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模式

廣州(20張)

改革開放後,珠江三角洲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利用國家賦予的優惠政策,以其獨特的地理區位、土地和勞動力等優勢,與外來資源相結合,創造了由地方政府主導的外向型快速工業化經濟發展模式,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沿海地區新工業化發展道路.其共有四個典型特徵：一是政府主導；二是外向經濟；三是民營經濟的快速市場化；四是國內國外兩個市場聯動。

廣州(15張)

珠江三角洲模式”得力於大規模引進香港等地的外資，以外資企業和中外合資企業為主體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

廣州(15張)

1.“珠江三角洲模式”存在和發展的基本前提是毗鄰香港的地理位置。“珠江三角洲模式”以深圳經濟特區的建立為發展起點。由於中央把深圳特區作為改革開放的窗口、體制改革的試驗場和銜接香港的橋樑，給予特殊經濟政策，使得深圳毗鄰香港地理位置的優勢迅速轉變為一種巨大的經濟勢能，在較短時間裏發展成為實力最雄厚的經濟特區。隨着深圳特區經濟的快速發展和深圳市的迅速崛起、產業鏈的延伸，整個珠江三角洲地區便成為香港和深圳兩市的生產基地。

2.“珠江三角洲模式”的基本動力是以深圳為龍頭的區域極化效應和擴展效應。20多年來，深圳的發展具有三種功能：一是接受香港（包括世界其他地區）高經濟勢能地區的資金、技術、管理等方面的輻射和擴展功能；二是吸引國內其他低經濟勢能地區的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的極化功能；三是迅速向珠江三角洲地區擴展、擴散的功能。這三種功能和效應在較短時期內相互發生作用的結果，便出現了“珠江三角洲的奇蹟”。

3.以出口導向和發展外向型經濟為主是“珠江三角洲模式”的基本戰略。“珠江三角洲模式”充分利用了毗鄰香港的優越地理位置，以出口導向和發展外向型經濟為主，充分利用外來直接投資和國際市場，使珠江三角洲地區成為我國開放度最高的地區.

“中國改革開放”之樹生長了30年，結出的最豐碩的果實是什麼？珠三角。

在20世紀70年代末還是香港和廣州之間的4萬平方公里丘陵和水田的珠江三角洲地區，現在是一年超過7000億美元工業生產總值的世界工廠，擁有超過6000萬人口的中國最密集的城市羣，其中包括中國第三和第四大城市廣州與深圳，它們構成全球最出色的中國經濟兩大發動機之一。如果説中國的改革是增量改革的話，中國的經濟增長首先是增量的添置，，其次才是存量的盤活，而最大的增量就是珠三角。

作為增量的珠三角，深圳特區和廣東“四小虎”是過去20多年裏的爆發力量，它們主演了南方的改革開放傳奇劇目。珠三角的四種模式，為“北京共識”和“中國經驗”添上了好看的一筆。

在改革開放30週年之際，探究珠三角模式的來龍去脈，其演變過程對中國發展的啓示，是本專題“珠三角模式再報告”之主旨。

在互聯網上搜索一下“珠三角模式”五個字，你會得到什麼？

“珠三角困局”、“珠三角模式危機”，這樣的字眼比比皆是，而關於珠三角或珠三角模式的各種斷言都不假思索。比如説，“製造困局”已經成為珠三角企業走向國際市場、參與全球化競爭面臨的最大難題”等等。

“珠三角許多企業已掉進低成本競爭的泥潭，不能自拔。這時企業要想生存，只有儘量在工人頭上打主意。珠三角的桎梏，帶有明顯的“天生”性質，崛起之初，就註定會走到今天這一步。”(《珠三角模式之辯》)

這裏所説的珠三角模式，基本上只指的是所謂“三來一補”的加工貿易產業，好像這已是“珠三角模式”的全部。但是事實並非如此。

現實中，根本沒有一個統一的“珠三角模式”。上世紀80年代學術界曾有過“珠江模式”與“蘇南模式”的對比，但其時主要是指鄉鎮企業的發展模式，所謂“珠江模式”主要是指順德、中山一帶的鄉鎮工業發展模式，可能稱之為“順德模式”會更準確一些。至於上文所指責的“珠三角模式”，其實更多是“東莞模式”的特點。

但是“東莞模式”只是珠三角多種發展模式中之一種，甚至並不是最主流的發展模式。在珠三角，至少曾經擁有四種以上的獨特發展模式，分別為順德模式、南海模式、東莞模式、深圳模式。

