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豐慶

1927年，王豐慶在家鄉投入轟轟烈烈的農民革命，參加方誌敏、邵式平、黃道所領導的弋橫暴動，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調至縣蘇維埃政府保衞部工作。1932年贛東北省改稱閩浙贛省，王豐慶在省蘇維埃政府內務部擔任優紅科科長。1933年1月，他被選為中共閩浙贛省委執委委員。

1933年3月，王豐慶、葉欽等四人受閩浙贛省委組織部長汪金祥派遣到皖贛邊至德縣筆峯一帶活動。不久，王豐慶等四人與當地同志一道在木嶺、黎痕、分流、大田和浮樑的部分地區開闢革命根據地新區。他們積極培養當地骨幹，很快發展了祝金木等七人蔘加革命，組建了地方游擊隊。在婺源、浮樑交界處農村建立了浮(梁)樂(平)婺(源)中心縣委，王豐慶任書記。同年12月上旬，王豐慶和葉欽選擇了時機，帶領游擊隊分赴蘇村、外河兩地捉拿大土豪蘇理純和汪協勳，雖然收繳了他們的槍，但二人都逃到至德縣城，向縣政府告急。幾日後，縣府便派出保安隊來到蘇村圍攻。王豐慶和葉欽沉着的率領游擊隊分散隱蔽，保存了革命力量。

1934年春，根據省委指示，王豐慶和匡龍海率紅軍游擊隊與省委派出的柳真吾、周成龍等共同到浮樑開闢根據地。3月，以柳真吾為書記的贛北特委成立，王豐慶為特委委員。同時，王豐慶和特委其他同志一起，深入當地羣眾，組織和領導了以浮樑的小源為中心的農民武裝暴動。接着，暴動後的部分武裝農民又配合紅軍游擊隊，消滅了敵人的警衞團。從此，在皖贛邊區開闢了新蘇區。

1934年7月，贛北特委改為皖贛特委，柳真吾仍任書記。同時，將紅軍遊擊大隊改編為皖贛紅軍獨立團，團長匡龍海，王豐慶任政治部主任。

皖贛特委認為革命要健康地向前發展，必須努力提高幹部的思想素質和政策水平。於是特委在皖贛交界的水嵐山舉辦了為期七天的幹部訓練班，參加的學員多為各基層幹部和鬥爭骨幹，共有200餘人。特委主要領導都曾擔任主講，王豐慶結合自己的鬥爭實踐，給大家講了關於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

隨着革命鬥爭的發展，1934年7月，皖贛紅軍獨立團與閩浙贛省軍區獨立團合併，擴編為皖贛紅軍獨立師。師長先後由王如痴、匡龍海擔任，王豐慶任政委。

同月，根據閩浙贛省委的指示，皖贛特委決定將下屬的十幾個縣範圍成立皖贛蘇維埃政府，王豐慶兼任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

匡龍海、王豐慶領導的皖贛獨立師剛成立就經受了嚴峻的考驗。7月，獨立師和秋浦縣八中隊配合，擊敗了彭(澤)秋(浦)聯防隊糾集地主武裝向昭潭蘇區的進攻，活捉並處決了匪首洪潘龍。接着，獨立師又與八中隊配合消滅了當地反動會道門——紅槍會。11月，獨立師襲擊了駐青山橋附近的國民黨第十九師一部，生俘50餘人共繳槍50多支。12月，獨立師在江西黃土嶺一戰又俘敵五六十人，繳槍40餘支。

就在皖贛獨立師出擊黃土嶺之時，大板蘇區遭到強敵襲擊。留守蘇區的皖贛特委書記柳真吾率農民團憑藉有利地形組織反擊保衞。獨立師聞訊趕回解救。這場惡仗進行了七天七夜，紅軍彈盡糧絕，部隊損失慘重。後由王豐慶與匡龍海、柳真吾帶着剩下的力量進行突圍。皖贛特委遭到破壞，其所轄蘇區喪失。

1935年2至3月間，王豐慶和匡龍海、江天輝等率部在貴(池)秋(浦)東(源)一帶活動，並與原在當地堅持活動的江縱新、黃翠山、倪南山等聯繫，相互配合。為創立地方黨組織和開創新的根據地，王豐慶與匡龍海、江天輝等在祁門的雞毛尖召集會議，研究分析了周圍各地情況，認為有利於創建根據地繼續堅持鬥爭，最後根據王豐慶的意見，部隊先向婺源出發前往鄣公山。不久，王豐慶等在鄣公山與周成龍等匯合一處。1935年6月，在貴池商山，王豐慶與匡龍海所率部隊分開，匡龍海、田英帶一部分同志另去他地開創根據地，王豐慶與周成龍等則留在貴(池)秋(浦)東(源)創建根據地。

