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顏氏

顏氏始祖始於周代，出自黃帝軒轅氏，開基於小邾國，顏回第十八代祖小邾子顏友，是顏姓受姓第一人，尊為始祖。但由於顏回以德著稱於世，受傳統主流文化的影響，在顏氏族譜中，顏回被尊為一世祖。

至春秋時期，顏氏家族成為魯國的卿大夫世家。顏回第二十四代顏盛，在三國魏時，先後任青、徐二州刺史。顏盛在任徐州刺史時，把顏氏從原居的曲阜城遷到他治下的琅琊國的臨沂城附近。

因顏氏代傳孝恭，故人們稱其所居處為“孝悌裏”。至西晉時期，顏盛子顏欽任東莞、廣陵（皆為西晉徐州郡名）太守等職。這樣，顏氏在遷徙至臨沂後才進入世家大族的行列。至顏含隨司馬睿南渡，顏氏在臨沂共歷四代80餘年。

中國人有著述家訓的傳統，在顏之推撰寫《顏氏家訓》以前，三國魏嵇康、西晉杜預各有《家誡》，東晉陶淵明有《責子》，南朝梁徐勉有《戒子書》，屬家訓一類，卷帙都很小。《顏氏家訓》共7卷20篇，是顏之推一生關於立身、治家、處事、為學的經驗總結。主要內容有：（1）以儒家思想為家庭教育的基礎。顏之推説：“聖賢之書，教人誠孝”（《顏氏家訓·序致》），“禮為教本，敬者身基”，“古之學者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為己，修身以求道也。”（《顏氏家訓·勉學》）。他要求子孫們從小就要研習儒家經典，“士大夫子弟，數歲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至不失《詩》、《論》”（《顏氏家訓·勉學》）。他把父子、夫婦、兄弟關係視為人倫之重，認為“不可不篤”（《顏氏家訓·兄弟》）；又把父慈子孝、夫義婦順、兄友弟恭視為風化之要，加以大力倡導。按照儒家的道德規範來教育後代，是顏之推寫此家訓的基本旨意。（2）培養“德藝周厚”的人才。《顏氏家訓》開篇即把教育子孫“立身揚名”視為家教的主題。在《名實》篇中，他又指出：“德藝周厚，則名必善焉。”他主張士大夫應該按照儒家的道德規範“修身慎行”，從而達到“體道合德”的“上士”境界。顏之推在強調“德”的同時，十分重視“藝”對人的重要性。顏之推所謂“藝”，主要指真才實學。真才實學首先來自勤學苦讀，“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內俗，猶為一藝，得以自資”（《顏氏家訓·勉學》）。另外，顏之推還教育他的子女，不僅要學習經史百家等書本知識，還要學習士大夫生活所需要的雜藝，如書、數、醫、畫、琴、棋、射等，即使是農工商賈也應該有所瞭解。在重道輕藝的封建社會，顏之推重視技藝的學習，是非常難能可貴的。（3）提出了全面切實的治家之法。《顏氏家訓》中的大多數篇章對於治家之法都有所涉及。顏之推認為，在家中長輩必須以身作則，為子孫樹立良好的榜樣。“夫風化者，自上而行於下者也，自先而施於後者也”（《顏氏家訓·治家》）。同時要做到愛子與教子相結合，父母對子女要愛得其所，愛得其法，嚴格要求，勤於督導，決不能一味溺愛和放任，寓教於愛、寓教於生活之中。他還主張治家應寬嚴相濟，持家應“施而不奢，儉而不吝”（《顏氏家訓·勉學》）。他曉諭子弟要慎於交友，“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顏氏家訓·慕賢》）。這些觀點，在今天看來仍不失其積極意義。（4）重視兒童的早期教育。顏之推主張家庭教育應及早進行，甚至要從胎教開始。他推崇“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孕婦的言談舉止、飲食起居，都要以儒家的禮節加以約束。對兒童應從小就進行仁、義、禮、孝等儒家道德教育，“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顏氏家訓·勉學》）。如果從小不進行嚴格的教育，一味地溺愛孩子，那麼等孩子長大以後，形成的惡習就難以更治，終將要敗德破家。第五，對儒學、佛學、道學、玄學、史學、文學以至文字學、音韻學、卜筮、醫學、算術、曆法、琴棋書畫等也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琅琊顏氏家訓嗣後顏氏子孫也有新作，但卷帙極小，且皆為《顏氏家訓》的闡釋和補充。如顏真卿作《守政帖》（又稱《告戒子孫書》）。 ^[2] 

