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鑑

王鑑摹古工力很深，筆法非凡，擅長山水。與王時敏、王翬、王原祁、惲壽平、吳歷齊名，並稱四王吳惲或清初六家，成為畫壇正宗。為“清初六家”之一。

王鑑和王時敏、袁樞一樣，早年曾經得到過董其昌的親自傳授，他一生的畫業就是沿着董其昌注重摹古的方向發展，繼續揣摩董源、巨然、吳鎮、黃公望等諸多前輩大家的筆意，仿古吸收並轉化古人的筆墨結構，形成了自己豐富的山水畫語言。

王鑑畫的坡石取法黃公望，點苔學吳鎮，用墨學倪瓚。尤其是他的青綠設色山水畫，縝密秀潤，嫵媚明朗，綜合了沈周、文徵明清潤明潔的畫風，清雅的書卷氣躍然紙上，歷來為後人所稱道。擅長山水，遠法董（源）、巨（然），近宗王蒙、黃公望。運筆出鋒，用墨濃潤，樹木叢鬱，後壑深邃，皴法爽朗空靈，匠心渲染，有沉雄古逸之長。間作青綠重色，亦能妍麗融洽。信雲林山水意極綿密。仿山樵山水，仿趙大年《春景》沒骨山水、仿洪穀子設色山水，疏密奇正，純以篆法寫輪廓。仿子久《秋木山色圖》《仿黃公望煙浮遠岫圖》、摹沈石田山水、仿董源《秋山圖》仿範華設色山水、仿巨然山水，骨重氣輕。其作品大多摹古，信效名家，缺乏獨創，並具有濃厚的復古思想和形式主義畫風。

王鑑，字玄照，後避清聖祖康熙玄燁的名諱，改字元照，圓照，號湘碧，染香庵主，曾祖父王世貞（1526年— 1590年）是晚明著名文人、鑑藏家和顯宦，官至南京刑部尚書，精古詩文，與李攀龍等並稱“後七子”，為文壇盟主；富收藏，爾雅樓中藏書萬卷，書畫文物無數；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藝苑後言》等。

父王士驥，萬曆十七年（1589年）進士，官吏部員外郎。王鑑出身於這樣一個文學世家和官宦門第，自幼即受到良好的文化教養和藝術薰陶，“締歲即好點染”，他亦自述：“自幼習董熟耳。”表明他最早學畫是從董源入手的。

以後又追蹤巨然和元四家，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時的《仿雲林山水軸》和天啓元年（1621年）擬巨然的《山水圖》，可證其最早的畫學淵藪。

王鑑畫作(7張)

王鑑於崇禎六年（1633年）三十六歲時中舉人，三十八歲以祖蔭任左府都事，進而出仕廣東廉州太守，“時粵中開一米，鑑力請上台得罷。”他以剛正態度力罷開礦惡政，卻險遭牢獄殺身之禍，二年後即罷歸。至四十歲，他的仕宦生活即告終止，與王時敏相仿，在明亡以前即由“兼濟天下”的官員變為“獨善其身”的文人。其間，他亦傾心於繪畫，如自述所言：“餘生平無所嗜好，惟于丹青不能忘情。”他以子侄輩與年長六歲的王時敏相交，故早年畫法甚受時敏影響。 ^[1] 

（畫冊中《仿梅道人溪亭山色圖》更高清版請看： ^[3]  《仿倪雲林溪亭山色圖》更高清大圖請看： ^[4]  ）

崇禎九年（1636年） 結識董其昌，得以見到元趙孟頫《鵲華秋色圖卷》、吳鎮《關山秋霽圖軸》等名跡，雖然董其昌不久即去世，但其繪畫理論和創作實踐對王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其時，王鑑還與楊文馳、程嘉燧、張學曾、卞文瑜、邵彌、李流芳等文人畫家來往，吳偉業曾作“畫中九友歌”以贊諸人之交誼和畫藝。四十歲以後，王鑑即專心於繪事，“盡力畫苑”，成為專業的文人畫家。罷官歸裏不久，畫名已遠布四方，如崇禎十年（1637年）夏所作《秋山圖軸》（上海博物館藏），王時敏題跋即雲：“玄照畫道獨步海內，展作紛紛，不無魚目混珠之嘆。”

崇禎十一年（1638年）所作《仿黃公望山水軸》（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王時敏又題曰：“玄照此圖，丘壑位置深得梅道人三昧，而級法出入董、巨。……當今畫家不得不推為第一。展現不覺下拜，遂欲焚硯矣。”王時敏在董公謝世後已成為畫壇領袖，他卻對王鑑讚賞有加，譽為“獨步海內”、“當今畫家不得不推為第一”，並有“遂欲焚硯矣”之嘆，可想見王鑑當時的盛譽。

清代--王鑑山水立軸畫(6張)

事實上，王鑑歸裏後四十年內，由於主客觀條件的不同，確實較之王時敏在畫藝上更加專志潛心和勤奮刻苦，在藝術功力上亦更勝一籌。王時敏之子王撰在比較其父與王鑑的生活景況時就説：“先世以世務牽制，晚年愁冗紛集，兼多向平之累，興會所至，時一渲染，未逞朝夕從事於斯。

而湘翁則蕭然一身，屏去崖事，得以餘力專意盤稽。”指出王時敏因家務繁冗，生有八子數女，婚嫁負擔沉重，故無暇朝夕作一間，而王鑑妻子早逝，也未續娶，可能亦無兒女，雖晚景孤寂，卻能全身心投入藝事，這無疑是很不相同的兩種客觀環境和條件。其次，兩人的思想狀態似乎也有所區別，明亡後二王都選擇了明哲保身、退隱林下的道路， 既不當抗清復明的志士，也不屬入仕新朝的貳臣，而成為以畫自遣的遺民畫家。