為了統一領導貴、秋、東地區的革命鬥爭，1935年6月成立了中共江南特區委員會，駐地高山。特委書記由周成龍擔任，王豐慶任組織部長兼軍事部部長。江南特委成立後，即將原長江遊擊大隊、皖贛遊擊大隊、皖贛紅軍獨立師三方面的部分兵力570餘人，整編為江南紅軍獨立團。團長楊豔溪，王豐慶擔任政委。接着，楊、王二人在特委的指示下，從獨立團中抽調50多人為骨幹，分到貴秋、貴東、貴祁三縣，幫助建立基層羣眾武裝，即稱第一、第二、第三游擊隊。

9月，王豐慶和楊豔溪配合江南特委，率江南紅軍獨立團在貴秋東邊區參加並支持當地的農民中秋暴動。此後，王豐慶和楊豔溪經常率獨立團在根據地邊沿地帶活動，伺機打擊敵人。

中共江南特委機關自中秋暴動勝利後，就從高山遷到馬塢施。隨着這一轉移，敵人攻擊的目標也轉到這裏。於是在馬塢施附近經常發生敵兵的侵擾與紅軍獨立團的保衞戰。由王豐慶直接領導和指揮的塘丁大捷便是其中出色的戰例。

同年11月，江南紅軍獨立團在牌樓與安徽保安旅二團接火。敵被紅軍擊潰，並活捉敵區長。可保安一團仍不死心，捲土重來，咬住紅軍不放。王豐慶則率領紅軍在山區穿來轉去，牽着敵人兜圈，就這樣接連轉了幾天幾夜，敵兵成了疲憊之師。於是，王豐慶等選擇塘埂、丁衝的有利地形，設下埋伏襲擊敵人。戰鬥一開始，敵連長就被紅軍一槍擊中，落馬斃命。接着，紅軍獨立團消滅敵人30餘人，繳槍32支、子彈500餘發、手榴彈20枚。三天後，王豐慶又率獨立團乘勝追擊駐在夏項街的敵保安二團，暫時解除了馬塢施之圍。

12月初，敵人又組織重兵進攻，王、楊率紅軍與敵又展開搏鬥。戰鬥中，紅軍消耗了一些力量，團長楊豔溪也負傷。12月底，鬥爭形勢日益險惡，江南紅軍獨立團因天寒戰士衣單，生活異常艱苦而戰鬥力減弱，加之代理團長在軍事上造成的嚴重失誤，致使紅軍獨立團陷入被動困境。鑑於此情，特委書記周成龍和政委王豐慶親自率領部隊，掩護特委機關衝出重圍。從此特委機關再度轉移至高山的石門口。

1936年1月，敵人重兵緊逼高山，江南特委機關仍處敵威脅之下。王豐慶和特委領導率紅軍又展開了保衞高山革命根據地的殊死戰鬥。由於敵我力量懸殊，加之頻繁的戰鬥，紅軍獨立團的武器彈藥、軍需給養得不到及時補充，致使節節敗退，窮於應付。在這緊急關頭，特委在石門口附近召開會議，作出了若干決定。其中決定將紅軍獨立團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改稱為江南紅軍挺進縱隊，由楊春標率領，執行赴省彙報的任務；另一部分則改稱江南紅軍挺進大隊，由王豐慶率領，繼續牽制敵人，與敵周旋。王豐慶率部隊在貴秋東地區活動了半個多月，便被迫撤至贛東北浮樑縣境內。

同年2月，王豐慶率領的皖贛游擊隊與餘金德、李步新、劉毓標分別率領的贛東北、涇旌寧宣、皖南遊擊隊都彙集於鄣公山，統一於閩浙贛省委領導之下，結束了各自為戰的分散局面。

婺源西北的莒君山等地，毗鄰皖浙二省，山大林密，地形險要。王豐慶任皖贛紅軍獨立師政委和浮東婺中心縣委書記期間，就曾率紅軍來這一帶活動，還派出武裝工作隊深入婺源浮樑、休寧邊區農村宣傳羣眾，發動羣眾參加革命、參加紅軍。王豐慶經常深入到貧苦羣眾中宣傳“參加革命窮人可以翻身”的道理，説：“窮人要翻身，必須打倒土豪劣紳；窮人要翻身，必須報名當紅軍。”

