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鏞

王鏞先生作為當今富有獨立見解和開拓精神的藝術家，在詩、書、畫、印四方面都取得了較高的成就。

在水墨畫家中，能在詩、書、畫、印三個領域中均有較高造詣，並使三者高度統一，以此獨標一格，自成一家者並不多見，王鏞當是其中的佼佼者。 王鏞書法作品賞析 ^[2]  ：

少兒時代，王鏞就開始學習字和畫，字是晉唐名家的楷書，畫是看見順眼的就臨，高興了胡塗亂抹，畫什麼總能像點什麼。身邊也無高人指點。當時他特別崇拜齊白石，12歲那年父親帶他去看“徐悲鴻、齊白石、黃賓虹遺作展”，回來想學刻印，一動手特別上癮，放學後做完功課一刻到半夜，很快就能“創作”了。14歲那年考上了北京少年宮金石書法組和國畫組，作品當年就入選了“首都書法篆刻展”。

可惜好景不長，幾年後就是“文革”，王鏞下鄉插隊。在內蒙古也常有寫寫畫畫的機會，但篆刻基本上停了。那六年他經歷些磨難，得到了歷練，而不幸中之大幸是：由於地僻人稀，“階級鬥爭”不易抓緊，自我意識在荒野中得以萌醒。回京後任中學美術教師，又大幹起來，強烈地想探求藝術的個性風格。

1979年，中央美術學院李可染、李苦禪教授首次分別招收5名山水、花鳥畫研究生。報名者數百人，競爭激烈。憑着自學的雜家功底，書、畫、印甚至素描、油畫等都摸過，他獲得了山水兼攻書法篆刻的那個研究生名額。

導師李可染先生的人格魅力與藝術理念，給了他深深的震撼。副導師梁樹年先生，擅詩文，亦擅篆刻，格調很高，對他也產生了很大影響。

2013年元月份，創辦了自己的官方網站：王鏞藝術官網 ^[3]  ，作品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認可。

王鏞 ^[4]  ：於2013年12月個人官方網站在雅昌開通，網站為藝術愛好者提供全面、豐富、及時的王鏞藝術動態，觀點和評論，最新作品和代表作品，以及全方位的拍賣信息等。

2014年1月，王鏞 ^[5]  書畫精品館成立，距著名的琉璃廠文化街僅百米，位於北京杏壇美術館內。是王鏞一個對藝術進行展示、交流、學術研究的機構。館內展示王鏞老師的繪畫、書法、篆刻精品，其中多為出版或展覽作品，代表了王鏞老師不同時期所取得的藝術成就。

1948年3月生於北京。

1955年 讀小學。喜歡書法、繪畫。

1958年 觀看齊白石、黃賓虹、徐悲鴻遺作展，開始學習中國畫。

1961年 就讀於北京市第13中學，考入北京市少年宮國畫組和金石書法組，受教於馬耀華、劉博琴先生。隸書毛澤東《長征》詩和篆刻一組，入選《首都書法篆刻展覽》。

1962年 國畫作品入選《北京市小幼苗畫展》，楷書作品獲北京電視台(中央電視台前身) “少年書法比賽”一等獎。魏碑書作和篆刻一組入選《首都書法篆刻展》。

1963年書法作品入選天津市藝術博物館“革命烈士詩抄書法展覽”，並被收藏。獲全校作文獎，被推舉參加全市作文比賽。自制第一本印譜。

1967年 高中畢業。

1968年 下鄉插隊，先後落户內蒙古科爾沁右翼中旗和阿榮旗。

1974年 調回北京，任中學美術教師。

1979年 考取中央美術學院李可染教授研究生，在導師李可染、梁樹年先生指導下攻山水畫和書法篆刻專業。

1981年 在研究生畢業創作中獲“葉淺予獎金”一等獎。留校執教。

1982年 參加“全國中青年書法篆刻作品邀請展”，“北京山水畫研究會作品展”。

1983年 參加“中日書法藝術交流展”。山水畫兩幅入選文化部主辦的“中國青年國畫展”並赴法國展出。

1984年 參加張仃先生主持的北京地鐵車站繪製的大型山水壁畫《大江東去圖》《長城萬里圖》。入選“全國第二屆書法篆刻展”。

1985年山水畫十幅參加“五嶽三山中國畫聯展”。其中《峨嵋早秋》被中國美術館收藏。《寧河晚照》入選“中央美術學院優秀作品展”。行書《自書詩一首》入選“國際書法展”書畫作品被遼寧博物館、甘肅博物館收藏。