漢代，顏安樂與顏彭祖師從眭孟學習《春秋公羊傳》，而後創立了春秋學“顏氏學”，成為一代儒學大師。漢末顏盛至臨沂後，仍以儒學傳家，以弘揚儒學為己任。其長子顏欽，精《韓詩》、《禮》、《易》、《尚書》，學者宗之。顏欽之子顏含，“少有操行，以孝聞”（《晉書》卷八十八《孝友·顏含傳》），他篤行儒家孝悌，善事寡嫂，並以孝道育子，對儒家重視實際和重民思想亦有所弘揚。顏含率族南遷後，金陵顏氏家族在儒學領域多有建樹，世傳《周禮》、《春秋》、《左傳》等。

南北朝時期，顏延之“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顏協博涉羣書，以儒家思想教育子弟，其子顏之儀、顏之推皆善儒學，其中尤以顏之推影響較大。顏之推幼承庭訓，對《周官》、《左傳》、《禮》，皆有較深造詣。他所作的《顏氏家訓》，雖在一定程度上受佛家思想的影響，但其主旨還是儒家。他以儒家的傳統觀點對立身處世、求學、修養、治家等問題提出了較有價值的認識。

隋唐時期，顏遊秦曾撰《漢書決疑》為學者所稱，其侄顏師古注《漢書》時多資取其義。顏師古是唐代著名儒學大師，因精於訓詁，曾奉唐太宗之命撰修《五經定本》，在文字上統一儒學，為儒學的復興做出了巨大貢獻。其弟顏勤禮、顏相時皆傳儒學、精訓詁，兄弟三人同為弘文崇賢學士，一時傳為佳話。顏昭甫更被稱為“碩儒”，尤明訓詁，以儒學教育子女。其子顏元孫、顏惟貞俱為一時名儒，其孫顏杲卿、顏真卿自幼傳習儒學，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儒家維護國家統一的思想對他們影響至深。在平定安史之亂時，顏杲卿、顏真卿兄弟堅持民族大義，反對分裂，反對篡奪中央權力的陰謀，為維護國家的統一和社會的安定建立了不朽的功勳，成為實踐儒家重視羣體利益、重視社會責任思想的光輝典範。

五代時，顏詡為後唐光宗時江西永新令，與顏翊、顏翔兄弟幾人事繼母以孝聞，篤志儒學，尤精詞翰，嚴於禮法，而顏?，以孝悌為時人所推。宋代，福建龍溪顏?、顏師魯、顏耆仲、顏頤仲等，均為儒學傳家的著名人物。 ^[2] 

