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佐爾格

佐爾格的簽證(3張)

1895年10月4日，理查德·佐爾格生於俄國高加索巴庫油田附近的阿基堪德（Sabunchi）鎮，父親阿道夫·佐爾格是德國石油鑽探設備專家，供職於瑞典諾貝爾兄弟公司，母親尼娜·西緬諾娃·科別列娃是普通的俄國婦女。佐爾格3歲時，父親與高加索石油公司的契約期滿，全家遷往德國，定居柏林郊區。他回憶道：“使我的生活與常人稍有不同的唯一一件事是，我清楚地知道以下事實：自己是出生在南高加索，但在非常年幼時我們就搬到了柏林。” ^[2-3] 

1912年，佐爾格進入柏林希特費爾德中學讀書。他喜歡歷史，愛好文學，能言善辯，政治上是個泛德主義者。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佐爾格應徵入伍，加入德軍炮兵野戰部隊，奔赴戰場。

1916年3月，他在西線作戰時身負重傷。榴霰彈切斷了他的三根手指，傷害了他的雙腿，致他終生微跛。他被提升為下士，並獲得了二級鐵十字勳章。佐爾格經歷和目睹戰爭的慘狀後説：“我陷入了極度的思想混亂之中。”1916年，佐爾格負傷住院時，與一位護士交往，受她父親影響，開始接觸一些共產主義經典著作。同年10月，他就學於柏林大學經濟系，秘密接觸了社會主義組織。他暗下決心：“除學習之外，還要參加有組織的革命活動。”

1918年1月，佐爾格正式退役轉入基爾大學學習並加入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1919年8月，理查·佐爾格在漢堡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並加入德國共產黨，擔任德共秘密交通員，初步顯示他的組織鼓動才能。

1924年，德共第7次代表大會召開，佐爾格作為正式代表出席會議，並負責會議的保衞工作過，由於他的政治觀點，使他先後丟掉了教師工作和煤礦工作。他逃到莫斯科，加入了共產國際。1924年，佐爾格偕妻女來到蘇聯，定居莫斯科，加入蘇聯國籍和蘇聯共產黨，供職於共產國際新聞處，後與其妻離婚。

1927年2月，佐爾格以共產國際特派員的身份駐斯堪納亞半島，“蒐集有關斯堪的納維亞各國共產黨、經濟、政治以及一切可能發生的重大問題情報”。

1928年7月，佐爾格出席共產國際第6屆世界代表大會。不久，蘇軍情報部部長別爾津招用佐爾格，在接受嚴格的特種訓練後。

1929年，佐爾格加入紅軍總司令部4局（負責軍事情報工作），此後他終生服務於這一部門。同年，佐爾格前往英國旅行，“研究英國的工人運動、共產黨的地位與政治、經濟狀況”。同年11月，佐爾格回到德國，他經介紹加入了納粹黨，不再從事左翼活動。為了掩藏他的間諜活動，在報社找到一份工作。

1930年1月，佐爾格被派往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蒐集有關中國局勢問題的情報。佐爾格取道柏林、從德國農業報編輯部裏搞到一封介紹信，然後以該報記者的身份來到上海，拜見德國駐上海總領事館工作人員，結識德國《法蘭克福日報》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以及其他一些國際知名人士，很快建立間諜網，其中就包括史沫特萊，廣泛蒐集各種情報。史沫特萊又將佐爾格介紹給日本的《朝日新聞》記者尾崎秀實，後來，尾崎秀實同意加入佐爾格的間諜網。佐爾格通過收買在南京政府工作的德國工程師、無線電通信軍官施特爾茨的中國太太，掌握了國民政府（1927～1949）南京總司令部及其所屬部隊的無線電通信密碼、德國軍事顧問相互之間的無線電通信密碼和1本德國軍事顧問與國民黨政府進行聯絡的電話號碼。此後，大量有關中國問題的情報源源不斷地飛往莫斯科。與此同時，佐爾格以記者和農業專家的身份，得以方便地環遊中國，向中國共產黨通報國民黨軍隊的動向，對中國革命起了一定的作用。如他將有關國民黨引進新式武器的情報通報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尚未投入使用時，紅軍便熟悉了這種武器。

1931年，佐爾格又成功地用金錢賄賂中國國民黨政府內有關人員的辦法，營救出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工作的國際革命者勞倫斯夫婦。