1986年山水畫入選中國美術家協會在東京主辦的“現代中國畫展覽”。作品入選“國際交流繪畫展”、“中日書畫聯合展”、“當代篆刻邀請展”、“第一回日中水墨畫聯展”、東京“現代中國美術家作品展”、“第三回讀賣國際畫展”、“中外書法家作品展”。被聘為“全國第二屆中青年書法篆刻家作品展”評委。

1987年 書稿35幅發表於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百石譜》《百樹譜》。參加“國際臨畫大展”並被聘為該展評委。《中國書法》發表《漢晉磚文的書法藝術》。《書法》《中國書法》《金石書畫》發表專題評介。隨中國美術家代表團訪問巴基斯坦並舉辦四人中國畫展。

1988年 入選在東京舉辦的“中國著名書法家百人展”。山水畫五幅參加“國際藝苑第二屆水墨畫展”。山水畫1 0幅參加二十四屆奧運會漢城“中國現代水墨畫特別企劃展”。應《沖繩時代報》邀請赴日舉辦“中國書畫五人展”。現代書法10幅參加巴黎高等美術學院舉辦的“中央美術學院教師作品八人展”山水畫在國際水墨畫展中獲優秀作品獎。作品參加“首屆全國篆刻藝術展”、“首屆中國新書法大展”。河北美術出版社出版《王鏞書畫篆刻集》。作品14幅發表於《現代山水畫庫》。入選《中國新文藝大系》。《西冷藝報》《中國美術報》《青少年書法》、香港《大公報》《明報月刊》、台灣《書法藝術》、香港《文匯報》《中國文化報》發表作品專題評介。

1989年山水畫10幅參加中國美術家協會和中國畫研究院主辦的“中國山水畫作品聯展”。作品參加赴日“中國現代美術展”、“全國首屆現代篆刻藝術”、漢城“國際書法藝術聯合展”、美國羅格斯大學“中國書法篆刻展”。山水畫《場院》被中國美術館收藏。《王鏞篆刻選》由榮寶齋出版。

1990年 應邀參加上海美術館舉辦的六人山水畫展，3幅作品被上海美術館收藏。山水畫3幅參加“現代中國水墨聯盟首屆年展”。篆刻40方、書法1幅參加上海朵雲軒舉辦的“當代著名中年篆刻家作品邀請展”。參加“全國第三屆中青年書法篆刻家作品展”並任評審委員。山水畫兩幅發表於《中國畫新百家》。《美術》《人民中國》《美術之友》《迎春花》等中國畫季刊發表作品專題評價。

1991年 在上海朵雲軒舉辦“四人書法聯展”。參加“91中國199山水畫邀請展”、“國際書法邀請展”、“當代中國書法展”。被聘為“全國第二屆篆刻藝術展”評審委員。知識出版社出版與李淼合著《中國古代磚文》。台灣《雄獅美術》《藝術家》發表作品專題評介。

1992年 作品5幅參加“九二新文人畫展”。漢城德園美館舉辦“王鏞畫展”，出版畫集。入選“二十世紀。中國美展”、“中日名家書法展”、“九二中國畫邀請展”。榮寶齋出版《王鏞書法集》，收作品134幅。香港《收藏天地》、台灣《藝術家》《典藏》《書法報》《現代書法》雜誌發表作品專題評介。