即便在上述四種模式中，最值得稱道的也並非“東莞模式”，“順德模式”很早就以“可怕的順德人”而名聲在外，“南海模式”也同樣創造了經濟奇蹟，而“深圳模式”顯然更代表中國應該追求的發展方向。

在80年代論及的中國地方發展模式，大多是以誘發工業化的主導因素而論，即通過何種途徑從農業社會走向工業化。

在珠三角的四種模式中，“南海模式”是最為典型的本土生成型民營經濟，珠三角善於經商的本地農民，利用珠三角最先改革開放的天時地利之便，先從貿易做起，賺到了第一桶金，隨即由貿易向上追溯到工業製造領域，並逐步在工業中加入技術研發的因素，一步步提升其產業檔次，完成柳傳志總結聯想的貿-工-技轉換過程。南海模式亦可見於廣州的番禺、江門的新會等地區。

“順德模式”在工業化的誘發過程中，基層政府發揮了更多一些的作用。順德在計劃經濟時期，就有一些農機工業和繅絲工業的基礎，培養了一些小工業經營人才，在80年代率先開放後，縣鎮村政府對工業化充滿了極端的興趣，鼓勵大辦鄉鎮工業，並想方設法從金融機構獲得資本支持，遂使順德在一些產業領域迅速成為全國市場的佼佼者，奠定了順德的產業競爭力基礎；90年代的改革完成了這些鄉鎮工業的私有化過程，使順德轉型為以民營經濟為主的地區。中山市的西北部小欖、東鳳等鎮，以及佛山市區等部分地區，亦具備順德模式的特點。

就整個城市來説，深圳特區亦走過了一條類似聯想的“貿工技模式”，在80年代初特區創辦之初，事實上是依靠優惠政策，做貿易起家，奠定了特區的資本基礎，之後在1985-1986年深圳特區開始第一次產業轉型，由貿易轉向大規模投資工業，20世紀90年代中期，深圳提出發展高科技產業的計劃，產業重心由工業向科技產業升級，原有的加工貿易業則向關外的寶安龍崗以及東莞地區遷移。2006-2008年前後，深圳開始第三次產業轉型，在原有工業、高科技產業的基礎上，產業重心開始向高端服務業轉移。在深圳模式中，我們可以看到國有資本、民營資本和外資的基本平衡，而在其國資體系中，可以看到本地國資、北京央企與香港央企資本的平衡，在外資中，則可看到港台資本、亞洲資本和歐美資本的基本平衡，而在深圳的民營資本中，則可以看到深圳模式的精華部分：民營創新科技企業羣體。

“東莞模式”最多算是“深圳模式”的史前版而已，是從80年代的深圳移植過來的加工貿易體系，至今在深圳的關外寶安龍崗地區，還有大量“東莞模式”的殘餘，只不過東莞將其迅速地複製和膨脹到幾何級數，在規模上做大到讓人驚呆的地步罷了。即便是東莞更多地以“世界工廠”的面目出現在世人面前，並且東莞前幾年一直在津樂道於自己的“製造業名城”桂冠，但東莞市的加工貿易產業的總產值和總出口額，其實一直沒有超過深圳市。更準確地説的話，應該是珠三角東岸地區(東莞和深圳關外地區)共同構成了“世界工廠”。

外界對珠三角模式的指責，其實大多指責的是“東莞模式”，所謂“東莞模式”是這樣的：由東莞提供土地，有可能是已建成的標準廠房，中國內地四川、湖南等省提供廉價勞動力，外資提供資金、設備、技術和管理的要素組合模式。在這一模式中，最大的特點有三：外科手術式植入的、外資主導的、外向型的，我們可以總結為“叁外模式”。

外科手術式植入，係指整個製造體系是從外部直接加入到該地區的，而非該地區自己的肌體內自發生長的、與該地區本土的文化、經濟有血肉聯繫的產業體，這種產業體有一個天生特點：像遊牧民族一樣逐水草而居，哪裏水草豐盛就去哪裏，而且由於其“蒙古包”是組裝式的，遷移起來也很方便容易；外資主導就不用説了，因為中國缺少資金和產業經驗，產業投資需要由外資來投入，具體到東莞來説，台資的聚集是其一大特點；外向型，是指其主要的部件等從外部進口、產品也主要是打外銷市場。在這一模式中，產業的利潤主要由外資收穫，地方獲得的是税收(由於地方政府大量犧牲自己的税收收益，這一收益在前五年基本很少看到)、租金、對服務業發展的拉動，以及，似乎憑空獲得了一個產業體系；外來工則賺到少得可憐的工資。而本地居民基本不參與此一工業化進程，只在為工業化提供配套服務中賺取低層次服務業(房屋或廠房租賃、餐飲、酒店等產業)的利潤。

