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鬥光

1931～1937年，他在潮安金山中學讀書時接受了地下黨的宣傳和影響，參加了進步同學組織並由地方報紙出版的“蓓蕾“副刊，從此萌發了嚮往共產黨的念頭。在此期間接觸了許多進步同學和書刊，如在法國出版的《救國時報》，江西蘇區反“圍剿”勝利的秘密傳單和《共產黨宣言》等進步書籍，加深了對共產黨的認識；不再甘心於做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好學生”。他開始尋求真理，與國民黨反動勢力展開了鬥爭。1936年在廣州白色恐怖的險惡形勢中他加入了地下黨外圍組織的抗日先鋒隊，與進步同學一起發起遊行、罷課、秘密組織讀書會，最後被校方勒令退學。1937年5月在廣州秘密參加黨，同年奔赴革命聖地延安，參加抗日軍政大學第3、第4期學習。

1938年抗大第4期尚未結業，被校部提前調出派往國統區，到廣州為抗大招生，途經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時，因外面形勢發生變化，改派在武漢的《新華日報》社工作。同年10月隨報社和。八路軍辦事處撤離武漢，—路風險，死裏逃生，因所乘“新升輪”在湖北燕子窩遭日機轟炸，報社和八路軍辦事處共20多位同志不幸遇難。抵達重慶後繼續在《新華日報》社工作，不久調到《羣眾週刊》。《羣眾週刊》與《新華日報》同屬我黨在國統區公開出版的機關刊物。

1941年“皖南事變“後，由組織疏散到昆明隱蔽轉入地下，以經商為掩護，參與負責昆明地下黨的領導工作。雲南黨的負責人曾與他和林必宜擬組建昆明市委，後因形勢和黨的組織方針變化，改成單線聯繫。其間因工作需要曾流動於昆明與桂林之間。

1946年調上海，時值國共合作全面破裂前夕，由於反動當局的阻撓，《新華日報〉準備在南京和上海出版未果；《羣眾週刊》冒着隨時被查封的風險，在上海以能堅持一天就爭取多出一期為原則，繼續堅守陣地，與國民黨反動當局進行着尖鋭複雜的鬥爭。《羣眾週刊》在上海出版時，上海反動當局要我方進行重新登記，我方則——面交涉一面堅持出版，中間曾遭無理搜查、勒令停刊、沒收刊物、嚴禁出售、追查印刷場所等等刁難。為躲避反動當局的破壞，輾轉隱蔽秘密印刷，他與陳昌謙兩人出人同行，擔任着艱鉅的編排聯繫印刷工作。至1947年2月國民黨反動當局終於下毒手，悍然“勒令”駐南京、上海、重慶3地的中共代表團和工作人員撤回延安，上海《羣眾週刊》的工作人員也被押送延安。在《羣眾週刊》機構被包圍封鎖前幾小時，他奉命逃離，擬利用他在上海的社會關係接應一些戰友轉往香港。後因情況變化由他一個人赴港向香港《羣眾週刊》負貴人章漢夫彙報上海的情況。香港〈羣眾週刊》是根據周恩來在1946年10月指示籌建，於1947年1月出版的。

抵港後，經章漢夫介紹，他到中共香港工委委員、負責財經委書記的許滌新處工作，是財經委成員之一，並在財經委開辦的新聯公司任副經理。1949年，為迎接南下大軍解放全中國，黨在港有關機構的工作人員分批撤回大陸。他奉命與其他離港同志分別秘密集中，由東江縱隊護送徒步20餘日到達潮汕革命根據地河婆地區（現揭西），建立南方人民銀行，由他出任印鈔廠廠長，兼發行部主任。1949年底，他帶領部分印鈔廠同志赴廣州，開始籌建對外貿易管理處，後成立華南對外貿易管理局，任副局長。1953年外貿管理局與廣州海關合並，他出任廣州海關副關長，曾兼任廣州市財經委委員，制定廣東對外貿易管理的組織、條例、辦法以及措施等，為廣東對外貿易管理工作的創始與奠基傾注了心血。

1957年調到北京對外貿易部，出任駐錫蘭（今斯里蘭卡）使館首任商務參贊，時間長達7年。當時是美帝國主義對我國實行封鎖時期，在外貿部的直接領導下，根據黨的對外方針政策，他在以大米換回橡膠為主要內容的長期貿易中進行了有效的工作，打破了帝國主義的封鎖禁運，為我國開展對資本主義國家貿易打開了突破口。1963年底，他回國後留外貿部，歷任出口局、生產基地辦公室（局）副局長等職，為組織出口貿易，建立出口商品生產基地、進行貿易談判等工作，盡職盡力。

1977年，他調到海關管理局。中國海關總署成立後任中國海關總署副署長。在職期間正是我國實行改革開放，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變革時期，在建立經濟特區、經濟開發區，引進外資，對外加工，開展對外往來等方面，他認真貫徹中央的大政方針，根據海關的職能，在關税政策、進出境監管新措施、引進先進的科技設備、建立統計工作，以及對體制建設等方面，克盡職守，發揮作用。離休後，他任中國海關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顧問，中國税務學會常務理事，汕頭經濟特區顧問，北京潮人海外聯誼會顧問。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