1993年 主編《中國書法全集·秦漢金文陶文卷》，榮寶齋出版。榮寶齋出版《王鏞山水冊》。被聘為“中國國際書畫藝術博覽會”評委。被聘為“全國第一屆楹聯大展”評委。《中國畫》《中國書法》有專題評介。

l994年 參加香港市政局“中日韓港美術交流邀請展”。在台中市舉辦“王鏞書畫印展”。參加香港“國際書法交流展”。人選“全國第一屆正書大展”。

1995年 獲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中國畫學術精誠獎”。被聘為“全國第六屆中青年書法篆刻家作品展”評委會副主任。被聘為“首屆國際篆刻藝術展”評委會主任、“第六屆全國書法篆刻展”特邀評委。入選中國文聯主辦的漢城“現代中國畫展”、“全國首屆自作詩詞書法邀請展”、漢城藝術殿堂“九五國際書藝展。”《中國當代美術家圖鑑》《江蘇畫刊》《書法之友》《書法導報》《書法報》有專題評介。

1996年 參加“首屆中日篆刻藝術家交流展”並任中方評委會主任。參加香港藝術館“特邀收藏書法展”。任文化部“迎九七香港迴歸中國書畫大獎賽評委、“全國第二屆楹聯書法大展”評委會副主任。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當代書法家精品集·王鏞卷》。《美術觀察》《美術》發表作品專題評介。《韓國書藝》發表作品及訪談錄。出席第六屆全國文代會。

1997年 赴韓國參加“世界書藝全北雙年展”。參加“全國首屆中國畫邀請展”、“中國著名畫集作品展”、“全國中青年畫家中國畫邀請展”、文化部主辦“中國藝術大展”、“九七’新文人畫展”、“中國當代書法名家百人精品邀請展”。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畫家業書·王鏞卷》。山水畫八幅發表於廣州美術出版社《新文人畫派》。《藝苑》《書法報》《古今百家篆刻名作欣賞》發表作品專題評介。

1998年山水畫10幅參加“當代中國畫名家新作聯展”。作品10幅參加瑞典馬爾默美術館“中國筆墨歐洲巡迴展”。入選文化部主辦“國際美術年·中國山水畫油畫風景聯展”、“二十世紀書法大展”、江蘇美術館“館藏書法作品展”。入選《中國當代美術全集》。

1999年 入選文化部主辦“迎建國五十年美展”。參加上海美術館“走向新世紀·上海國際書法邀請展”。被聘為“慶祝建國五十週年書法系列大展”推選委員。瀋陽畫院舉辦“王鏞書畫藝術展”，出版《王鏞書畫作品集》。參加鄭州美術館“1900～1999·名人名家書畫作品展”、“全國篆刻名家展”。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當代篆刻名家精品集·王鏞卷》。

2000年 參加“中國著名山水畫家聯展·桂林篇”。大幅山水作品6幅參加“中國畫名家邀請展”。中國郵政出版《王鏞作品專輯》之一、之二、之三。

2001年 作品11幅參加漢城白嶽美術館“韓中書藝專攻教授作品展”。山水畫《煙碧霜紅圖》入選“百年中國畫展”。山水畫4幅參加文化部藝術司主辦“聚焦西部．中國畫家西部行美展”。榮寶齋出版《王鏞書法作品精選》。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王鋪行草書唐人五言絕句》。《藝談》《書法導報》發表作品專題評介。書法對聯作品參加文化部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舉辦的“中國文化季·中國當代書畫藝術大展”展出，並出版畫集。

2002年 大幅山水畫6幅展出於河南省博物館舉辦的“錦繡中華萬里行——太行篇”並由河南美術出版社出版專集。《中國名畫家精品集·王鏞卷》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山水畫2幅入選由中國對外藝術展覽中心、世紀壇藝術館主辦，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主持的《世紀風骨·中國當代藝術50家展》。書法作品參加第六回“世界書法文化藝術大展”。作為策劃人和學術主持人舉辦“首屆流行書風·流行印風提名展”和理論研討會。《中國現代山水畫全集》發表“秋巖夕照圖”。

