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書閣

班書閣1901年出生於河南省杞縣班莊村。其父班詩召為前清舉人，從班書閣的祖父開始，就對培養自己孩子讀書一事盡其所能而不惜財力。所以班父30餘歲即鄉試獲中。班父及班的二叔邊做私塾教師，邊按登科出仕的方法進行自修，據説正是得益於他的祖父教誨，班書閣父親高中舉人。班書閣後來在求學、治學道路上孜孜以求，並取得巨大成就，不可謂沒有家學淵源因素的影響 ^[2]  。

班書閣18歲之前熟讀四書五經及《綱鑑》、《易知錄》等書，打下了紮實的國學基礎。19歲考入河南淮陽省立第二師範學校，1925年他又考入河南大學國文系。在老師的指導下，他在課下自學、自練，養成了獨立閲讀、思考，獨立解決問題的習慣，遂對國文研學發展出新趣向，對中國文學史、經學史、校勘學、金石學等相關領域產生了廣泛的興趣，學而專，再進一步，去追求學而博 ^[2]  。

班書閣26歲赴天津任家庭教師，在這期間結識梁啓超、羅振玉等喜歡研究學術的朋友，在治學上得到了他們很大的幫助。任教兩年中，他開始收存名人名畫、名貴碑帖。曾計劃從唐碑收購入手，以至魏晉六朝諸碑帖莫不設法獲取，專注於收藏從唐二王到顏柳，從傅山到吳昌碩等歷代書法家的碑帖。他還喜收水墨花卉畫，對徐清藤、吳昌碩、鄭板橋的畫法特別推崇 ^[2]  。

28歲時，他以《書院源流考》一文投考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並獲通過、錄取。從此又在這裏學習與研究中國史 ^[2]  。

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史地系創辦於1930年秋天，伊始，程國璋教授任系主任。程君辦學責任心重，積勞成疾，1932年，力辭主任，專事教職。從國學研究所畢業後，班書閣應天津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之聘，擔任史地系講師，1932年被委以系主任重任。在史地系，他教授中國歷史，開設中國中古史、中國近古史、中國近代史和中國史學概論四門中國歷史學的主要課程。這些課程起始於秦統一，終結於清末，教授難度很大，非常考驗講師的專業功力和水平。他以淵博的學識認真執教，其教授方法也相當規範。授課主要以講演、討論、學生課堂筆記、指定參考書目等為教學的主要環節。講演與討論是課堂互動的教學方式，這可以讓學生主動參與到課堂學習中來，也就是現在所提倡的啓發式教學。筆記與參考書目是研究型教學方式，學生所記筆記的內容為：課堂討論之結果、講義外之補充、問題疑難之釋疑、課外研究之途徑等。參考書籍分必須參考和自由參考，用於學生課外研究，以資深造，為學生創造自主學習和研究環境。能在這樣的名師門下學習，有心的學子們會是多麼幸福，受益良多了 ^[2]  。

班書閣教授參照普通大學歷史學系和地理學系的課程組織大綱，棄其知識過於精專，取其知識普遍要額，以合培養中等學校師資之需要，為本系課程設置標準。因用心打造，辦系漸增聲色。

歷史學的主科為中國歷史和西洋歷史。當時，中國另一位近現代著名史學家孫毓棠教授在史地系教授西洋歷史。班書閣在史地系教授中國歷史，他開設的是中國中古史、中國近古史、中國近代史和中國史學概論四門中國歷史學的主要課程。這些課程起始於秦統一，終結於清末，縱貫上下二千年，教授難度很大。他以淵博的學識認真執教，其教授方法也相當規範。授課主要以講演、討論、學生課堂筆記、指定參考書目等為教學的主要環節。講演與討論，是課堂互動的教學方式，使學生主動參與到課堂學習中來，也就是現在所提倡的啓發式教學。筆記與參考書目是研究型教學方式，學生所記筆記的內容為：課堂討論之結果、講義外之補充、問題疑難之釋疑、課外研究之途徑等。參考書籍分必須參考和自由參考，用於學生課外研究，以資深造，為學生創造自主學習和研究環境。20世紀30年代，班書閣的科研實力也在穩步提升，他在《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期刊》、《燕大月刊》、《北平圖書館館刊》等學術刊物上發表諸多述著。