但是，王時敏入清有“出城迎降”之舉，內心常自嘲自責：“偷生稱隱逸，慚愧北山靈。”王鑑則無此明顯失節行為，呈正常的遺民心態，如吳偉業贈詩所曰：“布衣懶自入侯門，手跡流傳姓氏存。聞道相公談翰墨，向人欲仿趙王孫。”實際上在明亡之前，睢陽袁樞的名氣更大一些，其畫業最受董其昌、王鐸的推重。滿清定鼎，曾經備兵睢陽道的袁樞秉承父志，憂鬱絕食數日而死，與其父親袁可立一樣，作品遭到滿清“文字獄”禁燬，傳世者無多，現藏於廣東省博物館的有其《平泉十石圖》。

代表作有《長松仙館圖》《仿巨然山水》《仿王蒙秋山圖》等。著有《染香庵集》《染香庵畫跋》等。傳世畫跡有《虞山十景圖》《夢境圖》等。 ^[2]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自跋: 甲戌（1634年）夏日寫。王鑑。 賞鑑跋: 本幅: 石台之上蔚盆蘭。台下秋花各種攅。位置合宜精寓意。寧論傅綠與塗丹。辛卯新秋御題。(印記：乾、隆)

鈐印：

作者印: 知如、王鑑之印。 收藏印: 鑑藏寶璽：乾隆御覽之寶，乾隆鑑賞，石渠寶笈，三希堂精鑑璽，宜子孫，石渠定鑑，寶笈重編，乾清宮鑑藏寶，嘉慶御覽之寶，宣統御覽之寶；收傳印記：且閒子。

石渠寶笈續編（乾清宮），第二冊，頁580； 故宮書畫錄（卷八），第四冊，頁82； 故宮書畫圖錄，第九冊，頁11-12。

此幅繪玲瓏石上置一盆幽蘭，花葉繁茂，穿插得宜，顯示了深厚的寫實功底。清初王鑑以山水名家，此幅寫生花卉款印也是王鑑，然字號知如，定是與王鑑字元照者是兩人，而此王鑑無考，以俟知者。（夏純景） ^[5] 

天津博物館藏

此幅畫為王鑑仿元代畫家吳鎮筆墨所繪。遠處山巒此起彼伏，高峯陡峭險峻；山中樹木蓊鬱蒼翠，數座樓閣掩映於羣山和樹木之中；山腳下流水潺潺，河中亂石數塊，岸邊邊雜樹叢生，一派山中自然之景呈現眼前。 ^[6] 

曾祖：王世貞

祖父：王士騏

父親：王慶常

友人：袁樞（袁以收藏董源、巨然作品為最，王鑑從中受益者頗多，書畫往來相互題贈。）

清代--王鑑山水立軸畫*(5張)

王鑑是清初正統派的領袖之一，與王時敏、王翬、王原祁並稱“清初四王”；增添吳歷、惲壽平兩人，又統稱“四王吳惲”，亦與王時敏、王原祁同歸“婁東派”。他在當時聲名煌赫，影響頗大，但由於其生平事蹟記載多有缺略，藝術上又與並稱“前二王”的王時敏淵源相近，風格亦頗多共同點。因此，對王鑑的個案研究殊為缺乏，往往是在論述王時敏時順便談及，視“二王”為一體，乃至有學者認為：“和王時敏同時代的王鑑，作品之間經常類似到如果不具有一對利眼，就無法區分它們的地步。”

其實，王鑑與王時敏雖處於同一歷史時期，但生活經歷並不相同，畫學道路也有所區別；雖同受董其昌繪畫思想影響，崇尚以“南宗”為主的傳統，但範圍和重點有所不同，所形成的筆墨風格亦相迥異；雖同屬“婁東派”，但王鑑對“虞山派”的王翬更有直接影響，吳歷也受過其指授，故一日史有“後學津樑”之譽，其影響與作用自與王時敏有別。因此，具體而微地梳理王鑑的生活經歷和畫學道路，師承範圍和筆墨風格，以及在畫壇的影響和地位，並將“二王”聯繫起來對照剖析，當能揭示出王鑑藝術自具的特色和獨特的貢獻， 給予其獨立的準確的歷史定位。

清代--王鑑的扇面、橫軸、畫冊等(6張)

在晚明的亂世中，既不能“兼濟天下”，就只好“獨善其身”。即使在數年後多鐸率清軍攻破常州、無錫、蘇州等城之後，他也沒有迎降清軍，出仕新朝，而是守住清白，繼續繪事。

他的繪畫卻因此受益，身為明朝遺老，無處宣泄的亡國之恨令他在故紙堆裏尋找寄託，而大量臨摹古畫，不僅夯實了他的傳統功夫，也暗合了明朝遺老的民族情結。所以，他“從董巨入手廣泛吸收北宋范寬、江貫道以至五代荊浩、關同等，南宗北宗，無所不學，打下深厚的基礎，進而優遊於元四家倪雲林、黃子久、王叔明、吳仲圭之間?”（蔡星儀《王鑑藝術論》），他的多數“仿”、“摹”、“橅”、“擬”作品就是這一時期留下的，他也因此與王時敏一起並列清“四王吳惲”之首，在美術史上是一位不可忽略的人物。

王鑑藝術天賦極高，又是性情中文人，且看是什麼原因驅使他畫下這本冊頁的：丹青一派，自吳中文沈、華亭董宗伯後，幾作廣陵散矣。近時惟吾婁太原喬梓、延陵伯仲得傳正脈，予每見其所作，即欲焚棄筆硯。但習氣未除，見案頭箋素便塗抹滿紙，知不免為法眼捧腹，右古十幀，不敢求形似也。丙申冬十二月王鑑識。 這是冊頁最後王鑑自題的跋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