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謙

王謙同志是經過70年革命生涯錘鍊的黨的高級領導幹部，不論在順利時還是在逆境中，對共產主義理想堅貞不渝，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嚴於律己，清正廉潔，對家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嚴格要求，始終保持了共產黨員的政治本色。他的功勞、業績，將永遠銘刻在山西人民心中，他的高尚品質和道德情操，鋼鐵般的硬骨頭精神，是我們永遠學習的榜樣。 ^[4] 

1936年至1945年，任山西省平定縣犧盟會常委，晉冀豫遊擊縱隊第五支隊政治委員，八路軍第一二九師三八五旅十四團三營教導員，中共平定（東）縣委書記，中共榆社縣委書記，中共太行區第三地委組織部部長，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黨校學習，任中共太行區第四地委組織部部長。

1945年至1949年任中共太行區第四地委副書記兼軍分區副政治委員，中共長治市委書記，中共太行區第三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治委員，中共太行區委組織部部長。

1949年至1954年任中共山西省長治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治委員，中共中央華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華北局農村工作部副部長。

1954年12月至1956年7月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華北、西北處處長，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秘書長。

1956年3月至8月任中共山西省委副書記。

1956年8月至1965年8月任中共山西省委書記處書記、書記處常務書記。

1960年11月至1966年12月任中共中央華北局委員。

1965年8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二書記，

1965年12月至1967年1月任山西省省長。

1966年至1970年“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被關押。

1970年至1973年任山西省陽曲縣革委會副主任、代主任，山西省革委會常委、省革委會計委主任、省革委會業務組組長。1973年5月至1975年5月任中共山西省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山西省革委會副主任。

1975年5月至1980年10月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

1975年5月至1979年12月任山西省革委會主任。

1977年12月至1979年12月兼任山西省政協第四屆委員會主席，曾任山西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

1980年10月至1981年待分配。

1981年9月至1985年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兼四川省重慶市委第一書記。

1986年4月增選為第六屆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是中共第十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一屆中央委員，第十二屆中央候補委員（任職至1985年9月中共全國代表會議），

1985年9月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中共十三大分別增選、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2007年7月9日在北京病世，享年91歲。

在王謙病重期間和逝世後，胡錦濤、江澤民、吳邦國、温家寶、曾慶紅、吳官正、李長春、羅幹、王兆國、劉雲山、吳儀、賀國強、王剛、李鵬、喬石、朱鎔基、宋平、尉健行、何魯麗、熱地、烏雲其木格、唐家璇、華建敏、陳至立、肖揚、賈春旺、阿沛·阿旺晉美、徐匡迪和張勁夫、彭衝、谷牧、鄭天翔、劉復之、楊白冰、田紀雲、姜春雲、倪志福、李錫銘、鄒家華、布赫、吳階平、彭珮雲、韓杼濱、楊汝岱、任建新、宋健、王文元、鄧力羣等以不同方式表示慰問和哀悼。 ^[1-2] 

解放以後，王謙同志再次擔任長治地委書記，在晉東南地區7個縣成功地試辦了10個以土地入股分紅為特點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是大家所熟知的，是具有開拓、創新意義的試驗，在全國也是首創。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創辦，標誌着土地改革後農民逐步走上集體化道路，拉開了我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序幕，引起黨中央的重視，得到毛主席的肯定。“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批鬥王謙時，有人質問他：你在晉東南試辦初級社時，為什麼不在西溝村搞試點？王謙説：因為是試驗，會有風險，沒有把握。為了保護西溝這個老先進典型，所以沒有在西溝試辦。王謙實事求是、以理服人的回答，使那些慣於搬弄是非者的圖謀未能得逞。

