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陵基

王陵基(2張)

王陵基出身於四川樂山一個地主家庭，自祖父以來都經營綢緞生意，初在樂山城內開成園綢緞莊，後在成都開成園綢緞莊。他少時曾跟郭沫若的大哥郭開文學習文章，不久就棄文就武。1903年7月，考入四川武備學堂，因年少英俊，聰明活潑，被視為人才，入速成班學習。一年後畢業，恰逢創建新軍，被分配到縣裏招募弁目（班長）學生訓練，隨即充任隊官從事弁目隊的訓練。後隨徐孝剛赴日購買武器，自請留學，如東斌學校讀書一年後，又入成城學校補習日文，與劉存厚、張邦本為同學。回國後，在川軍協統鍾穎部任主任參謀，隨部進駐拉薩。對西藏的風土、人情、地形、物產、特別是武派系等有所瞭解。

1908年，任四川陸軍軍官學速成學堂副官，為日本籍課長充當翻譯。因為劉湘、楊森、潘文華、唐式遵等一大批四川軍閥都是在這畢業的，因此以後劉湘為了表示尊師重道，經常老師前老師後的喊個不停，跟着底下一羣軍官也跟着喊王老師。另一個速成出身的將領王纘緒很不服氣，背後撇着嘴説：“什麼老師啊，他不配，明明只是個是副官嘛，這就是劉甫澄（劉湘的字）的虛偽。”辛亥革命後經川督胡景伊保薦，任川軍第2鎮上校標統。不久升為模範團少將標統，由於他和北京政府派到軍校的負責人很熟，經常充當四川軍政府的代表去北京和北洋政府聯繫，後來，在四川南北內戰中，他一直主張走北洋路線，和孫中山的國民黨一系對抗。

1913年，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的時候，重慶鎮守使熊克武舉兵響應。他立即自告奮勇討熊，被胡景伊任為川軍第2師先遣支隊長兼川東宣撫使，從南充進攻重慶，但擁袁的貴州都督唐繼堯已經派先鋒黃毓成搶先攻入重慶，他隨即和黃軍展開巷戰，經重慶商民告狀後兩人雙雙被撤去職務。但他不久就被恢復少將軍銜和恢復勳章。

1915年2月，袁世凱派親信陳宦督川，他為了拍陳宦的馬屁，特意去學北京官話討好陳宦。先後被任命為川軍第1師2旅4團團長，第1師5旅旅長，袁世凱稱帝后，他認為袁世凱是改朝換代的英雄，決心要做從龍之士，後來護國戰爭的時候，陳宦看到大勢已去，宣言和袁世凱個人斷絕關係。他立即勸師長周駿攻擊陳宦，他的忠心得到袁世凱的賞識，被任命為國防軍第15師師長兼重慶鎮守使。受賜尚威將軍封號。

1916年5月，袁世凱死後，他見靠山已倒，不得已退出成都，在張瀾的勸説下，把部隊交給第三師師長鐘體道，帶着少數衞隊前往北京。後被任為煙台鎮守使兼煙台知事，有人説他當了婆婆當媳婦，他卻自我解嘲道：“一個師長不過帶萬把人，一個軍長也就四、五萬人，真正帶人馬多的還是縣長，統率幾十萬到上百萬，那個帶兵官有這麼多人。”他硬着頭皮幹了一年多，才又回到北京待機，實在找不到出路，只好又回到四川。

1922年夏投奔劉湘，任川軍第2軍參謀長，旋任川軍第2軍第6混成旅旅長。楊森代理軍長髮動一、二軍之戰的時候，他正在後方整理部隊，前方戰敗的消息傳來，他集合零散部隊發動逆襲，掩護部隊後撤集中，

1924年，楊森在吳佩孚的支持下發動反攻的時候，他也被北洋任命為第28混成旅長，他到北京活動，為劉湘謀得川康善後督辦的名義，一起打倒了熊克武的一軍系統。後來又一起打倒了從劉湘部分裂出去的楊森，這時劉湘部隊複雜，師的番號都有八、九個，他又協助劉湘整軍，將部隊整編為9團制的三個師，他升任第三師師長。這時楊森在吳佩孚的支持下又一次殺回四川，並和袁祖銘合作，意圖消滅劉湘，他以四川速成系團結為名，説服楊森和劉湘合作對付袁祖銘，終於迫使袁祖銘離開四川返回貴州。