2003年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王鏞畫集》並發表於《當代中國畫掇英·山水卷》。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主辦“中國畫提名展”，展出山水畫7幅。《美術》雜誌主辦“2003全國著名中國畫家提名展”，展出山水畫4幅。《榮寶齋》雜誌書法提名展，展出書法作品10幅，參展作者包括啓功等13人。主編《書法雜誌》，創刊號出版。任策劃、學術主持的“第二屆流行書風·流行印風大展”開幕。《榮寶齋》《中國書道》《美術》《美術觀察》《中國書畫》各雜誌先後發表專題評介。被文化部聘為“全國第十二屆羣星獎”書法評委組長。被聘為“國家職業技能鑑定204專家委員會”專家。

2004年山水畫2幅參加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主辦的“澄懷味象——中國畫名家邀請展”。獲中國藝術研究院“黃賓虹獎”，山水畫4幅參加獲獎作品展。山水畫2幅入選“世紀風骨——中國當代藝術名家展”，各畫種共計選出70位作者。山水畫10幅參加中國畫研究院主辦“回望·中國當代畫家系列展”。山水畫4幅參加文化部藝術司與中國畫研究院主辦的“中國畫畫家寧夏寫生創作展”。山水畫3幅參加中國美術創作院、青島宣傳部等主辦的“彩墨青島——當代名家畫嶗山”展覽。《中華文化畫報》《當代藝人》《書畫典藏》《美術》發表專題評介或作品。被《書法》雜誌評選為“十大年度人物”。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書法院宣告成立，被聘為院長。主編《中國書法簡史》由高教出版社出版。

2005年榮寶齋出版社出版《當代山水畫精品——王鏞卷》《中國當代書法名家新作—王鏞卷》。由全國政協委託北京政協主辦的“北京中國畫家優秀作品展”在全國政協禮堂開幕，參展山水畫10幅。《中國水墨·王鏞卷》由燕山出版社出版，發表作品48幅。山水畫2幅參加“2005濟南·全國中國畫名家邀請展”。獲“自然與人——第二屆當代中國山水畫油畫風景畫展”藝術獎，該展由中國油畫學會、中國畫研究院、李可染基金會主辦。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收藏界最關注的中國畫家·王鏞卷》，發表作品48幅。策劃、主持“今日美術館第三屆流行書風·流行印風大展”，並有書法冊頁8幅參展。

2006年 參加第10回世界書法文化藝術大展”北京巡迴展。主編《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書法院首屆研究生課程班暨高研班結業作品集》。被中國藝術研究院聘為書法專業博士研究生導師。主持“中國著名書法家作品邀請展”（由青島當代中國書法院主辦）。主持“北京·四川書法雙年展”。主持“秦皇島之約——全國中青年書法名家邀請展”。

2007年 主編《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書法院第二屆研究生課程班暨高研班結業作品集》，開幕式當天接受了中央電視台書畫頻道採訪。主持中國書法院系列研究展之一“淵源與流變——‘二王’及帖系書法研究展”，開幕式當天接受上海衞視、江蘇衞視等幾十家網絡媒體的專題採訪。 主持“和諧大興、文化禮賢――全國中青年名家藝術書法邀請展”，代表中國書法院向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呈報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申報書》及相關資料，並申報成功。篆刻作品參加“中國首屆篆刻藝術大展”（中國美術館）。代表中央美院參加“傳承與使命”——書法高等教育論壇暨書法作品作品交流展。主持中國書法院“走進淄博”書法精品大展（開源文化大世界舉辦）。主持《全國中青年書法二十家》（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館舉辦）

2013年元月份，創辦了，王鏞藝術官網，是王鏞老師的官方網站平台。

提供了著作網上發佈，王鏞藝術活動、王鏞藝術品研究，王鏞藝術交流，提供了更多參考價值和藝術共享。

進入中央美術學院後，王鏞首先搞清了方向問題，堅定了他忍耐寂寞，面對孤獨地去發現、去創造的信心和決心。經過多年不懈追求，王鏞在書、畫和篆刻等方面皆卓爾不凡，已成為當代中國最有成就也最具影響力的藝術家之一。