“東莞模式”主要集中於東莞市、深圳的關外地區、惠州的博羅縣西部地區以及惠陽、惠東的個別鎮、廣州的增城市、中山的南部地區及江門的台山等部分地區。

但是“東莞模式”的其中一個特點是可以迅速複製並做到可怕的規模效應，由於操作簡單，技術含量不高，並且快速地面對巨大的全球市場，這使得“東莞模式”的產業化可以在短時間內在全球市場中佔據相當的份額，並在世界各地攻城掠地。所以在短短的十幾年時間，“東莞模式”下的製造業在全球發威，橫掃歐美日等西方市場，以致於西方媒體盯着的珠三角製造業，似乎就只是東莞，於是乎中國媒體盯着的珠三角模式，似乎也就只是東莞。

“東莞模式”在珠三角稱雄本身就已讓人感到擔心，“東莞模式”北漸到蘇州，甚至整個中國沿海地區，從南到北，大連、天津、上海、杭州、廈門、珠海等許多當紅的明星城市，都同樣面臨着“東莞化”的趨勢，那就更加讓人沮喪。可以説，這一趨勢準確體現了在最近10年、尤其是最近5年的時間裏，全球產業資本流向中國大陸的情勢下，全球製造業鏈條的末端移植到中國大陸的瘋狂情形。

到2008年，當“東莞模式”遭遇空前的危機時，其實我們非常需要認真地打量一下珠三角的其它幾種更有價值的發展模式，深圳模式、順德模式、南海模式。儘管這幾種模式這些年來也經歷了多次演變，與最初我們的理解的，已大不相同，但這種演變本身，已表明了珠三角是能夠適應時代變化，富有活力和競爭力的。

本專題由於着眼於珠三角模式30年演變的梳理，所以才重點選取了順德、南海、東莞、深圳四種主要代表模式。事實上，珠三角作為9個城市的經濟共同體，每個城市都有其發展特色，上述四種模式並不能覆蓋到整個4萬多平方公里。除上述四種模式外，至少還有幾個城市的主城區，其經濟發展路徑並不能歸類於上述四種之任一。比如廣州、惠州和珠海。

由於80、90年代廣州的發展在區域中不居於主導地位，因此在談及珠三角模式時，較少會涉及廣州的部分，但事實上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廣州的重現生機也構成了珠三角發展模式之變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廣州的發展路徑顯然迥異於上述四種模式，而更接近於中國內地傳統經濟中心城市(類似南京、武漢、天津、上海等城市的產業拓展方式和產業結構)的發展特點，如果説在珠三角中，廣州是與上海最為相似的城市，應該沒有人反對。

所謂廣州的“類上海模式”，其實可以簡單地描述為：本地大型國有資本與跨國公司的媾和共榮。

在珠三角，廣州是僅有的國有資本處於強有力控制地位的城市，這大部爭應歸因於國有資本原本在珠三角大部分地區投資較少，廣州由於是華南地區中心城市，廣東省省會，所有才得到了一些中等規模的投資，並且集中於重化工業領域。在改革開放的頭20年，珠三角仍處於輕工業化階段時，廣州正處在它的“大上海沉沒”時期，所以在經濟特區和四小虎的熠熠星光之下，廣州變得黯然銷魂。但是當上世紀90年代末中國開始進入第二次重工業化時代之後，廣州等來了它的輝煌時代，在汽車、石化、造船等戰略性產業的投資得到了回報，廣州恢復了勃勃雄心，開始重整舊山河，並意圖佔據整個區域競爭的制高點。

珠三角東部邊緣的惠州市，在90年代也呈現出以國資為主導的經濟發展特點，但與廣州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產生的老國企不同，惠州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發展起來一批新興的、以電子信息產業為主的國資企業，以TCL、德賽、華陽等幾大國企為主，構成惠州的產業支柱。這幾大國企與深圳的賽格集團、康佳集團、三九集團等一起，被學術界稱作“南派國企”。

所謂“南派國企”，據總結有幾個特點：國家並無巨大規模的投資，而是以較小的投資，從小企業發展起來；企業並非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成長壯大，而是經受了市場經濟的洗禮，經過殘酷的市場競爭而發展起來；這些企業由一批優秀的國資經理人帶領下才得以發展壯大，並建立了較為適應市場需要的公司治理結構。其中TCL集團還於本世紀初實施了“阿波羅計劃”，較好的解決了國資經理人激勵機制問題。