4月，王豐慶參加了關英在鄣公山主持召開的閩浙贛省委擴大會議。根據鬥爭形勢，會議決定將閩浙贛省委改名為皖浙贛省委，關英為書記，王豐慶等為省委委員。會議還決定成立贛東北、皖贛、上浙皖、下浙皖、浙皖五個特委，將各股紅軍合編為皖浙贛獨立團。根據省委決定，皖贛特委於5月在婺源莒君山正式建立，王豐慶為特委書記，李步新為副書記。同時建立紅軍獨立營。皖贛特委區域以祁門為中心，包括休寧、婺源、浮樑、都昌、鄱陽、湖口、彭澤等縣。王豐慶主持的皖贛特委又下設了祁(門)、浮(梁)、婺(源)等四個中心縣委。

王豐慶主持的皖贛特委認真地貫徹省委關於邊區黨的建設、武裝建設以及經濟、文化工作等政策，根據地各項工作有較大發展。到1936年底，整個皖浙贛邊紅軍游擊隊由千餘人，發展到近3000人，根據地及游擊區域發展到皖浙贛邊區33個縣。

皖浙贛邊游擊隊根據地以及附近其他根據地的迅速發展，引起國民黨南京政府的極大恐慌。西安事變後，國民黨反動派一面開始同共產黨停戰議和，一面仍調集重兵，再度對南方遊擊根據地“清剿”，皖浙贛邊根據地又處於危急之中。

1937年5月，王豐慶、餘金德帶領皖贛、贛東北紅軍共四個連聯合進攻樂平鳴山，不料戰鬥失利，被敵第十六師重重圍困，突圍時隊伍又被衝散。5月9日，王豐慶在德興張家畈被敵逮捕，押解至景德鎮後，機智地逃脱，重新回到浮(梁)、樂(平)、婺(源)根據地，繼續領導鬥爭。但在逃脱時，王豐慶暴露目標，浮、東、婺地區革命形勢受到破壞。

七七事變後，形成了全國統一抗戰的局面。11月，以江天輝等為代表與國民黨談判，達成了一致抗日的和平協議。12月陳毅到舍會山召開會議，作了形勢與任務的報告。會上，王豐慶所犯錯誤受到陳毅的嚴肅批評，同時王豐慶被免除皖贛特委書記職務。1938年2月，根據陳毅指示，王豐慶和李步新、楊漢生、田英、熊剛、柴榮生、倪南山、程祥元所率的紅軍游擊隊300餘人匯合於舍會山，隨即開到浮樑瑤裏，改編為江西抗日義勇軍第一支隊。後又奉命開赴皖南巖寺集中，編為新四軍一支隊二團三營，開赴抗日戰場。

1938年6月，新四軍第一支隊根據黨中央關於深入敵後創建茅山根據地的指示，在陳毅率領下挺進鎮江、句容、丹陽和金壇等縣開展敵後游擊戰爭。7月7日，陳毅邀請鎮、句、丹、金四縣各界人士籌備成立了抗委自衞委員會(簡稱四縣抗敵總會)，王豐慶以新四軍代表擔任委員會副主任，協助當地愛國人士樊玉琳主持工作。陳毅對王豐慶進行了教育和考察，發現王豐慶對革命忠貞不二，且富有羣眾工作經驗和組織才能，不久便調他任一支隊民運科長，勉勵他為開創敵後根據地再接再厲。

王豐慶在協助主持四縣抗敵總會期間，兢兢業業，通霄達旦地努力工作。當時，建立四縣抗敵總會是打開敵後抗戰局面的當務之急，而團結和爭取地方上層愛國人士又是這一工作的關鍵。四縣抗敵總會主任樊玉琳，曾擔任國民黨區長和縣政府科長，抗戰爆發後，曾與族侄樊緒經聚集武裝抗敵自衞。新四軍挺進茅山後，樊玉琳對共產黨尚有疑慮。因此王豐慶在協助樊玉琳主持總會工作中，處處堅持團結抗日的立場，言必信，行必果，謙虛謹慎，誠心誠意地和地方愛國人士商量問題，協同工作，在危急關頭，王豐慶則以敢於鬥爭和不怕犧牲的精神，挺身而出。四縣抗敵總會處於游擊戰爭環境，每一次出現敵情，王豐慶總是先考慮樊玉琳和地方人士的安危，安排他們先行轉移，自己則指揮部隊斷後掩護，使樊玉琳終於打消疑慮，感到共產黨與國民黨確實不一樣。