王鏞在書法篆刻上是一代開宗立派者。他的書法立意高古，粗獷質樸，取法於六朝碑版，胎息於漢魏簡牘，充滿現代感。特別是他的用筆長短兼用，軟硬並施，滿幅縱橫，一任自然而功力內含；他的篆刻蒼潤奔放，古拙奇崛，摻和漢晉磚瓦文字，三代銅器銘文乃至於秦漢古印之神韻而自出機杼，真率、質樸、自然、大氣磅礴，與自己書法風格高度統一，成為當代篆刻界最具有影響的開派人物之一。

書法篆刻的沉厚底藴又給他的山水畫創作奠定了十分堅實的基礎。以書入畫，強調點線的書寫性，是王鏞於其他山水畫家重要的一點。在他的畫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一種蒼厚質樸的金石氣息，線條凝練、古拙。王鏞的山水畫最具魅力與新意的地方，正是那份任心靈與性情的自然流露，以書法骨力與金石韻味表達出來的寫意精神。

放眼當今，書、畫、印都達到如此境界的恐怕除王鏞外，我們知道的不多。因此，在吳昌碩、齊白石等大師的背影遠去之後，有人稱“王鏞是這個時代最有希望的一位藝術家”。進入21世紀，中國書法圈點擊率最高同時爭議最大的一個名詞，就是“流行書風”。而王鏞被認為是“流行書風”的主要倡導者。

王鏞先生作為當今富有獨立見解和開拓精神的藝術家，在詩、書、畫、印四方面都取得了較高的成就。

他的作品湧蕩着一種嚮往原始，嚮往自然的人文態度，透脱着一份蒼茫與雄渾的大撲境界，成為中青年書畫家中的重鎮。

其早期的山水，受文人畫之溽染，追求疏簡清秀的筆致。至20世紀90年代，畫風始變，逐漸向山水畫的主脈—荊關董巨的宏大、崇高性山水畫迴歸，着意於依真而作，

筆墨繁複的“畫家畫”的創作，以此超越了小趣味、小技巧的文人畫樊籬。王鏞的畫風走樸野雄渾一路，作畫時，率性而為，大膽落筆，層層積墨，自然生成森嚴之氣勢，渾厚綿密中流光徘徊，溢出通透的靈性和放浪的野逸。王鏞的書法以小筆作大字，鋒、腹、根並用，成功塑造出拙樸之中，暗埋巍峨的書風。

在王鏞的畫面上，詩、書、畫、印雖形態各異，但在風格、精神層面上，卻表現出驚人的一致性。

作品有《紅樹秋山日欲斜》《燕山長城》《大江東去》《田園小景》《秋聲暗向樹頭歸》《秋聲》等。

王鏞：我是12歲那年開始學篆刻的。那時已經學了五六年的字和畫。字是晉唐名家的楷書，畫是看見順眼的就臨，高興了胡塗亂抹，畫什麼總能像點什麼。身邊也無高人指點。當時特別崇拜齊白石，記得那年父親帶我去蘇聯展覽館(今北京展覽館)觀看“徐悲鴻、齊白石、黃賓虹遺作展”，回來想學刻印，父親為我買了工具，手邊有些齊白石的作品，父親不懂篆刻，又特意帶我去琉璃廠買回一套二函二十本的《飛鴻堂印譜》。小孩子好奇，記得當時對其中那些花裏胡哨的東西也挺喜歡。14歲那年上初二，班主任趙龍飛老師（聽説北京統戰部任職）推薦我去報考北京少年宮金石書法組，當時想學這類“冷門”也沒有別的地方。我去考了，捎帶也考了國畫組，結果都被錄取了。劉博琴先生教書法篆刻，是兼聘性質的。這就是我的第一位啓蒙老師。 回想當時的北京篆刻界，除甯斧成先生是一位個性較強的印人，劉博琴先生當是一位高手，可惜先生建國以後沒有工作，也就意味着沒有地位，生活都成問題，境遇可想而知。先生擅篆隸，我的書法視野也得以大大拓展。篆刻從規矩入手，先學滿白文漢印，朱文則是鐵線元朱一類。不外乎臨摹，命題創作，老師分析講評，進步很快。當年就入選了“首都書法篆刻展”，這是當時惟一的此類展事，劉少奇、朱德、陳毅等許多國家領導人都參展了。於是乎信心大增，對篆刻的傳統也有了初步的認知，在審美能力上也有了質的提高。有賴老師的匡正，可以説走上了正道，知道漂亮花哨的東西不好，整齊勻稱不過是美的低級階段，古拙質樸、奇險壯麗之類才是大美。這個審美意識，算是初步樹立起來了。