顏氏後裔有突出貢獻的有“泰州學派”的代表人物顏鈞和“顏李學派”的開創者顏元。他們創立的“大中哲學”和“實學”體現了平民化的哲學思想。明代思想家顏鈞是“泰州學派”的重要傳人，他自稱對王陽明的“良知學”和王艮的“大成學”“會而通之”，而衍化成他自己的“大中學”。所謂“大中學”，即顏鈞自己所説的“大學中庸”之學。在顏鈞看來，“大學中庸”體現了儒學的精神命脈，所以他稱之為“仁神正學”（《顏山農先生遺集》卷三《大學中庸大易》序言），説“大學中庸”四字是他的“一生行功”（《顏山農先生遺集》卷六《耕樵答問·晰大學中庸》）。顏鈞從《大學》、《中庸》闡述儒學的基本精神，並未超越前人，而將“大學中庸”四字各自作為獨立哲學範疇，並使之錯綜變化，則是他超越前人的理論創新之處。他認為，天地間最可寶貴的是人，人最可貴的是心，故人是“天地之心”，心是“人身之主”，且此“心”無所不包，無所不至，神工莫測（見《顏山農先生遺集》卷一《急救心火榜文》）。從貴心論出發，他強調人的主體精神與其能動作用，故以“自我”詮解“大學中庸”：“自我廣遠無外者，名為大”；“自我凝聚園神者，名為學”；“自我主宰無倚者，名為中”；“自我妙應無窮者，名為庸”。此所謂“自我”即“心”，即認識主體。顏鈞以此來界定“大”、“學”、“中”、“庸”諸範疇，使之均從屬於“自我”，從而顯示“心”的至大至廣、至園至神、至上至中、千變萬化、妙應無窮。然而，此“心”並非無所依歸，而是“人人身有之”者。他又説：“吾心精神只是一片”，“亦惟在此片中融性命道德爾”，“是故指一片之變化莫測曰神，聰明睿智曰精，生生無已曰性，分定不易曰命，一心直形曰德，曲暢旁通曰道。”他把精神、性命、道德融入大學中庸之中，也就賦予其“大中學”以哲學與倫理的雙重意義，而且要使“大學”、“中庸”發揮其“自能”，具備各種功用。在他看來，“大學中庸”四字之中，“大以為學，庸乎其中”，“大”與“中”是占主導地位的，“學”與“庸”則為輔翼（以上均見《顏山農先生遺集》卷六《耕樵答問·晰大學中庸》）。可見，顏鈞的“大中學”有體有用，自成體系。同時，他認為“心”作為哲學範疇，可以一分為二：一曰性情，二曰神莫。所謂“神莫”，即“精神與莫能”的複合詞。他説：“心之精神是謂聖，莫能載大，莫能載小為中庸。無非立己達人，人人好仁無尚，心心知秉莫能，以遂精神，為時時、生生、化化、循環無始終也。”（《顏山農先生遺集·辨精神莫能之義》）這樣，顏鈞又把精神莫能與大學中庸結合起來，賦予其“大中學”以精神力量和神秘主義色彩。以此為基礎，他不重教人如何“做官”“治世”，而重教人如何“做人”“救世”，宣傳“急救人心”的道德救世思想，乃至宗教救世精神。他希望人們放落名利心，尤其勸告青年士子不要“謎痼”科場，追逐功名利祿，要有勇氣從傳統思想的禁錮中解脱出來。他深切地同情受苦受難的人民，在其《耕樵問答·急求溺世方》中，他大膽地揭露了統治階級對於人民的剝削和壓迫，認為民生凋敝、滿目瘡痍之“責在君臣”。還為此提出了一個充滿激情和幻想的“急急拯救”的方案，要求朝廷救民於水火，免除人民所受的壓迫和痛苦。

顏元是中國十七世紀傑出的哲學家和反理學思想家。他主張經世致用、躬行踐履，強調“習行”與直接經驗，反對理學之“理在事先”、“心外無理”説，認為“氣外無理”。他經歷了從尊信理學到批判理學的過程，他從“事物之教”的立場出發，認為漢儒訓詁、晉人清談、佛道虛無、宋明理學等一切無關實際的學問都是虛學，應置於摒絕之列；他從“習行經濟”的“實學”立場出發，對宋儒“全不以習行經濟為事”、理學尚虛主靜進行激烈批判。他把矛頭主要指向程朱理學的同時，對陸王心學也進行了批判。他對陸王事功表示了相當的敬意，但認為程朱、陸王兩派學術本質不二，都是“鏡花水月幻學”，同屬“殺人”理論。在批判虛學的同時，他主張振興“實學”，強調應用“學問”，通過實踐驗證學問。他繼承陳亮“義利雙行，王霸並用”的觀點，提出“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四書正誤》卷一）的著名論點。他還作《宋相辨》、《宋史評》，明確表示推崇王安石之學行，認為“德”、“行”要通過“藝”體現。以“實文、實行、實體、實用，卒為天地造實績，而民以安，物以阜”（《上太倉陸桴先生書》，《習齋記餘》卷三）為職志，力斥空談，創造、振興了實學。他非常重視經世致用人才的培養，他認為教育的目的是培養經世致用人才、擔荷聖道、轉移風氣。他主持漳南書院時，對書院教育進行改革，注意以實學育人，設文事、武備、經史、藝能等科。他和學生一起“討論兵農，辨商古今”，“習禮、歌詩、學書計、舉石、超距、擊拳”（《漳南書院記》，《習齋記餘》卷二），對學生進行德、智、體的全面教育。他的尚實思想對後世產生了很大影響，在中國實學思潮史上佔有重要位置。 ^[2] 

