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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漢語方言

鎖定
漢族的先民開始時人數很少,使用的漢語也比較單純。後來由於社會的發展,居民逐漸向四周擴展,或者集體向遠方遷移,或者跟異族人發生接觸,漢語就逐漸地發生分化,產生了分佈在不同地域上的方言。漢語方言分佈區域遼闊,使用人口在9億以上。
中文名
現代漢語方言
外文名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現代漢語方言語法特點

語法結構是語言體系中最穩固的。相對來説,漢語方言在語法上的差異性要小一些,但綜觀各地方言,仍反映出各種各樣的語法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 4個方面。
實詞的形態變化
實詞的形態變化 實詞的形態變化
實詞中表示語法意義的形態變化,即語法學上所謂構形法的手段,在方言中有不少獨特的表現,拿重疊來説,閩方言莆田話單音名詞有的可以重疊,重疊後作謂語用,例如“目珠柴柴”(眼神呆滯);陝西話單音名詞重疊後又可用作定語,如"盒盒粉”(用盒子裝的粉);單音動詞重疊表示動作概遍性的意義是閩南方言的特色,如廈門話“ 出出去” (全部出去)、“收收起來”(全部收起來)。形容詞在各地方言中都可重疊,但形式各異,吳方言就有前加成分重疊(AAB)、後加成分重疊(ABB)、雙音形容詞重疊(ABAB、AABB)、嵌詞重疊(A頭AB、A裏AB、A透A透)等多種不同的重疊方式。普通話和多數方言裏的單音形容詞只重疊一次,如“紅紅”、“白白”,而閩方言的單音形容詞卻可以重疊多次,並且一次比一次表示的程度更高,如“紅-紅紅-紅紅紅”,必要時甚至可以重疊至 5次之多。再從附加前綴和後綴來看,各地方言也有不同表現,例如"阿"是南方方言常用的前綴,“子”雖是南北各地方言普遍存在的後綴,但使用的範圍卻很不一致,四川話有“樹子”、"羊子"的説法,吳方言用得更廣,"車子"、“鑊子”、“學生子”,甚至表示時間的詞也可以加“子”,如“昨日子”、“明朝子”等。利用語詞內部語音變化來表示語法意義,這種內部屈折在方言中也不乏例子。如粵方言用聲調的變化來表示動作行為的完成:嬜婖∫Ιkla"我食啦”和嬜婖∫ΙΚ卙1a“我食(過)啦”,後句意思是“吃”的行為已完成,用變調(∫ΙK的調值由22變35)來表示。閩方言許多地方都利用音素的變化表示人稱代詞的複數,如廈門話:gua“我”、1i“你”、i“伊,他”,變成複數時是:gu(a)n"我們"、lin"你們"、in“伊們,他們”。
虛詞的不同用法
虛詞的運用是漢語語法的特色。漢語方言在這方面也有不少特點。拿助詞來看,各地方言的助詞跟普通話差別很大。表領屬關係的結構助詞“的” 在官話方言中大體上都以舌尖音 t 開頭,如t媅、ti之類,而在南方各方言中,大體上都以k、g等舌根音開頭,如上海話g媅妱、南昌話ko嶈、 梅州話ke嶈、廣州話kε嶈、福州話扄ki。儼然分成南、北兩派。又如表示時態的助詞,各地方言也很不一樣,動作的完成蘇州話用“仔”,如“去仔一趟”,廣州話用“咗”,如“去咗廣州”,四川話用“倒”,如“ 吃倒飯”,湖南雙峯話(老湘語)用“解”,如“他上解課就回去”等等,各有特色。再拿語氣詞的運用來看,各地方言有很多獨具一格的語氣詞,如吳方言蘇州的“哉”、“哉啘”、“哚”、“”、“ 阿”,粵方言的“ 咩”、“”、“噃”、“啩”、“啫”、“亄啩”、“囉噃”、“之嘛” 等等,其中有的語氣詞所表達的語氣很複雜 , 不容易用共同語對譯,如粵方言的“啫”,有時有提醒對方的口氣,有時有輕蔑的意味,有時又只是一種沒有意義的口頭禪。形形色色的語氣詞表達了豐富多采的感情,對增添方言的特色很有作用。例如介詞、連詞等虛詞,在方言中也都或多或少有獨特的表現。
