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牌者

杜斯堡生於荷蘭烏特勒支，起先曾以戲劇為業，寫過一些寓言和劇本。1900年，他的興趣轉向了繪畫；他在裏克斯博物館臨摹藏畫，並以賣畫為生。杜斯堡對現代藝術運動頗有興趣和熱情，經常撰寫文章進行評論。1915年，他寫了一篇文章，讚揚蒙德里安那些將樹木、教堂等母題一步步引向抽象的系列畫。蒙德里安讀到該文後便到處尋找作者。杜斯堡自己也在繪畫中進行與蒙德里安相似的抽象實驗。“杜斯堡甚至比蒙德里安還早就認識了直線在藝術中至高無上的重要性，他甚至想給他的雜誌起個名字叫《直線》。”(阿納森著，鄒德儂等譯：《西方現代藝術史》，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第226頁。)而假如該雜誌真的被如此定名，那我們如今所説的這個風格派，恐怕就該叫“直線派”了。1916—1917年，他在一系列表現奶牛、靜物及玩牌者的畫中，以幾何圖形簡化物象，最終消除了畫面物象，而走上非具象的道路。這幅《玩牌者》的母題來源於塞尚的同名作品，杜斯堡將塞尚畫中的那種幾何構成的處理，進一步引向抽象。我們看到，玩牌者的形象已被抽象成為無法辨認的直線和矩形。那些不同的矩形，形成了一個疏密聚散變化有致的網格結構。在這一網格結構中，所有造型要素均被水平線和垂直線控制着，形成某種節奏和韻律。這種圖式令我們想起蒙德里安的作品。其實，在這件作品之前，杜斯堡已就塞尚的《玩牌者》作過抽象探索。

那件早些時候(約1916—17年)的作品在構圖上基本照搬了塞尚的，人物形象則被簡化為平面的幾何色塊，不過形象依然是可辨的。

1917年，杜斯堡與幾位荷蘭先鋒藝術家共同創辦《風格》雜誌。1921年，他離開荷蘭，到中歐各地作巡迴演講。在各地，尤其是在魏瑪的包豪斯學院，他成為轟動一時的人物。杜斯堡曾於1920和1921年兩次造訪德國，後一次是受格羅皮烏斯之邀訪問魏瑪包豪斯學院。不過，令邀請者始料不及和大為後悔的是，杜斯堡竟在那兒對於包豪斯當時流行的個人主義、表現主義和神秘主義的方法，發起了一連串的尖鋭攻擊。這自然引起了包豪斯主人的憤慨。面對重重敵意，杜斯堡毫不示弱，在學校附近建起自己的工作室，開設繪畫、雕塑和建築課程。他所講授的課受到極大歡迎，學生們的反應迅速而熱烈。這使得格羅皮烏斯不得不固守城池，而明令禁止包豪斯的學生去聽杜斯堡的課。杜斯堡曾在給友人的信中不無得意地寫道：“我已經把魏瑪弄了個天翻地覆。那是最有名的學院，如今有了最現代的教師!每個晚上我在那兒向公眾演講，我到處播下新精神的毒素，‘風格’很快就會重新出現，更加激進。我具有無盡的能量，如今，我知道我們的思想會取得勝利：戰勝任何人和物。”(轉引自尼古斯·斯坦戈斯著，侯瀚如譯：《現代藝術觀念》，四川美術出版社，第159頁。)杜斯堡在包豪斯學院產生的直接而顯著的影響，在該學院師生後來的作品中清楚地顯示出來。甚至，連格羅皮烏斯也沒能免受他的影響。

玩牌者的作者是荷蘭籍畫家凡·杜斯堡(Theo van Doesburg，1883—1931)是風格派的另一位核心人物。他是《風格》雜誌的創刊人和主持者，同時也是該雜誌重要的撰稿人。他曾用好幾個筆名在該雜誌發表文章，讓別人以為那些文章是由不同國籍的好幾個人所作，從而人為地擴大了風格派的影響。杜斯堡曾對風格派一詞的由來這樣解釋，“風格是出自我在1912年的闡述：剝去本質的外形，那麼你就能得到風格。”杜斯堡才思敏捷、雄辯善論，對藝術有着驚人的洞察力。他與蒙德里安在個性及氣質上恰好形成鮮明對比：蒙德里安温和且有耐性，總是緩慢地前進，不斷精益求精；杜斯堡則常常顯得衝動，性格中更多的是挑釁性和攻擊性，而較少建設性成分。他甚至會在《風格》雜誌上，把他昨日還盛讚不已的人物(如李西茨基、馬列維奇)貶得一無是處。在風格派運動中，他作為活動家與宣傳家的作用，遠遠超過了他作為藝術家的作用。新造型主義能在國際上產生那麼大的影響，也許在很大程度上該歸功於杜斯堡的大力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