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獄聽諫疏

臣聞道德之厚，莫尚於軒唐；仁義之隆，莫彰於舜禹。欲繼軒唐之風，將追舜禹之跡，必鎮之以道德，宏之以仁義，舉善而任之，擇善而從之。不擇善任能，而委之慾吏，既無遠度，必失大體。惟奉三尺之律，以繩四海之人，欲求垂拱無為，不可得也。故聖哲君臨，移風易俗，不資嚴刑峻法，在仁義而已。故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義，則其政不嚴而理，其教不肅而成矣。然則仁義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為理之有刑罰，猶執御之有鞭策也。人皆從化，而刑罰無所施；馬盡其力，則有鞭策無所用。由此言之，刑罰不可致理，亦已明矣。故《潛夫論》曰：“人君之理，莫大於道德教化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俗化者，行也末也。是以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順其心而履其行，心情苟正，則奸慝無所生，邪意無所載矣。是故上聖無不務理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道之以禮，務厚其性而泯其情。民相愛，則無相傷害之意。動思義，則無畜奸邪之心。若此非律令所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聖人甚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敕契以敬敷五教，而後任咎繇以漢五刑也。

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也，乃以防奸惡而救禍患，檢淫邪而內正道。民蒙善化，則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奸亂之慮。故善化之養民，猶工之為麴豉也。六合之民，猶一蔭也，黔首之屬，猶豆麥也，變化云為，枉將者耳。遭良吏，則懷忠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懷奸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平，淺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也。德者所以循已也，威者所以理人也。民之生也，猶鑠金在爐，方圓薄厚，隨鎔制耳。是故世之善惡，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世之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感忠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正之心，而無奸險之慮，則醇釅之俗，復見於茲矣。后王雖未能遵專尚仁義，當慎刑卹典，哀敬無私。故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故王天下，理國家。”

貞觀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於法。縱臨時處斷，或有輕重，但見臣下執論，無不忻然受納。民知罪之無私，故甘心而不怨。臣下見言無忤，故盡力以效忠。頃年已來，意漸深刻，雖開三面之網，而察見川中之魚，取捨枉於愛憎，輕重由乎喜怒。愛之者，罪雖重而強為之辭；惡之者，過雖小而深探其意。法無定科，任情以輕重，人有執論，疑之以阿偽。故受罰者無所控告，當官者莫敢正言。不服其心，但窮其口。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又五品已上有犯，悉令曹司聞奏，本欲察其情狀，有所哀矜。今乃曲求小節，或重其罪，使人攻擊，惟恨不深，事無重條，求之法外，所加十有六七。故頃年犯者懼上聞，得付法司，以為多幸。告訐無已，窮理不息，君私於上，吏奸於下，求細過而忘大體，行一罰而起眾奸。此乃背公平之道，乖泣辜之意，欲其人和訟息，不可得也。故《體論》雲：“夫淫泆盜竊，百姓之所惡也，我從而刑罰之，雖過乎當，百姓不以我為暴者，公也。怨曠飢寒，亦百姓之所惡也，遁而陷之法，我從而寬宥之，百姓不以我為偏者，公也。” 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輕，百姓之所憐也。是故賞輕而勸善，刑省而禁奸。由此言之，公之於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私之於法無可也。過輕則縱奸，過重則傷善。聖人之於法也公矣，然猶懼其未也，而救之以化，此上古所務也。後之理獄者則不然。未訊罪人，則先為之意，及其訊之，則驅而致之意，謂之能。不探獄之所由生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為制，謂之忠。其當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則名利隨而與之，驅而陷之，慾望道化之隆，亦難矣。

凡聽訟理獄，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權輕重之序，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疑則與眾共之。疑則從輕者，所以重之也。故舜命咎繇曰： “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復加之以三訊，眾所善，然後斷之，是以為法，參之人情。故《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為情也者，取貨者也，立愛憎者也，右親戚者也，陷怨讎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與夫古人之懸遠乎？有司以此情疑之羣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通相疑也，欲其盡忠立節難矣。凡理獄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為主，不嚴訊，不旁求，不貴多端以見聰明，故律正其舉核之法，參伍其辭，所以求實也，非所以飾實也。但當參伍明聽之耳，不使獄吏鍛練飾理，成辭於手。孔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也，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也”。故析言以破律，任案以成法，執左道以必加也。又《淮南子》曰：“豐水之深十仞，金鐵在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而魚鱉莫之歸也。”故為上者，以苛為察，以功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訐多為功，譬猶廣革，大則大矣，裂之道也。