語序的特點
語序在漢語語法中佔有重要的位置。各地方言的語序跟普通話差別不大,一些最基本的結構,如主語-述語-賓語、定語和狀語在前、中心語在後的格式,各地方言的語序大都相同。可是,大同中仍有小異,例如狀語的位置,粵方言有一些常用的詞作狀語時經常後置,例如:“你去先” (你先去),“食多啲”(多吃一點兒),“買兩斤香蕉添”(再買兩斤香蕉),“呢條褲長得滯”(這條褲子太長)等;補語的位置在方言中也有特別的現象,例如“我打不過他”在粵方言中既可説成“我打唔過佢” ,也可説成“我打佢唔過”吳方言的紹興話有“打伊敗”(打敗他)的説法。雙賓語中兩個賓語的次序在普通話中一般是指人的賓語在前,指物的賓語在後,但南方粵、閩、客家、吳、贛等方言中都存在着另外的格式:指物的賓語在前,指人的賓語在後。例如“給他一本書”這句話,廣州話説成“畀”(給)一本書佢(他)”,上述其他方言也都類此。
幾種句式的不同結構
有幾種漢語中常用的句子,方言中存在着特殊的結構方式。比較句中的不等式:客家方言用“甲-比-乙-過-性狀詞”,如“佢比過大”(他比我大),粵方言用“甲-形容詞-過-乙”,如“今日凍過琴日”(今天比昨天冷),閩方言用“甲-較-形容詞-乙”的格式,如台北話“台南較細台北”(台南比台北小)。被動句:不少方言中的被動句跟普通話不同,由於沒有專用介詞“被”,大多采用表示“給予”意義的動詞來兼表被動,如廣州話的“畀”,廈門話的“互”,梅州話的“分”,上海話的“撥”等,如廣州話“佢畀狗咬親”(他被狗咬了),廈門話“伊互人拍一下”(他被人打了一下)。被動句的結構有些方言也與眾不同,如青海話用“給”表示被動,但卻置於動詞之後, 如“他的書看給了” (他的書被人看了)。普通話被動句中的“被”字後面不一定要引出主動者來,而在南方一些方言裏, 卻非把主動者引出不可, 例如“茶杯被打破了”,上海話説“茶杯撥伊(或某人)打破了”,“伊”是不能少的。處置句:就是把字句,漢語各方言結構大致一樣,但在介詞的選用上各有特色,有用“將”(閩、粵、客家),有用“撥”(吳)等等,有的地方處置句跟被動句完全一樣,同一句話可以有兩種解釋,如鄂東楚語“我把他氣死了”這句話,既可以是我“把”他氣死,“我”是主動者,也可以是我“被”他氣死,“我”是被動者。疑問句:普通話的疑問句可以單純用語調錶示,可以在句末加疑問語氣詞,也可以在謂語部分肯定與否定相疊;南方各方言在運用肯定與否定相疊時,結構上有獨特之處,粵方言常把賓語提到肯定與否定之間, 如“你去學校唔去”(你去不去學校);閩方言和吳方言則採取在句末加否定副詞的辦法表示疑問,如海南閩語“你去看電影無?”(你去看電影嗎?)除了上述幾種常用的句子在漢語方言中存在着不同的特點以外,有的方言還存在一些獨有的特殊句型,也很引人注目。閩方言中有一些用“ 有”、“ 無”帶上動詞(或動詞結構)、形容詞組成的句子,在其他方言中就很少見。例如廈門話“者久伊有來我無去”(這一向他來過我沒去過),台北話“去新竹有遠無?”(到新竹去遠不遠?)潮州話“伊有睇戲,我無睇戲”(他看了戲,我沒看戲)等。

現代漢語方言研究歷史

漢語方言的研究源遠流長, 歷史悠久。大體説來,從揚雄的《方言》到章炳麟的<新方言>,古代漢語方言學經歷了1900年左右;從“五四”運動到現在,現代漢語方言學又經歷了近70年的發展過程。
古代漢語方言學先秦古籍中已有方言的著錄。相傳古代帝王為了體察民情風俗,博通天下名物,在每年秋後的農暇季節,派遣使臣乘坐輕便的車子到各地去搜集方言異語。這大概就是東漢應劭《風俗通義序》上所説“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軒之使,採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秘室”的情形。但這些都還不能説是方言的研究。隨着時間的推移,漢語言文字從先秦發展至漢代已經有了重大的變化,人們閲讀古籍已有許多困難。