1932年2月，佐爾格完成在中國的使命，經海參崴回到莫斯科，受到有關部門的熱烈歡迎。1933年4月的一天，佐爾格奉命來到別爾津的辦公室。別爾津問他對今後的工作有什麼考慮，佐爾格激動地説：“在東京我也許能幹點事。”這正中別爾律的下懷。自從20年代日本干涉蘇俄革命起，蘇聯一直把日本當作東方最危險的敵人。“九·一八”事變後，蘇聯決定在日本組建情報網，別爾津正打算把這個任務交給佐爾格，兩人一拍即合。經過具體的籌劃，佐爾格決定取道德國到日本。 柏林是佐爾格的第二故鄉。佐爾格通過熟人和朋友從《法蘭克福日報》編輯部弄到駐東京特派記者的身份證，從國家社會主義理論刊物《地緣政治》編輯部裏搞到進見日本駐美國大使出淵先生和德國駐東京大使館外交官的介紹信，從《每日展望》編輯部裏搞到進見德國臨時助理武官尤金·奧特的介紹信。他們都把佐爾格説成政治上完全可靠的人。

1933年5月，蘇聯決定派佐爾格建立在日本的間諜網。7月，佐爾格又到華盛頓拜見日本駐美國大使出淵先生，從他那裏獲得進見日本外務省情報司司長天羽榮二的介紹信。9月6日，佐爾格懷揣各種高級介紹信，抵達橫濱。 他受到上級的警告，不要同處於地下狀態的日本共產黨或東京的蘇聯大使館進行聯繫。

在東京，佐爾格首先拜訪德國駐日大使館的外交官奧特，他倆一見如故。臨別之際，使館的人員説要介紹佐爾格進見外務省的人員，佐爾格頗為得意地説：“我兜裏揣着給天羽的信，因此不再需要給日本外務省的介紹信了。”次日，佐爾格便去外務省拜見天羽榮二。天羽在他每週舉行一次的記者招待會上，介紹佐爾格與日本記者和外國駐日記者見面。佐爾格抓住這個機會，廣泛開展活動。

不久，一個潛伏在日本的蘇聯諜報組織“拉姆扎”小組成立了，成員有南斯拉夫籍的勃蘭科·伏開利克（蘇共黨員）、德國人馬克斯·克勞森（蘇共黨員）、日本人宮木佑德（美共黨員）、尾崎秀實（日本《朝日新聞》記者）等。到1941年11月，這個小組發展成為由39人組成的國際性組織。1933年10月，佐爾格又加入納粹黨，進一步獲得工作的便利條件。1935年7月，佐爾格搞到一份關於日本陸軍體制、領導人、內部派系等內容的情報，“拉姆扎”小組初戰告捷，佐爾格興高采烈地繞道美國、法國、波蘭回莫斯科報告了工作情況。佐爾格在集中精力搞情報工作的同時，自然不會忘記自己是“記者”。他憑藉自己敏鋭的觀察力和準確的判斷力，給《法蘭克福日報》發回不少高質量的稿件，使自己在德國的聲譽日增。

1936年，日本國內發生二·二六事件，1400名日本下層官兵舉行叛亂。日本當局對政變內幕嚴加封鎖。蘇聯指示“拉姆扎”小組摸清其中內情，掌握日本局勢的動向。佐爾格驅車來到奧特武官的辦公室。奧特把他拉入一間密室，説：柏林要求儘快摸清二·二六事件的內情和日本政局的發展動向。説罷，隨手遞了一些零散材料給他。佐爾格帶着材料回到自己的卧室，與宮木、尾崎等收集的情報放在一起分析，然後寫了一份研究報告，大意是：日本政局不會因此發生大的變化。這份材料分別被送到柏林和莫斯科，雙方都感到很滿意。奧特因此受到柏林的嘉獎，佐爾格因此得到任何時候都可以閲讀使館所有文電材料的特權。

1937年7月7日，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莫斯科指示佐爾格蒐集有關情況，預測戰爭前途。同月，佐爾格以記者的身份到瀋陽、張家口、南京等10多箇中國城市及其附近鄉村採訪中日軍人、老百姓和中國抗日組織的領導人，他訪問南京時，正值侵華日軍對南京進行大屠殺，於是他拍攝了大量關於日軍罪行的照片並傳回德國，我們2013年看到的很多照片都是他拍攝的。他綜合有關情報，最後向蘇聯報告：戰爭將是長期的、日本難以取勝。斯大林參考佐爾格的報告，決定援華抗日，讓中國拖住日本，減輕日本對蘇聯的壓力。