可惜好景不長，幾年後就是“文革”，下鄉插隊了。在內蒙古也常有寫寫畫畫的機會，但篆刻基本上停了。那六年經了些磨難，得了些歷練，而不幸中之大幸是：由於地僻人稀，“階級鬥爭”不易抓緊，結果自我意識在荒野中得以萌醒。回京後任中學美術教師，又大幹起來，這時較強烈地想探求篆刻的個性風格。由於此前的十年，精神上遭受了極度的壓抑，可以想見當時對藝術自由的渴求，於是放手刻了一些“不知秦漢，無論明清”的新東西，結果無根無源，總不耐看。久之悟出了篆刻的審美品質首先要“古”。“古”並非等於“舊”，因為在傳統藝術中，“古”與“新”不但不對立，反而暗裏相通。羣體的求新意識往往使審美喪失高格調，這在物質生活方式日益現代化的今天更突出了。 實際上，高古、古雅、古拙、古樸等等的對立面肯定是俗媚、甜熟一類。無疑，“古”字不僅是個時間概念，“古”的審美體驗源於大自然，因為先民的物質生活水平低下，故易與大自然融合親近。試看人類早期的藝術包括各種生活器物，無不具有“古”的審美品格。但“巧”在追求物質文明的進程中，由於實用的要求，愈來愈佔據上風，所以，一旦進入藝術的精神審美層面，“巧”雖然“新”，卻一定近於“俗”，“古”卻成了很難企求的高格調。

1979年中央美術學院李可染、李苦禪教授首次分別招收5名山水、花鳥畫研究生。報名者數百人，競爭激烈。情形不同，我當時甚至沒見過導師的照片，純粹是“碰”機會，且5名山水研究生，只招一個兼攻書法篆刻的。考生中大多數是藝術科班出身，我不行，我只能以同等學歷的身份報名。如果只考山水，我肯定沒戲，好在我是“野路子”。自學中什麼都摸過，包括素描、油畫等。 文化課得分更高，居然被錄取了。 進了美術學院，興奮之餘，深感壓力之大，恨不得以長繩繫日，讓24小時部是白天。導師李可染先生的人格魅力與藝術理念，給了我深深的震撼。剛從監獄中被“解放”出來的系主任葉淺予先生，其 孤高耿介的品性和為人為藝的至誠，令我折服。這些至今成為我受用不盡的人生藝術財富。 常常有人問我：李可染先生又不搞篆刻，你能學什麼?其實這種提問只能屬於“小兒科”水平。韓愈《師説》中寫得明白：“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其中屬技術層面的只在“授業”之中，所以韓老夫子在論述中舉例説的“授業”只是“童子之師”的職能，而且強調授業是“小”，傳道與解惑才是“大”。李可染老師授課，從不講技能技巧，即使一定言“技”，也要提升到“道”的高度去闡釋，這個道，即是自然與藝術的根本規律。再不然，也要立足於美學的層面。剛畢業時，幾次為李老師治印，曾對我深入論述篆刻創作的審美取向，受益匪淺。還有副導師梁樹年先生，擅詩文，亦擅篆刻，格調很高。只是梁先生天性淡泊，從不張揚，故印名不彰，對我教誨多多，至今難忘。