為了適應閲讀和研究古代典籍的需要,漢代便興起了以詮釋詞語為主要內容的訓詁學。揚雄《方言》(全名《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是漢代訓詁學一部重要的工具書,也是中國第一部漢語方言比較詞彙集。它的問世表明中國古代的漢語方言研究已經由先前的萌芽狀態而漸漸地發展起來。《方言》被譽為中國方言學史上第一部“懸之日月而不刊”的著作,在世界的方言學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
從漢末創制反切以後,中國古代語言學在發展訓詁學的同時,又漸漸地興起了音韻學。漢語方言研究跟訓詁學和音韻學都有密切的關係。魏晉南北朝時期產生的許多韻書,如李登的《聲類》、呂靜的《韻集》、夏侯詠的《韻略》、周思言的《音韻》、李槩的《音譜》等,它們大都是“各有土風”的方言同音字表。到了隋唐時代,中國社會結束了魏晉南北朝長期分裂的局面,加上經濟的發展,科舉制度的實行,反映在語言文字上,對共同語規範的要求十分迫切,着重中原正音、排斥方言土語的風氣相當突出。因此隋代陸法言編撰<切韻>之後,方言韻書不僅很少有新著出現,就是原有的一些也都因被忽視而先後亡佚。從隋唐到宋元之際,漢語語音又發生了重大變化,以正音為目的的《切韻》、《唐韻》、<廣韻>、《集韻》一系韻書,由於跟口語相距日遠,漸漸失去了語音規範的作用,只是作為詩韻而被文人沿用。這多少為音韻的研究轉向從實際語音出發的道路創造了客觀條件。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出現了元末周德清以14世紀初期反映北方口語語音的北曲為依據而編成的《中原音韻》,而且以它為先導,以後產生了一系列北音系統的韻書。這在漢語音韻學上是一個劃時代的重大革新,也給漢語方言的研究帶來了新的變化。比如明朝晚於《中原音韻》 100多年蘭茂編的《韻略易通》,晚於《中原音韻》 300多年畢拱宸編的《韻略匯通》等韻書,反映了北方話即官話方言中某些地點方言的語音系統。這一類北音韻書不僅對研究某些方音的歷史演變有參考價值,而且對研究當地方音跟其他官話方言音系的關係等也都有一定的作用。除韻書以外,某些字書和筆記雜談性質的著作也有方音材料的著錄。如唐代顏師古的<匡謬正俗>、宋代王應麟的《困學紀聞》、明代張位的《問奇集》等書中都談到各地的一些方音。從魏晉迄於元明時期,方言詞彙的研究專著很少,零星的材料大多散見於筆記、雜談之類的著作之中。如宋代陸游的《老學庵筆記》、明代陶宗儀的《輟耕錄》、揚慎的《丹鉛總錄》、胡應麟的《莊嶽委談》、郎瑛的《七修類稿》等書中都有方言俗語的記載,但其規模和成就遠不及揚雄的《方言》。東晉的郭璞繼承了揚雄重視活的方言詞彙的傳統,為揚雄《方言》作了第一個注本,他以晉代方言來跟揚雄所記的漢代方言相比較,指明某些漢代方言詞語保存在某地,轉移到何處,或已發展為通語,因而《方言注》保存了漢晉時期語言流變的不少材料,正如王國維所説:“讀子云書,可知漢時方言;讀景純注,並可知晉時方言。”(《觀堂集林》卷五《書郭注〈方言〉後一》)。
清代是中國傳統語言學的鼎盛時期。漢語方言的研究這時也得到了比較全面的開展,取得了較大的學術成就: ①撰寫了許多調查、 輯錄和考證方言俗語的著作。其中有的以比較通行的一般性的方言俗語作為調查、輯錄和考證對象,如錢大昕的《恆言錄》、陳鱣的《恆言廣證》、孫錦標的《通俗常言疏證》、錢坫的《異語》、翟灝的《通俗編》、梁同書的《直語補證》、張慎儀的《方言別錄》、錢大昭的《邇言》、平步青的《釋彥》、胡式鈺的《語竇》、鄭志鴻的《常語尋源》、易本烺的《常語》、顧張思的《土風錄》、梁章矩的《稱謂錄》、羅振玉的《俗説》等;有以某個地點方言或區域方言的方言俗語作為調查考證對象的,如孫錦標的《南通方言疏證》、李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