1938年5月，蘇聯遠東軍區留希科夫少將越過中蘇邊境向日本方面叛逃。叛逃者立即被押到東京。留希科夫是負責蘇聯遠東情報事務的高級官員，除掌握大量蘇軍機密情報外，還掌握蘇聯諜報通信的密碼，一旦被日本人獲取，後果十分嚴重。由於佐爾格是單線與總部聯繫的，留希科夫沒有掌握他的情況。因此，莫斯科致電佐爾格：盡一切可能得到“Y”（留希科夫的代號）的情況。佐爾格原打算在審訊他以前把他幹掉，但由於日本軍部對他嚴加保護而無法接近。怎麼辦?正當他百思不得其法的時候，奧特少將給他來電話説有要事相商。佐爾格立即驅車前往。奧特開門見山地説：明天日本人要正式訊問留希科夫。為了表示德日友好關係，日本特高課同意柏林派特別調查組參加訊問，柏林指示他倆前去。佐爾格表面故作震驚，立即表示服從。審訊過後，佐爾格立即向莫斯科發出一份密電：熊已被解剖，獸醫掌握了它的神經脈絡和五臟器官位置。莫斯科接到電文後，知道留希科夫已將蘇軍在遠東的情況和遠東諜報密碼交給日本人，立即採取補救措施，堵住缺口。

1938年，日蘇關係十分緊張。佐爾格從日本社會的種種事件和收集到的有關材料分析得出結論並報告莫斯科；關東軍正在積極準備向蘇聯發動武裝入侵。蘇軍為此加強了戰備。諾門坎之戰前夕，關於關東軍部署、武器裝備、戰爭物資的運輸等詳細情報，又及時送到了莫斯科。開戰後，蘇軍獲勝。日本被迫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簽訂停戰協定。

1939年9月1日，德軍進攻波蘭。幾個月前，有關這個問題徵兆的報告同樣送到了莫斯科，遺憾的是沒有引起蘇聯的重視。

1941年5月，德國新任駐泰國大使館陸軍武官肖爾中校來到東京。作為佐爾格的朋友，他向佐爾格透露了希特勒可能將於6月20日或推遲二三天進攻蘇聯的情報。佐爾格徹底摸清情況後，用無線電通知莫斯科：德國將於6月22日進攻蘇聯，兵力為170-190個師。 ^[1] 

1941年8月23日，日本最高統帥部在東京開會，作出“今年不向蘇聯宣戰”的決定。佐爾格立即向莫斯科報告了會議情況。斯大林從東線抽調準備用於對付日本進攻的11個步兵師約25萬人到西線作戰，將德軍遏制在莫斯科城下。

約在1941年10月中旬，佐爾格又向莫斯科報告：日美關係相當緊張，日本不可能幾周內向蘇聯開戰。

佐爾格的所作所為早就引起了日本憲兵和特高課的注意。但日本礙於日德友好而佐爾格是德國大使館的貴賓，不敢輕易下手。東京警察廳曾將他的情人石井花子叫去盤問。花子説這純粹是信口雌黃，根本沒有這回事。實際上，佐爾格從未跟她透露過自己的真實身份。佐爾格知道石井花子被傳訊後十分震驚，但表面故作鎮靜，並大膽而禮貌地批評警察廳打擾了一位盟國朋友，弄得警察廳長十分尷尬，只好賠禮道歉。然而，警察廳並沒有就此罷休，決心從打擊日本共產黨入手，警察廳首先拘留了曾於1939年被捕的日共黨員伊東立的管家青柳喜久代，通過她供出了北林智子，北林智子在受審時無意中提到了宮木的名字。日本當局立即逮捕宮木，宮木受刑不過，於10月12日招出佐爾格及其他小組成員。於是，佐爾格“拉拇賽”小組的全體成員均被逮捕。

1941年10月14日，尾崎秀實被捕。佐爾格接到警告，秘密警察正在逼近他，他決定同他在當地酒吧結識的日本情人一道離開。不過，一個小錯誤使他付出了沉重代價。他沒有燒燬警告他的紙條，而是將它扔在路旁。尾隨他的警察迅速地拾起了這張作為他罪證的紙條。

1941年10月18日，佐爾格的諜報網暴露，在東京他情人的家中被日本警察特高課逮捕。最初，由於他的德國僑民和納粹黨員身份，日本人相信佐爾格是一名Abwehr成員。不過，Abwehr 組織否認佐爾格是其成員。雖然經受了嚴刑拷打，他還是否認所有與蘇聯的關係。由於蘇聯政府和佐爾格本人都否認蘇聯間諜的身份，佐爾格未能與日本戰俘進行交換。他被監禁在巢鴨監獄。 ^[1] 

1944年11月佐爾格於東京被秘密絞死，終年49歲。尾崎秀實也在同一天早些時候被絞死。最初，他被埋葬在巢鴨監獄的墓。1949年，他的情人石井花子將他的遺體遷葬於東京多磨陵園17區1種21側16番，石井花子在去世前，經常前去掃墓，她在2000年死後與其合葬。 ^[1] 