中央美術學院是藝術氛圍最濃的所在。這種環境對一個人的影響，於觸目呼吸之間無所不在，只要你不存先人為主的固執，只要你尚未麻木不仁，那麼時時發生的觀念的碰撞與意識的交鋒，總會逼迫你去思索探求。我開始認真整理自己。首先是方向問題，因為當時仍然不斷討論文藝為什麼人的事兒。簡要説來，如果承認書畫印是傳統的高雅藝術，那麼它註定要被“打入”“陽春白雪”一類。我想“陽春白雪”表面上不像“下里巴人”，能直接服務於“工農兵”大眾，但骨子裏卻肩負着更高難的服務責任，即教育與提高大眾。從這個角度看，二者最終是一致的，而且往往是“陽春白雪”才標誌着一門藝術的文化價值與歷史高度。因此堅定了我忍耐寂寞，面對孤獨地去發現、去創造的信心和決心。 辛塵先生的兩個問題太大了，再具體説下去不知何時才能打住。最後要説的是：從藝方向的明確，審美觀的建立，辯證的思維方法以及對傳統價值觀的獨到判別，是形成自我藝術風格的前提與關鍵。如果一個人總執著於形而下的枝節問題，肯定忙活一輩子也找不到北。

辛塵：隨着篆刻藝術的普及，知道“印從書出、印外求印”理論的人越來越多了。但印從書出、印外求印，絕不是簡單的仿真和套用，這裏面有一個“化合”的過程，即從包括書法在內的印章之外的資源中採集樣本，經“化”而“合”於印。這個“化合”的玄機若不能參透，“印外求印”於學習者有害無益。所以，晚清以來，善於印外求印而卓有建樹者並不多見，以至於印人們轉來轉去，還是回到仿真秦漢印式或追隨明清流派上來。人們注意到，王鏞先生的獨特印風，得益於書法，得益於對北朝印章及魏晉磚銘的研究，得益於對美術的章法構成的敏感。能否請王鏞先生較為深入地談談這方面的體會。

王鏞：借鑑印外的資源，“化合”成自我的印風，確實不易。我也繞過彎子。只取其表，不明其裏，是個通病。比如借鑑瓦當，或取法封泥，一般往往被其外在的形式，或者説非印章可取的所謂獨特新奇的樣式所吸引；比如瓦當的圓形及扇形分割或者封泥的寬泥邊欄。以為照搬這些就是創新了。再高明一些，也許只想把瓦、泥造成的殘缺美感運用於印章線條之上，我想這遠遠不夠，比如瓦當文，我以為那些古代專業美術工匠的傑作，首先是啓發了我對文字造型的可塑性的認識，其在不違背基本結構的前提下對文字的大膽變形，充滿着智慧之光。畸形的有限空間沒有成為變形的桎梏，反而成就了它的可妙創意。至於封泥，它不是印章的另類顯示，恰恰相反，因為當時沒有印泥，沒有紙張，所以封泥才是古璽印的本來面目，或者説是古璽印的使用效果。把印章拓在紙上和按在泥上，朱、白文的顯現恰恰相反，可見“古璽印大多是白文”，是後人流傳已久的大誤會。明瞭這一點，我們應該研究方結構的漢印文字表現為細朱文的時候，其形式要領何在?至於又爛又寬、殘缺不整的大泥邊欄，就變得意義不大了。如果將視焦聚於其內在形式規律特徵，每個人以自我的目光審視，相信會各有所得。 辛塵先生認為我“得益於美術的章法構成”可能有道理，因為美術(應指繪畫)與書法、篆刻的章法構成，其根本規律是完全相同的。我想，許多隻搞書、印的人太把“字”當成凝固的標本去對待了，這就阻礙了將字的構成因素抽繹出來進行改組(變形)的思路，進而失去了創造力。 再者，我認為“美術”這一概念，即造型藝術或曰視覺藝術，它當然包括書法和篆刻。這裏用繪畫，似更貼切。

辛塵：以往讀韓天衡先生的文章，知道他於刻印、鋅印方面有許多獨特的研究馬士達先生則歷來主張寫、刻、做。鋅諸法的綜合運用。1998年在南京見到石開先生，他也談到他的用刀及其披磨做印的特殊枝法。我沒有親眼見過王鏞先生刻印的過程，只是聽崔志強、朱培爾諸先生介紹説，王鏞先生刻印，並不是一揮而就。而是反覆審視向背、輕重，然後下刀。不知王鏞先生是綜合運用各種枝法，還是像白石老人那樣，強調一刀一畫的刻鍥，反對修飾性的技法?

