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銘鼎故居

王銘鼎故居（城內東街24號），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到五六十年代，邯鄲專署機關駐於此地時，先作過機關辦公室，後作為接待來往機關的公用招待所。門楣上尚保存有“邯鄲專署”和“招待所”等文字。該建築為邯鄲歷史名人王銘鼎故居已被公佈為歷史建築，但建議要追加“邯鄲專署招待所”名牌，在門口懸掛。這樣可以更多些展示其存在意義。 ^[3] 

2011年3月31日，邯鄲市人民政府公佈為全市第一批歷史建築之一，現存較為完整，有極高的文物價值。在這裏，裏面住户設置的一道竹門將記者擋在外面。透過竹門可以看到，這所建築規模很大，不僅有長長的院落，盡頭還有二層小樓，可以看出昔日的豪華。如今，卻被租住者改建得面目全非，大門口的牆上銘文刻着“邯鄲市第一批歷史建築”的字樣。 ^[4] 

王銘鼎故居東、西兩個院落，本來這兩個院落大門相對，遙相呼應，是一組形制相同，建築理念不同，天作巧合，新舊相融而形成的建築羣體。但解放後，由於道路改造，更新街名和住户更改院門朝向，現屬於兩個不同的街道。西院是行官街1號，東院是城內東街24號。從這兩處院落的空間結構和建築形制來看，雖然都是以上房（正房）為軸線，結構嚴謹、對稱佈局、主次分明、高低有序，屬於北方常見的四合院形制。但是，隨着維新變法，一些新思維、新思潮、新技術、新材料的出現，在建築理念上、空間佈局上、建築造型上、建築裝飾上都有了新的創新與突破。 ^[5] 

位於行宮街1號的西院，是王銘鼎祖居老宅。據在此住了五十多年的王明路老人講，該院原為南北兩部分，他住的是南苑過廳。門前原有云形綵帶紋石墩和石鼓，現在不知被誰搬走了（在院內找到一個帶雕紋的上馬石）。院內建築都是七梁八柱，可惜的是1963年發大水，房倒屋塌，現在被住户翻蓋得已面目全非。當時，他在倒塌的房樑上看到有修建於民國七年等字樣。經查民國二十二年《邯鄲縣誌》記載“六年（1917年）六月六日，天降大雨晝一夜。七日山洪暴發，沁、渚、滏等河水橫流無際，平地一片汪洋，全縣幾成澤國，秋禾淹沒，田廬蕩折，誠巨災也。”可見這座宅院是王銘鼎在水災過後的1918年（即民國七年）重新翻蓋的。所幸的是從此院殘留下來的部分建築和殘牆斷壁上，仍能看出當時的佈局。據現場測量，此院長二十四米，寬十四米，為兩進式四合院。院門位於西北角，門樓比倒座房略高，雙坡式屋頂，青筒瓦鋪面，硬山式結構，門頂的脊沿上沒有發現珍禽瑞獸，但在門樓檐頭上有一組對稱的磚雕，但上面的圖案已模糊不清。現存大門已被用户用磚壘死，成了堆放雜物的房間，院門也由原面向城內東街24號（即王銘鼎故居東院）改成面向北側的行宮街。因此，原來的門框、檐柱、楣頭、楣板、額枋、台階得以保存。 ^[6] 

進入院內，影壁位於北廂房山牆之上，這種影壁屬“跨山影壁”，它屬於中心四盆帶柱枋”結構；牆基、兩側及頂部用磚壘砌，壁芯有玲瓏剔透的花飾圖案，四角為三角形的磚刻浮雕，額枋兩側檐頭為一組對稱的磚雕，南側磚雕為“壽”字，北側磚雕為“福”字，壁芯由於時間長遠已脱落，只留下長條形青磚為底。 ^[6] 