1956年，王謙從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調任山西省委副書記以後，分管農村、農業工作。山西發展農業生產存在着四個突出的問題，即旱災頻繁、土地瘠薄、植被稀少、水土流失嚴重。王謙同志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從一些典型單位發現他們在實踐中創造的先進經驗。綜合這些改變農業生產基本條件、從而獲得穩產增收的經驗，初步找到一條治理山西落後生產自然環境的基本思路，即“種草、種樹、治水、修地”八字方針，把治理的重點放在雁北和晉西北。雁北地區風沙大、霜凍早、鹽鹼地多，因此在雁北地區尤其重視種樹、固沙、防風、治鹼。呂梁地區山高、溝多、坡多，強調種草、種樹、修造梯田，“一片坡一條溝一道梁”地治理，防止水土流失，開創了全國小流域治理之先河。就全省範圍來説，十分重視大興水利建設，從1958年以後，全省陸續興建了大批大中型水庫和許多重要的水利設施。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全省水澆地、水平梯田、森林覆蓋率都是成幾倍甚至幾十倍地增長，明顯地改善了農業生產基本條件。

從 “文化大革命”後期到調離山西之前，每年春夏期間，王謙同志總要和省委一班人一道，率領省級機關廣大幹部在太原西山植樹造林；每年秋末冬初，又要率領廣大幹部在太原郊區整修農田。無論植樹還是整地，王謙都是彎下身子，揮鍬實幹。

1956年“反冒進”和1957年反“右派”後，“左”的傾向出現，特別是1958年“大躍進”“放衞星”，畝產千斤小麥、萬斤玉米、百萬斤紅薯等虛假東西抬頭，虛報風氣盛行。1958年秋天，省委召開電話會議，有人介紹畝產100多萬斤紅薯的經驗，王謙插話問：你去實地看了沒有？回答説，親自下去考察了。王謙沒有再吭聲，在當時那種浮誇、吹牛成風的情況下，他也不可能再説啥。只是在會議結束，大家起身走時，王謙拍着那位參會同志的肩膀説：你個頭大，把你埋在地裏，要埋多少個才夠百萬斤？這雖是一句玩笑話，但足見王謙對那種浮誇風氣保持着比較清醒的頭腦，並給山西日報社打招呼不要報道，這是難能可貴的。

1962年以後，王謙同志在省委分管工業。他説他不懂工業，就從調查研究入手。他用半年多的時間，調查了包括各種類型的工廠、礦山80多家，每到一家企業，他不是聽廠領導的工作彙報，而是請一位主管生產的副廠長或者工程師陪同，深入車間，沿着生產工藝流程，邊看邊問，熟悉情況。從機器設備的構造到性能，從生產過程到產品類型，都要一個一個地弄清楚。他在考察太原化工區的幾家企業和第一熱電廠後，發現企業生產引用地下水資源太多，使晉祠水位下降，流量減少，時有斷流。他提出要保護自然生態，反對引用晉祠水源發展農業灌溉和工業項目，提出“千萬不能為了一時的局部利益，而破壞千百年來形成而又無法再生的美好大自然環境。”

城市“四清”運動開始後，王謙同志到太原鋼鐵公司蹲點一年多搞“四清”，嚴格掌握政策，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對於工作上有這樣那樣缺點錯誤的領導幹部，王謙要求他們做好自我檢查，但不主張批鬥，保護他們過關。由於深入細緻地做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得當，採用了多換思想少換人的辦法，運動結束後沒有留下什麼後遺症。在企業整頓中，王謙提出了搞好“三基工作”，所謂“三基”，一是大練基本功，幹啥的就練啥，練出過硬的本領；二是做好基礎工作，包括工藝上的基礎工作、管理上的基礎工作、政治上的基礎工作；三是做好基層工作，包括基層黨小組、基層團小組、基層工會小組。“三基工作”最早在山西提出來，以後在全國講開了。這對於改善和加強企業管理，迅速恢復發展工業生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四清”結束，“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在當時那樣險惡的情況下，王謙同志仍然念念不忘要把生產抓起來。如果生產垮下來，局勢就穩不住，社會便會出現混亂，這是王謙同志最擔心的大事。