王鏞：我大概是屬於“綜合”類的。我一般在動刀前反覆寫稿，多方選擇，至極細微的地方都做到心中有數。我認為印章與書法相比，不同處在於空間太小，必須毫微相較。如果準備不足，僅憑激情衝動，急就而成，容易失誤。當然情急之中出於意料之外的偶然效果，其美妙也是無法事先“設計”出來的，這也是中國寫意類藝術的閃光之處。為兼得二者之長，我在動手刻時，努力放鬆下來，不再去顧慮具體細節，只關注整體的表現，放刀直幹。其實寫得再好也不能完全體現刻的效果，因此刻的時候需要隨機生髮。這樣，就避免了把“刻”淪落為對寫的“摹刻”，從而把思、寫、刻及拓視為一個完整的創作過程。最後，有時是達到寫的大致預想效果，有時是面目全非，卻有意外收穫。總之，我想把理性與激情統一起來，做到經意之極，效果是似不經意。李可染老師回憶説，白石老人對他講：我在畫上常題“白石老人一揮”，你別信，那是給外行看的，其實我是用寫楷書的方法畫大寫意。這句話對我啓發很大。激情如果沒有理性的支撐，則不會持久，也容易失“度”，理性若無激情的引發，則會僵板，喪失靈性。大寫意類作品，表面粗枝大葉，粗頭亂服，但是給人內在的藝術感受更應細膩。這是大寫意風格的迷人之處，也是誤人之處。印畢竟不是書，起碼不追求書法的時序性與一次性，所以我不一概反對“修飾性”技法。原則上，一是儘可能少用，二是最終藝術效果是自然無飾的。

辛塵：記得上世紀90年代初，在朵雲軒舉辦的一次篆刻家邀請展上，王鏞先生的那一組“能嬰兒”、“吐真氣”的作品，驚世駭俗，給人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能否請王鏞先生談談那一組印章的創作體會，以及後來的創作何以放棄這一探索，回覆到此前的印風?

王鏞：我倒沒覺得那批印與前後有太大不同。回憶起來，其中幾方可能恣肆一些罷了。另外，無論書、畫、印，我在同一天搞出的作品，也總在風格上有點變化，“搖擺着向前”，也許可以避免僵化吧。

辛塵：近十多年來，王鏞先生組織和參加了各種篆刻藝術展覽的評審工作。我很想聽到王鏞先生以一位藝術家的眼光（而不是作為中國書協篆刻委員會的領導者的身份），談談對中國當代篆刻創作狀況的看法，以及對其發展前景的展望。

王鏞：我已經辭去了所謂的“領導”身份了，我只想、也只能代表我自己。當代篆刻基於一批中青年作者的努力，雖然只經歷了短短二十幾年，但已經確立了與明清以來各流派、各階段根本不同的新生的整體風貌(被許多人譏為“流行印風”)。篆刻在藝術大家庭中進一步鞏固了獨立的地位，篆刻史、論的研究也獲得了空前的深入。我比較認同辛塵先生在《當代篆刻述評》一書中的基本分析。 不過，我覺得土生土長的、中國獨有的篆刻藝術，不必參照西方模式，急於進入“現代藝術行列”，況且連西方人也沒敢提藝術一定要走“全球一體化”之路。當然，我也十分關注那些與西方現代藝術“接軌”的探索性印作，它深具啓示作用，但不可能成為未來中國篆刻藝術的主流。篆刻首先是民族的，然後才可能具備自己的現代意義。從大的世界範疇看，這同樣是個性與共性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