1926年12月，任國民革命軍第21軍3師師長兼重慶警備司令。當時，吳玉章領導的國民黨蓮花池左派省黨部非常活躍，他認為是侵犯了他的權利，非常不滿。1927年3月31日，重慶市各界人民羣眾為抗議英、法、日等帝國主義軍艦炮擊南京，舉行萬人大會。劉湘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命令其派軍警特務向羣眾開槍，當場打死100餘人，打傷1000餘人，在會場上擁擠踐踏而死傷者數千人，造成空前的重慶三·三一慘案。

1928年8月，楊森和李家鈺、羅澤洲組織八部同盟反劉，針對這個威脅，王陵基力主分化瓦解，各個擊破。他認為同盟軍力量較大且比較積極的是楊森，如果説服他退出同盟，則八部同盟將會被釜底抽薪，不難被各個消滅。這一主張被採納後，他連夜到四川萬縣（今重慶萬州）和楊森做徹夜長談，以歸還被劉湘收留的楊森部隊為條件，勸楊森維護速成系的團結。但楊森和劉湘積怨已深，態度強硬。他只好怏怏而返。臨走時，楊森以師生之情，送他到江干。王上輪船後，向楊招手説：“再見。”楊森招手説：“王老師，戰場上見。”

王陵基剛從萬縣返回，同盟軍羅澤洲即搶先對劉湘發動進攻，他認為，楊森部要過兩天才能到達戰場，這是消滅羅澤洲的有利時機，便請準劉湘，以本師為主力，在江北地區和羅澤洲激戰，將其擊潰。這時，劉湘得知楊森部將於次日凌晨到達戰場，命他到張關、鐵山佈防。他向劉湘建議，派一加強團乘輪船到洛璜登陸，出其不意，向楊森側背猛攻，必能大勝。劉湘按計行事，致使楊森腹背受敵，只好向臨水敗退。王率師水陸並進，迅速佔領了楊森的老巢萬縣，年底，劉湘控制了下川東各縣，打通了長江交通。

這時，一貫道在川中盛行，劉湘和部下都拜劉神仙劉從雲為師，王陵基也被劉神仙賜予玉豹法號，開始他認為自己是劉湘的老師，應該和劉神仙平起平坐，不願意磕頭，後來害怕劉神仙背後下黑手，不得已下跪磕頭。

1931年，紅二方面軍賀龍所部在鄂中洪湖地區發展革命根據地，蔣介石委劉湘為長江上游“剿匪”總指揮。劉湘不願離開四川，即委王陵基為代總指揮，率六個旅、兩個加強團及特種部隊“圍剿”洪湖地區紅軍。王陵基欣然承諾，對其親信誇耀説：“剿匪”既可發揮自己的才能，又可增長聲望，還可藉機謁見蔣介石，增加將來發展機會。王親率主力前往沙市，除以有力部隊固守沙市外圍據點外，派第四師師長範紹增和前敵指揮官郭勳祺分左右兩路向洪湖革命根據地進攻。嗣後並請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濬派出三四個師在潛江、沙洋及襄陽以南地區阻截紅軍。王陵基親到前線督戰，得悉紅軍主力向荊門方面移動後，認為紅軍將包圍其左翼，亦以主力向左移動，要在荊門地區同紅軍決戰，妄圖在荊門、郢城地區消滅紅軍。紅軍打了幾個殲滅戰後，向老河口方面作戰略轉移。王陵基所部傷亡甚大，不敢深入洪湖地區，退而固守當陽、曾家集一線。