顏氏後裔有突出貢獻的有“泰州學派”的代表人物顏鈞和“顏李學派”的開創者顏元。他們創立的“大中哲學”和“實學”體現了平民化的哲學思想。明代思想家顏鈞是“泰州學派”的重要傳人，他自稱對王陽明的“良知學”和王艮的“大成學”“會而通之”，而衍化成他自己的“大中學”。所謂“大中學”，即顏鈞自己所説的“大學中庸”之學。在顏鈞看來，“大學中庸”體現了儒學的精神命脈，所以他稱之為“仁神正學”（《顏山農先生遺集》卷三《大學中庸大易》序言），説“大學中庸”四字是他的“一生行功”（《顏山農先生遺集》卷六《耕樵答問·晰大學中庸》）。顏鈞從《大學》、《中庸》闡述儒學的基本精神，並未超越前人，而將“大學中庸”四字各自作為獨立哲學範疇，並使之錯綜變化，則是他超越前人的理論創新之處。他認為，天地間最可寶貴的是人，人最可貴的是心，故人是“天地之心”，心是“人身之主”，且此“心”無所不包，無所不至，神工莫測（見《顏山農先生遺集》卷一《急救心火榜文》）。從貴心論出發，他強調人的主體精神與其能動作用，故以“自我”詮解“大學中庸”：“自我廣遠無外者，名為大”；“自我凝聚園神者，名為學”；“自我主宰無倚者，名為中”；“自我妙應無窮者，名為庸”。此所謂“自我”即“心”，即認識主體。顏鈞以此來界定“大”、“學”、“中”、“庸”諸範疇，使之均從屬於“自我”，從而顯示“心”的至大至廣、至園至神、至上至中、千變萬化、妙應無窮。然而，此“心”並非無所依歸，而是“人人身有之”者。他又説：“吾心精神只是一片”，“亦惟在此片中融性命道德爾”，“是故指一片之變化莫測曰神，聰明睿智曰精，生生無已曰性，分定不易曰命，一心直形曰德，曲暢旁通曰道。”他把精神、性命、道德融入大學中庸之中，也就賦予其“大中學”以哲學與倫理的雙重意義，而且要使“大學”、“中庸”發揮其“自能”，具備各種功用。在他看來，“大學中庸”四字之中，“大以為學，庸乎其中”，“大”與“中”是占主導地位的，“學”與“庸”則為輔翼（以上均見《顏山農先生遺集》卷六《耕樵答問·晰大學中庸》）。可見，顏鈞的“大中學”有體有用，自成體系。同時，他認為“心”作為哲學範疇，可以一分為二：一曰性情，二曰神莫。所謂“神莫”，即“精神與莫能”的複合詞。他説：“心之精神是謂聖，莫能載大，莫能載小為中庸。無非立己達人，人人好仁無尚，心心知秉莫能，以遂精神，為時時、生生、化化、循環無始終也。”（《顏山農先生遺集·辨精神莫能之義》）這樣，顏鈞又把精神莫能與大學中庸結合起來，賦予其“大中學”以精神力量和神秘主義色彩。以此為基礎，他不重教人如何“做官”“治世”，而重教人如何“做人”“救世”，宣傳“急救人心”的道德救世思想，乃至宗教救世精神。他希望人們放落名利心，尤其勸告青年士子不要“謎痼”科場，追逐功名利祿，要有勇氣從傳統思想的禁錮中解脱出來。他深切地同情受苦受難的人民，在其《耕樵問答·急求溺世方》中，他大膽地揭露了統治階級對於人民的剝削和壓迫，認為民生凋敝、滿目瘡痍之“責在君臣”。還為此提出了一個充滿激情和幻想的“急急拯救”的方案，要求朝廷救民於水火，免除人民所受的壓迫和痛苦。

