自不同類型ORs的輸入是如何組織的。為了做到這一點，她們使用基因靶向產生了與單個OR基因共表達大麥凝集素的小鼠。Lisa和實驗室的同事Jean-Pierre Montmayeur一起準備了用於基因靶向的DNA構建體。鄒志華，另一位同事，然後製作並分析了與不同OR基因共表達示蹤劑的小鼠。這種方法奏效了，但很困難，智華花了近一年的時間來完善檢測皮層神經元中微量示蹤劑所需的條件。這些研究表明，嗅覺皮層有一個刻板的OR輸入圖譜，但與燈泡中的圖譜截然不同。正如她在諾貝爾演講中所討論的，OR輸入在不同腎小球和燈泡中的神經元中的分離在皮層中讓位給了複雜的OR輸入陣列，其中來自不同OR的信號部分重疊，單個皮層神經元似乎接收來自不同OR組合的信號。這提供了一種方法，通過這種方法，氣味受體代碼的各個成分可以在單個神經元的水平上整合。這可以作為從氣味圖像的解構特徵重建氣味圖像的第一步，這些特徵由受體代碼的OR元素傳達。她們在2001年發表了關於大腦皮層的研究結果。

在哈佛做上述工作的十年期間，巴克的實驗室還調查了許多其他問題。其中包括Susan Sullivan對OR基因染色體組織和OR基因家族進化的研究，Susan和Staffan Bohm對OR基因表達模式發展的研究，以及Bettina Malnic和Paul Godfrey定義和比較人類和小鼠OR基因庫的生物信息學研究。她們還對犁鼻器中信息素的檢測進行了一系列研究，包括Emily Liman和Anna Berghard的研究，這些研究揭示了參與氣味檢測的轉導分子與信息素檢測之間的差異，Anna發現了可能參與信息素檢測的轉導分子的區域模式，Mehran Sam對信息素和氣味的犁鼻反應的分析，以及Hiroaki Matsumami發現的一個候選信息素受體家族。在這一時期的後半段，松南博明、讓·皮埃爾·蒙馬約爾和斯蒂芬·利伯萊斯也開始探索味覺檢測的潛在機制，在這個過程中發現了苦味和甜味的候選受體，這兩種受體也在大約同一時間被其他羣體發現。

2002年，巴克回到西雅圖，成為弗雷德·哈欽森癌症研究中心基礎科學部的成員，也是華盛頓大學生理學和生物物理學的附屬教授。她一直打算有一天回到西海岸，在波士頓呆的時間比她預期的要長。當時任弗雷德·哈欽森大學基礎科學部主任的馬克·格羅丁向她提供一個教員職位時，她欣然接受了。哈欽森中心以尖端科學和高水平的合作而聞名，這兩者對她來説都很重要。此外，搬到西雅圖後，她將更接近住在伯克利的伴侶羅傑，以及她在西雅圖的家人和朋友。

在西雅圖，她們正在繼續探索氣味感知的潛在機制，以及信息素引發本能行為的方式。她們還對先天行為和基本驅動力（如恐懼、食慾和繁殖）背後的神經迴路感興趣。她們目前正在開發分子技術來揭示這些電路，並定義它們的複合神經元及其表達的基因。另一方面，她們開發了一種高通量方法，使用化學文庫來識別控制衰老和壽命的基因，她們的主要興趣是是否存在決定壽命和調節全身細胞衰老的中心機制。

自從理查德·阿克塞爾和巴克在1991年發表氣味受體的發現以來，看到許多實驗室大規模使用這些受體來剖析嗅覺的機制和形成嗅覺系統組織的發育過程，她感到非常滿意。研究嗅覺的分子方法已經擴展到其他脊椎動物和無脊椎動物物種，科裏·巴格曼的團隊在線蟲秀麗隱杆線蟲中發現了多種化學感受受體，包括理查德·阿克塞爾的團隊在內的幾個團隊在果蠅黑腹果蠅中鑑定了氣味和味覺受體家族。

回顧巴克的一生，她被她成為科學家的好運所打動。這個世界上很少有人像她一樣有機會每天做他們喜歡做的事情。她有很多優秀的導師、同事和學生，可以和他們一起探索讓她着迷的東西，並享受挑戰和發現。她很感激所有這些，並期待着瞭解大自然下一步將向她們揭示什麼。

作為一名科學女性，巴克真誠地希望她獲得諾貝爾獎能向世界各地的年輕女性傳遞一個信息，那就是大門向她們敞開，她們應該追隨自己的夢想。 ^[4] 

琳達·巴克實驗室主要研究氣味和信息素怎樣被鼻子首先發覺，然後再被大腦轉化成不同的感覺和行為。除此以外，琳達·巴克和同事們還致力於引起衰老和決定壽命長短機能的研究。 ^[2] 