此時，王陵基得悉河南有三股土匪，各有人槍一兩千，當即派人前往聯絡，招撫為第三師第一、二、三路警衞部隊，名義上為增大“剿匪”力量，實際擴充了他個人的武裝。

1932年底，紅四方面軍主力進入川陝邊區，建立和發展革命根據地。1933年7月，蔣介石任劉湘為四川“剿匪”總司令，統率四川各路軍隊圍攻紅軍。劉委鄧錫侯、孫震、李家鈺、楊森、王陵基、劉邦俊分任六路總指揮，向紅軍進攻。王陵基為第五路，指揮八個旅共二十四個團和特種部隊，並代劉邦俊指揮第六路的四個旅，於12月中旬向革命根據地進攻。紅軍為集中力量，主動放棄達縣、宣漢，王陵基立即向上表功，並企圖藉機吞併第六路的隊伍，因而惹起各路“剿匪”軍不滿，劉湘遂將其撤職。王被撤職後，百無聊賴，跑到上海當了兩年寓公，花天酒地。1936年春，劉湘又邀其返川，任省保安司令部保警處長並代行保安司令職。 ^[3]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1938年初，王陵基任第三十集團軍總司令兼第七十二軍軍長，於夏初出川抗戰。8月參加南潯戰役，防守瑞昌武寧一線。嗣後，王部新十三師在萬家嶺一役奏捷獲獎。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王部陸續參加了長沙會戰、南昌會戰等。1939年6月，王升任為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三十集團軍總司令，率七十二軍駐修水。此後王追隨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常向其部屬講：打日本人沒有什麼，將來打共產黨才要真正流血。我把我的意見多次向委座(蔣介石)提出，委座也讚賞我的見解。他多次建議在湘鄂贛邊區組織“剿共”部隊等，深得蔣介石信任。他指令參謀長宋相成蒐集八路軍、新四軍“妨礙”、“破壞”抗戰材料報到重慶去。1941年初皖南事變發生後，他指令第一線部隊及時消滅新四軍和共產黨組織。王還責令所屬把消滅共產黨及人民抗日武裝力量視為最重要任務，規定各級主管長官要層層具結，並推行連坐法，三人連環保。他在總部成立肅奸委員會，自兼主任；各軍、師成立肅奸小組，軍、師長任組長。他對共產黨員或有嫌疑的人，都兇殘地加以殺害，被逮捕的新四軍和共產黨員押到總部，極少有生還的。他説，委座曾指示過，對共產黨寧可誤殺三千，不可走漏一人，這句話很有道理。

1941年冬，日軍發動第三次長沙會戰，由於王陵基平時散佈消極抗日保存實力言論，其部屬對日軍也就不積極作戰。會戰開始，王率主力赴平江、長江地區參戰，令七十二軍三十四師陳良基部擔任武寧、修水方面守備。三十四師抵抗不力，節節敗退，使少數敵、偽部隊竄到修水地境，總部倉庫幾遭失陷，王陵基不得不在前方抽調兩個團星夜兼程回援。會戰結束後，王陵基回到修水，將七十二軍軍長韓全樸撤職，三十四師師長陳良基撤職查辦，還槍斃一個團長泄憤。

王陵基一向把“剿共”看得比抗日重要。1945年春初，第三十四師參加湘粵贛邊區會戰，收復了江西省政府所在地太和，繼續追擊南竄之敵。王陵基卻下令三十四師立即改變追擊日軍之部署，回援湘鄂贛邊區去進攻渡江南下之八路軍王震部。他還設宴招待團以上軍官，告誡他們拼命“剿共”，不要怕傷亡，將來一定優先彌補。

王陵基忠實執行反共政策，深得蔣介石的信任和嘉許，1943年春晉級陸軍上將，1945年春又當選為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 ^[3] 

日本投降後，王陵基升為第七綏靖區司令，指揮兩個集團軍繼續追擊王震部，當時正值重慶談判之際，他認為和談歸和談，剿共是既定國策，指揮全軍渡江追擊。這年冬天，他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兼江西省保安司令，要求將72軍留在江西，但武漢行營不同意，另外劃給他兩個青年師指揮。他雖然脱離該軍，但72軍團以上人士變動，仍需他同意才能辦理。不久，這個軍整編為72師，師長楊文瑔仍不時電告情況，他對親信説：“楊文瑔還知道有我，沒甩我袖頭。”電告全軍官兵，服從楊的指揮。

王陵基在江西期間，和政學系的張羣關係密切，同時又拉上了中央組織部長陳果夫的關係，當時省民政廳長李中襄是CC系（“中央俱樂部”，Central Club的簡稱）大將，省訓練團教育長胡靖安又是軍統的開山祖師，他們又都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各有山頭，互不買賬。他和李中襄在任用縣長的人事問題上，鬧得不可開交，他提名的縣長，李不同意，李提名的縣長，他不批准，在一次省務會議上，他擺出老牌軍閥的樣子，盛氣凌人，李中襄拍案而起：“你是中央委員，我也是中央委員，我們在政治上是平等的。”當時省參議院基本是政學系把持，他通過參議院炮轟李的民政工作報告，迫使李狼狽不堪，棄官而去。

