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伊斯特林

伊斯特林的生育供求分析理論

以伊斯特林為代表的運用西方微觀經濟學供給和需求分析理論來研究生育率變化的一種理論。他認為，對孩子的供給和需求共同決定着一個家庭的生育水平。但是隨着現代化的發展，對孩子的供給和需求都會產生正的和負的效應。譬如由於醫療衞生條件的改善，嬰兒死亡的下降，使成活的孩子供給增加，撫養成本的提高使對孩子的需求下降等等。因而，現代化會使對孩子的供需發生變化，從而引起一場“生育率革命”。他提出用供求理論來分析生育率從高到低的轉變，是對萊賓斯坦和貝克爾的理論的補充。他的分析的一個突出特色是結合社會和經濟現代化過程來觀察生育率的變動。他既強調純經濟因素對生育率變動的影響，又注意非經濟因素的作用。他特別強調公共衞生、醫療條件、強制性義務教育和家庭計劃對節制生育的重大作用。從發展中國家來看，由於人們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又沒有避孕的傳統和習慣，所以，加強正規的學校教育，普及義務教育，改善公共衞生、醫療條件，重視和認真推行家庭計劃，對於實現生育率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即對降低生育率、實現人口轉變是必要的。從這些方面來看，伊斯特林的生育率革命理論是有較大的參考價值和借鑑意義的。然而，伊斯特林的分析仍過於理論化，對於現代化過程中各種變量如何對生育率變動起作用的描述不夠，特別是對社會習慣勢力和傳統力量對節制生育的阻礙估計不足。

理查德·伊斯特林是最早對主觀快樂進行理論研究的當代經濟學家。他在1974年的著作《經濟增長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們的快樂》中提出了所謂的伊斯特林悖論（EasterlinParadox）：收入增加並不一定導致快樂增加。首先，國家之間的比較研究以及長期的動態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高低同平均快樂水平之間沒有明顯的關係。其次，在收入達到某一點以前，快樂隨收入增長而增長，但超過那一點後，這種關係卻並不明顯。第三，在任何一個國家內部，人們的平均收入和平均快樂之間也沒有明顯的關係，包括文化特徵在內的許多其他因素會影響快樂。

他的這一發現被稱為“伊斯特林悖論”（Easterlin Paradox，又稱為“幸福-收入之謎”或“幸福悖論”）。現代經濟學是構建於“財富增加將導致福利或幸福增加”這樣一個核心命題之上的。然而，一個令人迷惑的重要問題是：為什麼更多的財富並沒有帶來更大的幸福？而這就是“幸福—收入之謎”或“幸福悖論”的表現。

GDP的增長，許多影響幸福的非經濟因素會下降，從而在不同程度上抵消經濟因素帶來的正面作用，於是就可能出現收入增加了而人們的幸福沒有相應增加的“幸福悖論。另一類理論注重的是“比較視角”。這類理論包括相對收入理論、參照組理論或攀比理論。這些理論從收入本身出發，認為個人效用與自己的收入水平正相關，但與社會的平均收入水平（攀比水平）負相關；當社會變得更富裕時，攀比水平隨之提，導致收入—幸福曲線下移，從而使得總效用水平保持不變。羅伯特·弗蘭克（RobertFrank）的“相對消費理論”為該領域經濟學家的工作提供了一個參照點。在弗蘭克看來，一個人的主觀福利與其相對地位有關。這就產生了一個零和（zero-sum）地位競爭：一人受罰，大家無趣。因此，地位競爭僅僅導致個人福利的再分配，而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的幸福並沒有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