在1928至1942年間，七十一名國內著名學者和日本漢學家編撰《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收入篇目31000餘篇，字數1500萬字，可謂洋洋大觀。從資料記載看，他是撰稿較多者之一，所撰提要不止1446篇，還有增撰稿篇目若干。他所從事的提要編撰工作，也是他學術研究取得的重大成就和攀登學術高峯的重要標誌 ^[2]  。

1928至1942年間，中國近代大出版家張元濟主持的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由日人橋川時雄出資，在北平組織71名國內著名學者和日本漢學家編撰《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本書仿照清朝乾隆時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體例，分為經部、史部、子部、集部、方誌部和叢書部編撰。修成後，收入篇目31000餘篇，字數1500萬字。篇目相當於清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3倍，字數相當於5倍，可謂洋洋大觀。其中，北洋女師範學堂（河北師範大學前身）創始人、著名教育家傅增湘和班書閣參加了編撰工作。根據日本東洋文庫所藏《<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編輯資料》所載：1936、1937年，已收“班書閣所撰提要1446篇，為史部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等，子部雜家、藝術等，集部別集、詩評等類著述，為《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撰稿較多者之一。增撰提要交稿尚在其後。”從資料記載，對班書閣的編撰工作可作如下評價：一、在71名國人撰稿者中，他是撰稿較多者之一；二、他所撰提要不止1446篇，還有增撰稿篇目若干。 ^[1] 

1936年7月，他受聘纂修家鄉杞縣縣誌，於是班將辭去女子師範學院教授辭去，專心於修志。1937年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他回原籍杞縣，孝養母親並繼續纂修縣誌以維持生活。1938因戰事波及家鄉，只好攜家眷再回北京，為生計而在偽北大及偽師大等校代人講授中國歷史課程。直到抗日戰爭勝利 ^[2]  。

1947年，賦閒在家一年有餘後，經人推薦，班書閣到山西大學任教，時山西大學遷回太原不久，百廢待興。時任校長徐土瑚慧眼識珠，請他到山西大學歷史系任教，先後講授中國沿革地理、秦漢史、南北朝史等課程 ^[2]  。

解放初期的山西大學仍設有文、法、工、醫四個學院，班書閣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經過短期馬列主義理論的學習後，任山西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教授。1953年後，師範學院獨立建院，他被任命為山西師範學院歷史系教授兼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這一時期是他精力充沛、乾的最心情舒暢的時期，教書治學，無不全力以赴。他擔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後，又擔任中國民主同盟山西師範學院支部委員，經常為如何辦好學校和歷史系建言獻策，但在“左"傾路線影響下，卻因此被錯定為極右分子。直到1961年“摘帽子”，才恢復原待遇 ^[2]  。

即便在這種苦悶的時期，他仍然專研於中國歷史古籍文獻，先後向歷史系學生作了《山西曆史行政區劃概況》和《山西古代學者在史學上的貢獻》等專題報告，加深了學生們對山西的深入瞭解和對歷史學的熱愛。

1966年班書閣退休，回到北京市與老伴侯若素歡度晚年。文革中幾經周折，各種磨難 ^[2]  。

1973年11月3日，班書閣在北京闢才衚衕舊居病逝，終年73歲 ^[2]  。

班書閣生平主要論著有：《中國近代史講義》、《中國史學概論》、《五代史記注引用書考》、《中國歷史要籍介紹及選讀》等。論文有《書院制度考》（含：書院興廢考、書院掌教考、書院山長考、書院藏書考、書院主時 考 等）、《曲赦考》、《南唐書箋註引書表》、《東晉僑置郡釋例》、《東晉襄陽郡僑州郡縣考》等。另有未出版著作《宋元版書著錄考》、《明史本證》、《山西碑帖考釋》等 ^[2]  。

班書閣在學術研究領域苦心孤詣，成果豐厚。他所從事的提要編撰工作，是他學術研究的重大成就和攀登學術高峯的重要標誌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