1947年，他奉令一個月內徵糧十萬擔，他靈機一動，找了個替死鬼，把徵糧的任務交給徵糧處長程懋型去執行，那時江西連年水旱，農村經濟破產，連口糧都沒有，那位處長親自去徵收，一無所獲，眼看期限接近，不得已投江自盡。程死後，王陵基延長了徵糧期限，最後派兵遣將，武裝徵收，把江西農村洗劫一空。

1948年4月，蔣介石不滿四川省主席鄧錫侯處理學潮不使武力，徵糧也不出力，將其免職，調王陵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四川省保安司令，實行安川應變計劃。他依靠蔣介石的信任，一上任就打破省政府派系分贓的辦法，一人獨攬省政大權，首先找和自己很有淵源的劉航琛出任高等顧問，除了最重要的人事、錢糧、軍事外，一起都交劉航琛處理，又把保安團擴充到20個團，作為自己的武裝依靠。還對四川大學學生狠下毒手，製造了“四·九”慘案。

淮海戰役結束後，國民黨大勢已去，他依然叫囂反共到底。斥責別人貪生怕死，自稱絕不投降。他説“自己已經六十五歲了，應該做一番事業。”還稱熊克武組織的自衞委員會是走中間道路，前景堪憂。當時四川除了反共救國軍外，還有楊森在重慶組織的保民救國軍，還有孫震在萬縣有部隊，在中統的提議下，他搞起了成渝萬大聯合，三人保證相互扶持。事後，他對中統的人説：“張嶽軍（張羣）拉我和劉自乾（劉文輝）合作，我都含糊拒絕，中統的人乘機説，你搞甫系聯合是對的，但不能搞劉、王合作。王陵基這時認為，四川此時北有胡宗南，東有宋希濂，加上內部他和楊森、孫震密切合作，應變應該可以從容部署了 ^[1]  。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解放軍迅速向四川推進，他的安川計劃迅速破產，他也從負隅頑抗到準備流竄。他覺得省政府目標太大，就遣散了省政府。完全成為一個光桿。他跟親信述説時叫苦道：“想去台灣吧，又怕以前自己説的守土有責的大話被揭穿。也有共產黨人找過他，他卻怕共產黨算舊賬，重慶三·三一慘案據他説是藍文彬搞的，卻算在他頭上，就連21軍清共，也算到他頭上，如果共產黨追查的話，他是説不清楚的。後來他走不掉，又折回成都，和李文的第五兵團一起突圍，但後來李文也無力突破包圍，宣佈投誠，他看到胡宗南的所謂王牌不過如此，搖着頭自行出走。

1950年2月6日化裝成軍醫潛逃時，在四川江安被人民解放軍逮捕，在戰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是級別最高的在押戰犯。1964年12月28日獲得特赦。1967年3月17日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1歲。骨灰存在八寶山革命公墓。1981年他的女兒王錫禮將其骨灰運往美國。

民國初年，王陵基投靠袁世凱當上重慶鎮守使（1913年），之後跑到上海逍遙，泡上一個“長三堂子”。沒想到蔣介石也看上了這個女人，撩來撩去居然被王陵基撩走，一時氣不過去找王，被王扇了兩個大耳光。本來這種事沒人會知道的，但是王這個人喜歡張揚，特別喜歡和人説這事。

國民黨戰犯集中到北京之後，其中有一位年歲最老、軍階上將、高度近視眼的王陵基，有現代化的保險刀片，他刮不了鬍子。他自己動手時，颳得滿面鱗傷還刮不乾淨。杜聿明看在眼裏，對王的年邁和笨拙十分同情，便二話沒説，主動為王刮鬍子，有時除了沈醉幫忙刮過幾次之外，其餘都是杜包辦了。王陵基喜做打油詩，曾經寫過一首贈杜聿明，在戰犯們傳為美談：“上將何無用，鬍鬚鬧滿腮。杜兄本能手，颳得換新胎。”

民國時，別人問王陵基的歲數，他總是説：“和蔣委員長同庚。”解放後，別人問他高壽，他改口道：“和朱總司令同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