從院內佈局來看，上房（正房）坐西朝東，廂房南北對稱。但上房已不是當地傳統的明三暗二兩用袖，而是上下各為五間的二層小樓，在這五間中，除留出南側的一間作為樓梯外，中間的三間為大廳，北邊的一間為內房。這樣既保持了大廳的寬大暢亮，又強化了上房的對稱佈局。從南北廂房來看，雖各為三間，但根據院落的面積，尺度不一，中間的一間略小，兩邊的兩間稍大，而且是三間分隔，各自獨立。這些在建築空間佈局上的差異，正是反映了商賈文化對傳統建築理念的衝擊。因為邯鄲自1904年3月平漢鐵路（即京廣鐵路）通車後，不僅大大地溝通了冀南地區商品物資交流，也使邯鄲由一個封建閉塞的小鎮變成一個對外開放的經濟中心，“鐵道既通，邯鄲當南北要衝，工藝鼎興，閬闠又稍稍振雲” ^[7]  。新思維、新思潮、新技術、新材料的傳入，也帶來了邯鄲建築史上的一次變革。而作為一個近代實業家的王銘鼎也率先在自家院內蓋起了具有時代特徵的兩層小洋樓，這在當時的邯鄲城內也堪稱首屈一指，屬於新派建築。同時在正房和廂房的佈局上，也打破了在封建等級制度下的傳統格局，靈活多樣，大小不一，這也彰顯了具有中國資本主義萌芽階段的新代的實業家在建築理念上對傳統封建禮制的挑戰。 ^[6] 

王銘鼎故居西院，在空間佈局的單體建築上滲入了具有時代意識的建築理念的話，那麼在王銘鼎故居東院，則完全是在新的建築理念指導下，構建的一組新的四合院建築。

王銘鼎故居東院，座東朝西，為兩進式四合院佈局。臨街五間“倒座房”雖然也還是明三暗二兩甩袖的格局，但是這五間“倒座房”的“甩袖”，不是甩向院內，而是甩向街道，抱廈明柱的三間檐廊變成了大門以外，成了該處院落的外門廊，大院院門不是位於兩側而是位於正中，這和傳統的四合院門樓相比，顯得更加通達、氣派、寬敞、豁亮；而原來的甩袖房和抱廈明柱一樣也是甩向街道，作為大門兩側的廂房，左右對稱、南北互應，配上兩個臨街牆壁上磚壘圓窗，更襯托出整個院落的豪華與大氣。從門洞上的雙坡屋脊上來看雖然沒有珍禽瑞獸，但四根檐頭有四組磚雕，分別刻有“福”“祿”“壽”“禧”，這與王銘鼎西院門樓檐頭上的磚雕一樣有異曲同工之處。 ^[6] 

進入院內，沒有看到影壁牆也沒有找到影壁牆的基址；在兩進院之間，也沒有找到垂花門和中閣門的痕跡。這樣如果站在門外的街道上，透過敞開的兩個大門門扇，遙望院內，院內的佈局一覽無餘。這種建設理念和中國傳統的四合院建築理念有着本質上的區別。中國傳統的四合院，是在宗法禮教思想影響下，講究的是個“閉”字，追求的是“私密感”，體現的是“家天下”，它四周封閉，自成一體。因此，院門通常設在倒座房兩側，進門以後有影壁牆遮擋視線，臨街的房屋對外一般是不留窗户的，從院落外面是看不見院內情況的，以便“藏風聚氣”，這也就是我們通常説的“家富不外露”“家醜不外揚”。但王銘鼎故居東院卻一反常規，通透豁亮。特別是在大門兩側的兩個圓形窗户造型，更大門兩側圓窗具有開放、新潮、西派的風格，當時在邯鄲古城的大院中獨樹一幟。這從另一個側面説明了王銘鼎作為一個開明的實業家，除具有開放、納新的思想意識外，也是一個民族工商業者在邯鄲大院文化中的一種創新思維的反映。 ^[8] 