顏元是中國十七世紀傑出的哲學家和反理學思想家。他主張經世致用、躬行踐履，強調“習行”與直接經驗，反對理學之“理在事先”、“心外無理”説，認為“氣外無理”。他經歷了從尊信理學到批判理學的過程，他從“事物之教”的立場出發，認為漢儒訓詁、晉人清談、佛道虛無、宋明理學等一切無關實際的學問都是虛學，應置於摒絕之列；他從“習行經濟”的“實學”立場出發，對宋儒“全不以習行經濟為事”、理學尚虛主靜進行激烈批判。他把矛頭主要指向程朱理學的同時，對陸王心學也進行了批判。他對陸王事功表示了相當的敬意，但認為程朱、陸王兩派學術本質不二，都是“鏡花水月幻學”，同屬“殺人”理論。在批判虛學的同時，他主張振興“實學”，強調應用“學問”，通過實踐驗證學問。他繼承陳亮“義利雙行，王霸並用”的觀點，提出“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四書正誤》卷一）的著名論點。他還作《宋相辨》、《宋史評》，明確表示推崇王安石之學行，認為“德”、“行”要通過“藝”體現。以“實文、實行、實體、實用，卒為天地造實績，而民以安，物以阜”（《上太倉陸桴先生書》，《習齋記餘》卷三）為職志，力斥空談，創造、振興了實學。他非常重視經世致用人才的培養，他認為教育的目的是培養經世致用人才、擔荷聖道、轉移風氣。他主持漳南書院時，對書院教育進行改革，注意以實學育人，設文事、武備、經史、藝能等科。他和學生一起“討論兵農，辨商古今”，“習禮、歌詩、學書計、舉石、超距、擊拳”（《漳南書院記》，《習齋記餘》卷二），對學生進行德、智、體的全面教育。他的尚實思想對後世產生了很大影響，在中國實學思潮史上佔有重要位置。 ^[2] 

顏師古曾參與《隋書》的編修。據劉知幾考證：“隋史當開皇仁壽時，王邵為書八十卷，以類相從，定其篇目，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體。煬帝時，唯有王胄得所修《大也起居注》，及江都之禍，仍所散逸。皇家貞觀初，敕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共撰《隋書》，五十五卷，與新撰《周書》並行於世。”《隋書》敍事簡練，文筆嚴謹，品評人物基本上能據實直書，為後人研究隋代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及有關制度、人物，提供了真實史料。此外，顏師古還奉詔與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人撰定《五禮》，書成，晉為子爵。《五禮》的修訂，為研究古代特別是先秦時代的禮儀制度保存了大量材料。

《陋巷志》是顏氏家族志，也是顏氏後裔的史學成果，同時是研究顏氏家族和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歷史資料。顏氏初無專志，其家族事略並載於闕里之《三氏志》中。明正德元年（1506年），侍御史鄭州人曹伯良奉敕按察山東，發起編撰顏氏獨立家志。顏氏六十一代宗子、翰林院五經博士顏公?彙集資料，草創初稿。復請中憲大夫、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副使、提督學政江東人陳鎬修審編定。次年春二月，首稿書成，計四冊八卷。曹伯良為《志》題名曰“陋巷”，以志顏子所居之地。陳鎬復撰《序》，以志其事，自是《陋巷志》手稿由顏氏宗子世傳。此後，顏子六十四代孫顏嗣慎、六十五代孫顏胤祚等人對舊稿作了多次修輯，日臻完善並付梓成書問世。1641年，顏子六十七代孫顏光魯、六十八代孫顏紹統父子主持，修訂刊印第二版。清乾隆初年，顏子七十一代孫顏?懷主持刊印第三版。1931—1935年，顏子七十七代孫顏世鏞主持刊印第四版。歷代增訂內容，主要是將後世宗子代系、人物事蹟、後人墓銘、文人名士所作讚頌詩文補續入書，其餘均仍舊版。全書四冊八卷，共由五大部分組成：一：《序言》（卷首）；二：《圖像志》（卷一）；三：《世家志》（卷二～卷三）；四：《恩典志》（卷四）；五：《藝文志》（卷五～卷八）。《序言》八篇，撰者均為明代達官聞人。八序內容大同小異，贊顏子功德不泯，記述該《志》的編撰、修輯和刻印成書的過程。是後人考證《陋巷志》成書歷史的主要資料依據。《圖像志》內容分十三項，主要繪製聖像聖蹟和祭器圖。《世家志》分上、下篇，上篇追溯顏子先世，收集漢代之前經、史、子、集中記載的顏子言行事蹟；下篇有宗子世表，支子世表、聞達列傳三部分內容。《恩典志》內容分列六項：顏子及夫人、顏路及夫人歷代所受封爵及贈諡；歷代重大祀典；顏子、顏路像章服的規格品級；歷代王朝給顏子後裔特授的官爵、學位；歷代帝王的封賞給賜以及對顏子後裔的優待條例。《藝文志》分上、中、下、附錄四部分，是全書重要資料最集中的部分。《藝文志》上，收集歷代皇帝的誥敕，御製的碑文、祭文、讚頌及召旨榜文。《藝文志》中，內收碑文，歷代名人所制贊、頌、銘、論、説及祭文。《藝文志》下，主收奏疏、詩歌。附錄部分，專收顏氏名人之志銘墓表。 ^[2] 