珠海在珠三角則是個完全的異類。原本處於珠三角邊緣地區的珠海，並未能象南海、順德那樣生成本土萌發的工業化條件，但也未能象東莞那樣抓住港台資本遷粵的歷史機會。因而珠海的發展據説一直被視作珠三角工業化失敗的典型。但是換一種角度來看珠海，它其實兼具了深圳模式(以軟件、醫藥為代表的自主創新民營科技企業)、東莞模式(以偉創力為代表的加工貿易企業)、順德模式(格力集團)的一些特點。雖然從產業密度和集羣程度來説，不如深莞南順四個地區，但是珠海整體的城市發展水平卻並不低，以其人均GDP來説，在珠三角仍處於最好的水平之一。

問題的關鍵之處還在於，在珠海西區進入新世紀開始引入石化等產業之前，珠海的經濟發展是珠三角唯一不以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為代價的發展模式，珠海一直保持了她珠三角最美麗的海濱城市的桂冠，生態體系和城市環境一直得到了較好的保育。倘若不是最近幾年珠海急不可待地引入了石化等重化工業，珠海就會完全符合“科學發展觀”模式的要求，成為科學發展的典範。

珠海的際遇也許足以讓珠三角人思考：我們究竟想要怎樣的發展？

誠如接受本報專訪的佛山市委常委、南海區委書記李貽偉所言，珠三角各個城市的發展模式，這些年來已在逐漸模糊其個性，展現出“趨同化”的態勢。

比如南海雖然以內生型民營資本為其最大特點，但是南海近幾年來卻也是區域內吸引外資最為成功的城市之一；東莞在十多年外資經濟的薰陶之下，本土居民亦開始其創業或資本化進程，當然仍是從其熟悉的配套服務業出發，在餐飲連鎖、豪華酒店經營方面形成特色；順德完成製造業民營化的同時，在商貿流通業的私人創業也蔚然成風；廣州、惠州雖然在區域內建立了重工業中心的地位，但是深圳、珠海、東莞、中山、江門等區域內多個城市均提出了“適度重型化”的戰略，不願意被中國第二次重工業化進程拋棄。

為何珠三角區域會出現嚴重的趨同化？筆者認為有兩個重要原因。

其一是廣東省十五、十一五連續10年的大規模投資，使得整個珠三角地區建立起一個高速公路網絡，未來還將形成由高速鐵路、輕軌和地鐵組成的軌道交通網絡，這個交通網絡的形成，使得整個珠三角呈現出一種扁平化的城市集合體的趨勢，每個城市在這個交通網絡的節點上，均不存在被邊緣化或中心化的問題，都可以獲得高效便捷的運輸服務。這意味着珠三角的每一個城市其實都無法再強調其優於別人的區位優勢，自身不再具有特殊的地位。而資源流動的便利性和低成本會導致資源在區域內的扁平化配置，至少在珠三角區域內會越來越顯現出這一特點或趨勢。

其二是，自90年代末以來，珠三角地區的各個城市政府，均越來越多地表現出強勢政府的特點。

在上世紀80和90年代，珠三角地區的城市以弱勢政府著稱，這也有兩個原因，一是整個八九十年代，從省政府到各地市到各縣區，廣東一向以政府放權、少管事，放手讓基層和民間求發展而著名，這種以減少管制、自由放任為特點的治理模式，也是珠三角在改革開放頭20年取得巨大成功的一大法寶；二是在90年代末之前，各城市政府均以財力嬴弱聞名，由於基礎薄弱，地方財政沒有多少力量去幹預經濟，即便想強強勢，也強勢不起來。

但是經過20多年的發展，珠三角名城市政府都積累了相當的財力，加之1998年之後朱氏強勢推動中國房地產行業發展，欲以房地產業來拉動內需，這等於打開了各城市政府靠土地開發積累地方財力的大門。實力大增的珠三角各地方政府均開始變得富有企圖心，以廣州林樹森、深圳李鴻忠為代表，珠三角各城市開始進入強勢政府的時代。

其實基於同樣的原因，不僅僅是珠三角各城市之間的差異性在泯滅，就是在長三角與環渤海灣、中西部等不同地區的城市之間，城市發展戰略、產業政策等均出現了趨同化。也許過了若干年後，我們再談所謂珠三角模式，是一件極其好笑的事情。因為，沒有“珠三角模式”可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