從院落空間形制來看，以座東朝西的兩層主樓為中心，共有兩進院。一進院兩側，各有相互對稱的廂房五間，門窗口為弧形磚券，兩側有磚雕垂柱，青磚到頂，白灰幻縫，屋頂為雙層疊水瓦鋪頂，房檐為磚雕方檐凸凹鑲邊五層，檐頭有磚雕香爐，圖案為大福大貴之牡丹。二進院兩側的廂房，雖然各為三間，但北廂房卻是一座上、下各為三間的小洋樓，樓梯設在兩進院之間的隔山牆之間，有十六階磚砌台階直通樓上。樓上是王銘鼎女兒居住之地，也是“繡樓”。該院正房（主房）和西院一樣，也是一座兩層小洋樓。正房地基較高，有五層台階，用紅砂石鋪就，兩側擺放白砂石岱，具有西式特色。但在建築個體上，樓上樓下卻是明三暗二兩甩袖，又採取了中國傳統的單數和明暗造型；明柱右側有十層木質樓梯直通樓上，樓上走廊為木質護欄。這種既有傳統又有新潮，既不墨守陳規，又符合傳統建築定製的手法，也可能是當時新派人物在建築風格上的一個縮影。

王銘鼎故居不能不説説王家花園。在宅居院內興建私家園林是富豪之家的一大特徵。特別是明清以後，正值中國造園藝術的鼎峯，在常州、杭州、松江、嘉興等物質豐富和文化發達的沿海“四府”更為普遍。隨後，又波及到鹽商比較集中的揚州和北京、南京等南北大地， ^[8]  它已演化成為富家大院有機組成。王銘鼎雖為邯鄲著名的實業家，也不落俗套。

但由於自己院內面積太小，東、西兩個院落均無空閒之地，於是在緊靠其住宅大院附近東門外購地五、六畝，開始興建私家花園。園內挖有長方形水池，植蓮養魚；池西建“可魚軒”軒東北建“梧亭”，園內東南堆土如山，曰“小邯山”；園中雖無奇花異木，都是常見的榆、柳、桃、杏和雜花、野草，尤以瓜蔬最多，但也草本茂盛，野趣盎然。當時，王銘鼎請王琴堂為其撰寫碑文。據王琴堂在碑文中所記：“出城東門半里許，有土山，曰邯山。山之東有廢地五六畝，相傳以為故明張氏亭園，不知幾易主矣。表弟文山購得之，剷除荒穢闢為園。中鑿長方池，植蓮養魚。池西岸建半間小屋，日可魚軒。其東北隅建小亭，曰向梧亭，以亭前植有雙梧桐，記實也。民南隅有土堆舊窯，勢高聳，因以為山，曰小邯山，以西與邯山對峙也。園中無奇花異木，然尋常榆、柳、桃、杏草、花之屬略備，而尤以瓜蔬為最夥，頗饒野趣。今夏餘屢遊其中，文山向餘請日：“吾邯向無園林之勝，吾耕是園，雖藉以為後半世節勞遊息之所，而吾鄉之父老子弟皆可隨意遊覽、納涼體憩，莫或禁也，則是園半為吾有，半與眾共，子與氏獨樂眾樂之義。又何在園之廣狹哉！曷亦賜以佳名？’餘曰：‘是即名半園可矣。’遂記之。”可惜的是這座在邯鄲近代史上第一座佔有重要地位的與民共享的、開放式的私家園林，隨着城市的擴張，已不復存在，我們只能從現存王琴堂所撰寫的“王氏半園記碑”中略知一二。 ^[8] 

串城街、邯山書院、慈禧行宮、回車巷

王銘鼎，字文山，同治初年（1862）出生在邯鄲城東門裏，曾任勸業所長，是邯鄲近代公益事業的一位實業家。他還有一個身份就是王琴堂的表哥，他們二人合力發展近代工業的故事成為一段佳話，其中他們一起開辦的酒廠前身就是人們熟知的貞元增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