琅琊臨沂顏氏後裔中研習、擅長書法的人很多，如顏延之善書翰，顏峻得其筆法，工行書；顏騰之善草隸，書有風格，其子顏炳之，亦“以能書稱”；顏協工草、隸、飛白，“荊楚碑碣，皆協所書”（《南史》卷七十二《顏協傳》）；顏之推尤工書，精字學，曾著《急就章注》、《筆墨法》各一卷。清阮元《南北書派論》稱：“北朝筆法勁正遒秀，往往畫石出鋒，猶為漢隸，惟破體太多，宜為顏之推、江式等所糾正。”顏師古，與兄弟顏勤禮、顏相時都以文學入選為崇賢、宏文兩館學士。顏師古工書，顏勤禮“工於篆籀，尤精訓詁”；（《顏氏家廟碑》）顏昭甫擅長篆、隸、草書，對金文、古鼎籀文有較深造詣；顏元孫、顏惟貞善書翰，特以草、隸擅名。貞觀中，刊正經籍，顏元孫錄字體數紙，以示讎校楷書，時號顏氏字樣；顏旭卿善草隸；顏茂曾頗工篆籀；顏曜卿善草隸；顏?善正、草書，工文翰，書畫端莊；顏頗工隸書、小楷；顏?工正書；顏防“有文辭，博古，工書”；（《顏氏家廟碑》）顏稷之書《段柯古靖居寺碑》“殊有楷法”；（宋黃伯思《東觀餘論》）顏詡雅辭翰；顏褒邃於經學，詞藻豐贍，書法尤精；顏直之工小篆，得秦《詛楚文》筆意，嘗為參政樓鑰書《攻愧齋》榜，樓鑰賦詩美之，著《集古篆韻》二十卷；顏汝勳工篆；顏耕道“博古工詩，尤善草書”；顏愨“真、草、篆、隸俱工”；顏可久“作鍾、王書，盡得其髓”；（明皇甫?《司勳集》）顏廷榘工書法；顏標工楷書；顏鋭善楷書；顏光敏工書翰，人得其片札，猶珍如珠玉。他的文稿脱手，常常被人拿去，或摹勒，或珍藏；顏懋齡工詩善隸書；顏懋企性嗜書，喜好金石，工書法；顏鳴皋書法冠絕一時；顏崇?喜考訂金石，兼有墨癖，工書法；顏崇溈書法東坡，尤工分隸；顏明遠以詩畫草篆名噪一時，壯年遊歷台灣，趨求其墨跡者不遠千里而來；顏樾精書法，當時他與同邑練廷黃書法同負盛名，曾風行於京華一帶，達官顯貴中多有人求索，收藏其書寫的對聯條幅。等等，不勝枚舉。而顏氏書家中名位最高、貢獻最大的當首推書法大師顏真卿。他秉承家學，小學功夫深厚，所寫字體，全合字樣，其書法又能吸取北朝雄渾氣質，融合唐初的秀逸風雅、中唐的肥勁宏博，轉益多師，博取眾長，幾乎概括魏晉以下諸家，終成“顏體”。有唐三百年，能做到文字、書法並臻雅正的書法家實僅其一人。