佐爾格是193年秋肩負前蘇聯情報機構的使命、以德國媒體記者的身份進入日本東京的。前蘇聯情報機構負責人別爾津給他的任務是摸清日本對前蘇聯的意圖。佐爾格在日本住了8年，領導他的情報網獲取了大量情報。他的最主要貢獻體現在兩個方面。 ^[8] 

一是預報了納粹德國1941年6月22日進攻前蘇聯的陰謀以及進攻的精確時間。他從1940年11月18日至1941年6月1日，在戰爭爆發前半年多時間裏，先後6次向莫斯科發出了一系列密電，提出“希特勒準備發動對蘇戰爭”的警報，特別是1941年5月31日他向莫斯科急電:“戰爭將於6月22日凌晨爆發!並再次密電莫斯科:“預計德國軍隊將採取側翼機動和迂迴機動，並企圖包圍和孤立某些集團軍。”可惜的是斯大林沒有相信佐爾格的情報，使前蘇聯在戰爭初期蒙受了巨大損失，否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會因這幾封電報而重新改寫。 ^[8] 

二是在列寧格勒、莫斯科陷入德軍的重重包圍，德、意、日籤著了軍事同盟，德國要求日本從遠東進攻前蘇聯，前蘇聯處在腹背受敵的危急時刻他於1941年9月6日致電莫斯科只要遠東紅軍保持一定的戰鬥力，那麼日本就不會發動進攻。”1941年10月4日又電告莫斯科“蘇聯的遠東地區可以認為是安全的，來自日本方面的威脅已排除。日本不可能發動對蘇戰爭，相反，日軍將在幾周內向美國開戰。”正是由於這兩封電報，使斯大林下決心將前蘇聯遠東集團軍中11個師25萬人、近千輛坦克、一千多架飛機，西調參加了莫斯科保衞戰，並於1941年的12月6日向德軍發起大反攻，擊潰德軍50個師，斃傷德軍38萬多人，取得了反法西斯戰爭第一個大勝利，從此宣告了德軍進攻前蘇聯的“巴巴羅薩”計劃的失敗。佐爾格的情報不僅對保衞前蘇聯起了重要作用，對拯救全人類少遭法西斯蹂躪也起了重要作用。 ^[8] 

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評價：理查德·佐爾格具有一個偉大人物的所有品格——精神力量、敏鋭地評判事件的才能、勇敢而不失謹慎、堅定不移的果斷。他本來可以成為一個傑出的統帥和非凡的外交家。 ^[5] 

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駐日機構的報告評論諜報員佐爾格在道德上不穩定，酒精和女人在他的生活中佔有相當的位置，經常在情色區看見他，他也經常吹噓自己的豔遇。 ^[5] 

康文久評價：理查德·佐爾格是反法西斯隱蔽戰線上耀眼的明星，以其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念、敏鋭的預見力和高超的信息蒐集與分析才能，向莫斯科提供了有關蘇德戰爭的大量重要情報，因而名垂青史。 ^[8] 

學者雪霽在《間諜佐爾格》中提到，在間諜史上，佐爾格是個獨一無二的人物。他既沒更名改姓、 喬裝易容，也沒為竊取文件撬過保險櫃，更沒有竊聽過電話。他真正的職業是記者、時評家、歷史學家和政治理論家，而這恰恰使他成為一個傳奇。 ^[9] 

佐爾格49年的生命有26年在德國度過，9年在蘇聯，2年在中國，12年在日本。他能夠流利地説7種語言。20世紀三十世紀初，佐爾格離開中國時，已經是一名“中國通”。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光裏説道：“如果不是為了崇高的事業，我將在中國一直呆下去，我已深深地迷戀上這個國家了。”在上海這個遠東諜報中心和中國這個情況複雜的熔爐裏歷練3年，對佐爾格的諜報生涯來説是意義非凡的。 ^{[9]  [10]} 

為了紀念理查德·佐爾格，蘇聯的一艘油船、莫斯科的一條街道以佐爾格命名。

1965年，蘇聯還發行過佐爾格紀念郵票。 ^[4] 

在佐爾格的岀生地巴庫，有一座紀念他的公園，其中的浮雕突岀了一雙“暗中觀察”的眼睛一這正是這位諜王的人生寫照。 ^[4] 

東京多磨陵園中的佐爾格之墓。 ^[4]  佐爾格墓碑上第一次刻的碑銘是：“這裏安葬着將自己的生命獻給反對戰爭、保衞全世界和平的鬥爭的英雄。”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