1969年7月，中央頒發了“七二三”佈告，當時主持省委工作的同志決定，陸續解放一些老幹部出來工作。這樣就將關押在監獄而無歷史問題的省和太原市的 “走資派”轉移到交城辦了學習班。在學習班揭發批判時，因為陶魯笳已調離，衞恆已死，於是有人就把目標對準王謙，甚至為解脱自己，言過其實，刻意揭批王謙。但王謙同志沉着冷靜地傾聽每一位發言者的意見，檢查自己的問題時，既不往已調走的陶魯笳身上推，也不給已迫害致死的衞恆頭上戴，更不向下推卸責任，而是盡力用自己的言行保護更多的同志 “過關”。他説：“自從我調回山西省委工作，不論是常務書記也好，第二書記、省長也好，十年來一直居於二把手的位置，魯笳同志當書記時，省委決定重大問題，我不同意不行；老衞當書記，省委定的大事，我都參與決策，我不同意也不行。因此，過去十幾年省委工作中的問題，我應負主要責任。”他這麼一講，大家深受感動，也感到減輕了負擔。1973年5月，他重新回到省委領導崗位之後，盡力為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抵制派性爭鬥，保護幹部，做了不懈的努力。

王謙同志熱愛科學，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愛護知識分子，善於團結和使用知識分子，拜他們為師，向他們請教科學知識。在工作中，他與許多專家、教授建立了真誠的友誼，使知識分子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

王謙多次講過他和水利專家劉錫田的交往。1958年汾河水庫上馬，按照設計採用“水中填土”的方法築壩，壩高60米，這在世界上也是創舉。在當時沒有施工機械的條件下，完全依靠人力和鍬、鎬、小平車等簡單工具，進展不快。1959年4月，中央和水電部兩次來電指出，如在“七一”前攔洪壩高度達不到40米，就必須考慮下馬。水電部的中外專家現場檢查後，都認為“七一”前很難達到攔洪要求，有的專家還認為大壩設計是錯誤的，建議工程下馬，以免太原市被洪水吞沒。在這緊急關頭，王謙和主管工程的副省長劉開基連夜同總工程師劉錫田商討，問劉總設計上有無不當之處，是否有什麼疏忽，哪怕是少許的漏洞。如果設計是可靠的科學的，就應採取一切措施把40米壩高搶着築上去。兩人還表示：如果“七一”時壩高達不到要求，而屆時又天降暴雨，發大洪水，出了大禍，政治上、技術上的責任，完全由我們負責，劉總和其他技術人員決不會受牽連，不負任何責任。第二天拂曉，劉錫田找到王謙和劉開基説，他們經過通宵的全面複查，可以肯定設計和其他技術方面都無問題，“大壩的承重力有保證安全的合理係數”。據此，省委決定：動員一切力量加大施工強度，調勞力、調物資、調設備，最終使壩高基本上按期達到了攔洪標準。近50年過去了，60米高的大壩巍然矗立，固若長城。王謙回憶説，他和劉錫田等高級知識分子相處，最基本的一條就是彼此之間以誠相待，把心交給對方，平等地、同志式地交談工作，不以虛情待人，不以假話騙人，真正做到相互信任。

熟悉王謙同志的人都感到他學識淵博，這淵博就是來自他幹一行、愛一行、鑽一行、通一行、精一行，這是王謙同志的一大優點，也是他的過人之處。王謙分管農業工作以後，他把山西農學院的全部講義拿來認真通讀。分管工業以後，王謙又研讀了冶金、機械、地質、煤炭等方面的專業書籍，看不懂的地方，就找技術人員或者老師傅請教。經過刻苦學習，他逐步由外行變成了內行。

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學習馬列的經典著作，王謙是下過很大功夫的，僅《資本論》就通讀過三次，第一次是在長治任地委書記時，第二次是在華北局工作時，第三次是在“文革”的監獄裏讀的。

王謙同志認為，一個人要掌握知識，不只是上學讀書，還可以從三個方面接受知識，第一是從書本上學，第二是從實踐中來掌握，第三就是聽人家講。

王謙同志工作很全面，知識面寬，有思想，有水平，有能力，有魄力，有點子，給人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無論走到哪裏，是分管還是主持全面工作，都能抓到手，搞出成效來。這與他長期堅持勤奮讀書，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注重總結實踐經驗，按照客觀規律分析研究解決問題是分不開的。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