顏真卿是中國書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一代宗師。“顏體”以其雄渾樸厚、氣勢磅礴的盛唐氣象而開一代新風，最終確立了唐楷的法度，在中國書法藝術歷史上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而他的行草書從魏晉時代清玄超邁的“韻”，轉變到“止乎禮”的“情”，充分體現了“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書跡其情”的文學藝術表現規律。顏真卿作為中國歷史上著名忠臣義士，一生愛國愛民，鞠躬盡瘁，其忠烈之節、凜然正氣，真正實現了人品與藝品的高度統一，令後世高山仰止，與“二王”同為千古書聖。 ^[2] 

顏氏後裔在繪畫創作方面名家很多。如顏真卿之子顏?“書畫端莊，殊有父風”；顏直之工畫人物；顏博文以詩畫擅名京師。他長於水墨畫，人物花卉皆臻妙境。喜作墨梅，所畫山水亦頗有情致；顏暉善畫道釋人物，畫鬼奇絕，兼工畫猿；顏宗善畫山水，為世人所推重；顏儀鳳工書畫，然不多作，或得其片紙，珍若拱壁；顏明遠書畫俱佳，於陶瓷繪畫和裝飾設計尤精，其作品麟鳳龍虎、百鳥飛鳴、雙魚擊水、八仙耕織之類為後人所珍藏；顏元是現代油畫大師顏文?之父，所作山水、人物、花鳥畫精妙，尤其擅長畫人物，落筆蒼勁，線條挺拔，衣褶飄逸自然，深得任氏筆法的精髓；顏世清擅長畫花卉，又善於鑑賞，收藏之富為當時北京之最，曾任東方繪畫協會幹事；油畫大師顏文?於20世紀初創辦蘇州美術專科學校，是中國著名的畫家和美術教育家，他的繪畫作品豐富了中國藝術寶庫。桃李滿天下，中國許多有成就的美術工作者，都出自他的門下。

顏氏家族擅長雕刻者眾多，雕刻作品多種多樣，其中以楷木雕刻著名。楷木雕刻藝術品，為曲阜特有工藝品，簡稱楷雕。相傳在孔子去世後，弟子子貢守墓期間，思師情切，以楷木刻成孔子與夫人亓官氏之雕像，為孔氏嫡裔世代珍藏，成為曲阜楷雕之始。楷木手杖始於西漢初年，楷木於宋大中祥符年間。楷雕取楷樹木為料。楷樹，漆樹科，落葉喬木，多出孔林，故又稱“文楷”。紋細質密，木質薑黃，為木雕用上乘原料。至清代，楷雕工藝漸臻完美，形成特有的藝術風格。乾隆年間，曲阜隆盛木店專刻手杖、如意等。咸豐年間，曲阜楷雕業有徐、顏、李、孔四大家，尤以顏氏楷雕最為見長。光緒年間，楷雕藝人顏錫忠曾為宮廷、孔府、孔廟雕刻大型藝術木雕，以工精、氣韻入神見長。清光緒十七年（1891年），山東巡撫張曜給慈禧太后上壽，特命顏錫忠製作壽杖一柄，如意兩架，以作壽禮。顏錫忠遂日夜苦思，精心設計了龍頭圖案，而後加以製作。壽杖刻百龍百珠，雲霞相映，玲瓏剔透，活靈活現，有躍躍欲飛之感。如意刻“八仙慶壽”和“羣仙祝壽”圖，所刻仙人高矮肥瘦，耳目口鼻，形態逼真，不異生人。進奉朝廷後，王侯官宦無不讚嘆，慈禧太后也倍加讚賞，稱為“絕技”。 ^[2] 

顏盛，字書枱，一字書震，“復聖”顏子第二十四代孫，漢尚書郎，青、徐二州刺史，關內侯，娶沛國劉氏，始自魯國徒居琅琊臨沂，代傳孝恭，因號其為孝悌裏。故葬臨沂縣西七里，宋元祐年七年，詔禁樵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