當時因南京淪陷、國民政府西移，蘇南一帶人民中間普遍存在着失望心理。王豐慶根據過去羣眾鬥爭經驗，針對當時當地實際，發動羣眾在各地建立農會、婦抗會、青抗會和兒童團等抗日羣眾團體，還成立了交通站，遞步哨和自衞隊，民運工作轟轟烈烈，使當地民眾克服了失望心理，掀起了抗戰熱潮。

蘇南各地黨組織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幾乎完全遭到破壞，隨着抗日根據地的開闢，王豐慶及時進行了黨組織的重建工作。1938年10月，王豐慶在句容縣大支裏建立了該縣抗日敵後的第一個黨支部。在建黨工作中，王豐慶首先物色貧苦農民和知識分子中的抗敵積極分子，進行教育考察後發展為黨員。同時根據當時形勢需要，注意吸收地方有影響的上層愛國人士入黨。樊玉琳出身地主家庭，是國民黨員，但他在新四軍一支隊司令員陳毅的關懷教育下，思想上積極要求進步，並向陳毅吐露了想加入共產黨的願望。於是王豐慶一方面因勢利導地向他灌輸無產階級思想，一方面在鬥爭中幫助啓發和提高他的階級覺悟。一次在減租減息鬥爭王豐慶用算細帳的方法，揭露地主出租土地向農民收租是一種剝削行為，並以當地農民受地主盤剝的生動事例，進一步説明為什麼窮人愈來愈窮，富人愈來愈富的原因，使樊玉琳深受教育。他感嘆道：“過去總認為農民種地主土地是地主養活農民，交租付息是天經地義的事，如今看來大謬不然。”在王豐慶的影響和幫助下，樊玉琳的覺悟日益提高，不久王豐慶和特委組織部長陳浜為介紹人，發展樊玉琳為特別黨員。後來樊玉琳在八年抗戰中曾擔任縣長、專員、保安司令和軍分區司令員，為堅持和發展抗日根據地，配合新四軍主力作戰，取得了重要的成效。後人談到樊玉琳等地方抗日領袖時，總忘不了王豐慶在四縣抗敵總會時做出的積極貢獻。

1939年5月，新四軍第六團東進抗日，以茅山地方武裝為主成立新六團，王豐慶任副團長(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不久，王豐慶調回地方仍從事民運工作。7月，國民黨派到茅山根據地的縣長積極推行“溶共、防共、限共”等反動政策，鎮江縣長莊梅芳公然宣佈四縣抗敵總會和各地抗日羣眾團體為非法組織，誣衊咒罵共產黨、新四軍為“匪黨”、“匪軍”，強徵暴斂，增收賦税，還殺害新四軍傷員和偵察員，挑起和不斷製造磨擦。面對急劇變化的形勢，王豐慶堅持團結，鞏固統一戰線，廣泛發動與組織工農羣眾開展反磨擦鬥爭；通過四縣抗敵總會控制基層政權，與頑固派分庭對抗；隨後又順應民心，協同新六團懲治了反動縣長莊梅芳，打擊了倒行逆施破壞團結抗敵的頑固分子。

1939年12月，中央蘇皖區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金壇縣建昌圩召開，會議選出了蘇皖區黨委，吳仲超為書記，譚啓龍為副書記，王豐慶為候補委員。1940年3月，蘇皖區黨委與新四軍江南指揮部黨委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四縣抗敵總會代行政府職權，王豐慶即着手進行四縣抗敵總會過渡為抗日民主政權的工作。

正當蘇南抗日根據地進入建設階段時，國民黨第三戰區派遣兩個師挑起磨擦，並兩次圍攻新四軍江南指揮部。蘇南新四軍為堅決執行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避免蘇南、蘇北兩地受損，陳毅、粟裕於1940年7月分別率主力部隊北渡長江。王豐慶奉命留在江南繼續堅持同頑固勢力的鬥爭。四縣抗敵總會所轄的地方武裝編為獨立一團，王豐慶任團長。獨立一團兵員不過800人，缺乏作戰經驗，為儘快提高部隊戰鬥力，王豐慶抓緊進行整訓，嚴格管理和訓練，同時開展積極有效的思想工作，促使部隊軍政素質有了明顯提高。

1940年冬，蘇皖區黨委繼任書記鄧仲銘至丹北及澄、錫各地檢查工作，然後越京滬鐵路南返，途經太(湖)鬲(湖)地區轉往茅山根據地。獨立二團副團長李復率一個連沿途護送，王豐慶率獨立一團一部從茅山到太鬲地區迎接。11月9日，兩部會合於武進吊橋，準備次日護送鄧仲銘轉回茅山。不料第二天遭日軍包圍。王豐慶指揮突圍時犧牲，時年34歲。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