阿克塞爾和巴克發現，人的鼻腔細胞膜上分佈着不同氣味受體。而這些細胞與人體大腦有直接聯繫。氣味受體被氣味分子激活後，氣味受體細胞就會產生電信號，傳輸到大腦特定區域，進而傳至大腦其他區域，結合成特定模式。由此，人體能有意識地感受到丁香花等香味，並在另一個時候想起這種氣味。 ^[1] 

兩位科學家還發現，每個氣味受體細胞會對有限的幾種相關分子作出反應。絕大多數氣味都由多種氣體分子組成，其中每種氣體分子會激活相應的多個氣味受體，進而與大腦其他區域的信號傳遞並組合成一定的氣味模式。儘管氣味受體只有大約1000種，但它們可以產生大量的組合，形成大量氣味模式，這也就是人們能夠辨別和記憶大約1萬種不同氣味的基礎。 ^[1] 

“因此，我們能在春天體驗到丁香花的香味，而在隨後另一個時間又回憶起它的氣味，”諾貝爾基金會這樣形容兩位科學家的研究成果。 ^[1] 

巴克因在基礎研究方面的傑出研究獲得了路易斯·羅森斯代爾獎，聯合利華科學獎，Perl／UNC神經系統科學獎和蓋爾德納國際基金等多項科學大獎。 ^[1] 

美國科學家理查德·阿克塞爾和琳達·巴克着有“氣味專家”之稱，因為他們在氣味受體和嗅覺系統組織方式研究中作出的貢獻，2004年10月4日由瑞典卡羅林斯卡醫學院宣佈授予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1] 

琳達·巴克是西雅圖弗雷德·哈欽森癌症研究中心基礎科學部成員及華盛頓大學生理學和生物物理學教授。巴克在華盛頓大學獲學士學位，1980年在德克薩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並在哥倫比亞大學完成博士後的研究。 ^[1]  1984年～1992年在哈佛大學醫學研究所任研究員，2002年開始任哈欽森癌症研究中心研究員，2003年起成為美國國家科學院成員。 ^[2] 

除了在理論上揭開人類嗅覺機能的秘密，阿克塞爾和巴克的實驗還得出許多寶貴數據和一些重要結論。研究發現，魚的嗅覺器官中大約有100個氣味受體，而老鼠的卻有大約1000個，人類氣味受體比老鼠少。 ^[1] 

兩位科學家所做基礎研究的理論或是科研成果如今已經運用到了實際生活中，或是對其他科學研究起到了幫助作用。 ^[1] 

老鼠被訓練搜尋地震後被埋在廢墟下的人們。老鼠嗅覺靈敏，經過數月訓練記住人類的氣味後，科學家在它腦內植入電極，並與電子發報機相連。當它們被派往廢墟現場，嗅到“目標”的氣味之後，腦電波波動圖形顯示“啊哈……找到了”。此時，技術人員可通過設備確定小老鼠的位置，同時也就能知道被困人員的下落。 ^[1] 

日本科學家正在研發一種“空氣炮”。當人們在購物中心物色商品時，它會“開炮”———噴射一種特殊氣味，譬如説新鮮麪包味或是香水味，經過氣味對大腦的刺激，消費者的購物慾望在不知不覺中被大大激發，皮夾中的錢則大把大把流向經營者腰包。 ^[1] 

科學家還發現，人們能夠分辨出近親和陌生人身體發出的氣味，但卻不喜歡前者的氣味——這或許是生物拒絕近親繁殖的一種本能，用以確保物種進化。 ^[1] 

阿克塞爾和巴克的工作不僅開始回答嗅覺功能的一些基本問題，而且還提出了一些新的問題等待研究人員們去解答。他們開拓了新的知識前沿，他們在嗅覺系統中發現的基本原則也適用於其它感覺系統。信息素是一種可以影響特別動物的不同社會行為的分子。阿克塞爾和巴克都獨立地發現了兩種其它類型的G蛋白質連結狀受體可以探測到信息素，這兩種G蛋白質連結狀受體位於鼻上皮細胞的不同位置。舌頭上的味蕾上也有另一種與味覺有關的G蛋白質受體。 ^[3] 

“聞香識物”的奧秘就是被這位有着“氣味專家”美譽的女科學家發現的，她和同事到目前為止總共發現了與“氣味受體”有關的大約1000個基因，並在人類鼻腔中發現與這些基因有關的大量蛋白質，為研究人類嗅覺系統做出突破性的貢獻。（科技世界網評） ^[2] 

他們兩位都是最偉大的科學家，他們所做的關鍵性發現開拓了一個十分遼闊的研究領域。（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神經科學家所羅門·斯奈德評） ^[3] 

理查德和琳達做出了意義深刻的重要發現，我們向他們表示祝賀，他們的實驗展示了創造力、科學學科和學者的最高形式，這是科學最美麗的時刻。（哥倫比亞大學負責研究的執行副校長大衞·赫爾希評）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