夫賞宜從重，罰宜從輕，君居其厚，百王通制。刑之輕重，恩之厚薄，見思與見疾，其可同日言哉？且法，國之權衡也，時之準繩也。權衡所以定輕重，準繩所以正曲直。今作法貴其寬平，罪人慾其嚴酷喜怒肆志，高下在心，是則舍準繩以正曲直，棄權衡而定輕重者也，不亦惑哉？諸葛孔明小國之相，猶曰：“吾心如稱，不能為人作輕重。”況萬乘之主，當可封之日，而任心棄法，取怨於人乎？又時有小事，不欲人聞，則暴作威怒，以弭謗議，若所為是也，聞於外其何傷？若所為非也，雖揜之何益？故諺曰：“欲人不知，莫若不為；欲人不聞，莫若勿言。”為之而欲人不知，言之而欲人不聞，此猶捕雀而揜目，盜鍾而揜耳者，祗以取誚，將何益乎？臣又聞之，無常亂之國，無不可理之民者，夫君之善惡，由乎化之薄厚，故禹湯以之理，桀紂以之亂，文武以之安，幽厲以之危。是以古之哲王，盡已而不以尤人，求身而不以責下。故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為之無己，深乖惻隱之情，實啓奸邪之路。温舒恨於曩日，臣亦欲惜所不用，非所不聞也。

臣聞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史，武有戒慎之銘。此則聽之於無形，求之於未有，虛心以待下，庶下之情達上，上下無私，君臣合德者也。魏武帝雲：“有德之君，樂聞逆耳之言，犯顏之諍。”親忠臣，厚諫士，斥讒慝，遠佞人者，誠欲全身保國，遠避滅亡者也。凡百君子，膺期統運，縱未能上下無私，君臣合德，可不全身保國，遠避滅亡乎？然自古聖哲之君，功成事立，未有不資同心予違汝弼者也。昔在貞觀之初，側身勵行，謙以受物，蓋聞善必改，時有小過，引納忠規，每聽直言，喜形顏意，故凡在忠烈，鹹竭其辭。自頃年海內無虞，遠夷攝服，志色盈滿，事異厥初。高談疾邪，而喜聞順旨之説；空論忠讜，而不悦逆耳之言。私嬖之徑漸開，至公之道日塞。往來行路，鹹知之矣。邦之興衰，實由斯道。為人上者，可不勉乎？

臣數年已來，每奉明旨，深懼羣臣莫肯盡言，臣切思之，自比來人或上書，事有得失，惟見述共所短，未有稱其所長。又天居自高，龍鱗難犯，在於造次，不敢盡言，時有所陳，不能盡意，更思忠竭，其道無因。且所言當理，未必加於寵秩；意或乖忤，將有恥辱隨之。莫能盡節，實由於此。雖左右近侍，朝夕階墀，事或犯顏，鹹懷顧望，況疏遠不接，將何以極其忠款哉？又時或宣言云，臣下見事，祗可來道，何因所言，即望我用，此乃拒諫之辭，誠非納忠之意。何以言之？犯主嚴顏，獻可替否，所以成主之美，匡主之過。若主聽則惑，事有不行，使其盡忠讜之言，竭股肱之力，猶恐臨事恐懼，莫肯效其誠款，若如明詔所道，便是許其面從，而又責其盡言，進退將何所據？欲必使乎致諫，在乎好之而已。故齊桓好服紫，而合境無異色；楚王好細腰，而後宮多餓死。夫以耳目之玩，人猶死而不違，況聖明之君，求忠正之士，千里斯應，信不為難。若徒有其言，而內無其實，欲其必至，不可得也。 ^[1] 

魏徵（580—643）字玄成，邢州鉅鹿（今河北鉅鹿）人，後遷居相州內黃（今河南內黃）。唐代政治家。武德時為太子洗馬。貞觀時歷官諫議大夫、尚書右丞、秘書監、侍中，參預朝政。貞觀初朝臣論政，他主張“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李世民接受他的主張，終至天下安定。後數被召見，訪問得失，徵盡誠獻智，知無不言，其言論多載於《貞觀政要》。詔修周、隋、齊、梁、陳五代史事，各史有專人負責，令魏徵總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時稱良史。以喪亂後，典籍紛雜，建議集學者校訂四部書，數年之間，秘府圖籍漸備；以《禮記》龐雜無序，建議重加改編，數年成《類禮》二十篇，錄置內府。又主編《羣書治要》。所著今存有《魏鄭公諫錄》五卷、《魏鄭公文集》三卷、《魏鄭公詩集》一卷。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