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褘

王褘先祖王彥超，五代吳越王錢鏐時，任越州節度使，因避亂而從會稽（今紹興）遷到義烏，居住於鳳林鄉。以後子孫漸多，所居村落就叫王村，其地在今義烏南部毛店鎮朱店村。及王褘祖父時，已在義烏縣城內居住。

王褘祖父王炎澤，字威仲。致力經籍，業從朱子理學。歷任東陽、常山教諭，石峽書院山長。以善教著稱，學者尊為“南校先生”。王褘父親王良玉，字懷璞，秉性高介，研訪經史。亦為婺州路儒學訓導，後至常山教諭。王良玉生有三個兒子：王裕、王褘、王補，王褘居仲。宋濂在《送王子充字序》（《文憲集》卷九）中説：“夫褘之為物，古之蔽膝，所以被於裳衣之上，覆前者也。”。“褘”，就是古時候的“蔽膝”，即圍裙。最早用獸皮，後來改用布帛製作，取名為褘是為了存古之道。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七《王氏兄弟字説》中也提到王褘之名，説“褘為服之貴者”。

黃溍覺得不能將王褘與一般弟子同等相看，以後跟王褘相交都不以師自居，而以同道相待。書信來往，則以先生相稱。以後，人們都知道王褘受師命所囑，代為撰文，凡有求於黃溍的，就都直接找王褘，一得王褘所撰，莫不欣喜，視如珍稀。王褘文名益發遠揚，與同門弟子宋濂齊名。

元順帝至正八年（1348年），王褘目睹當時國政弊敗，民俗衰微，憂國憂民之心油然而生。他寫了一篇文章，縱論天下事勢，對朝廷的選將、擇相、建官、治民、取土、用兵等諸方面如何變革，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文章洋洋灑灑，長達七八千言。王褘北上京城大都（今北京），上呈朝廷。

王褘所呈之文，對弊政陋習，一一抨擊；於救治之法，一一列示；既鋒芒畢露，又言辭懇切。但當朝嫌其切直，忌其才華，置之不理。王褘的呈文，如泥牛入海，音訊杳然。由於看中王褘的才學，這以後，同在國史館的危素等20餘人一起推薦王褘，讓他到國史館來，但無結果。張起巖等許多朝臣又向上舉薦，同樣沒有結果。此時，王褘的老師黃溍身居翰林，且極負盛名。但黃溍不願自己的弟子由自己舉薦。既然不被朝廷所用，王褘就在京都廣交名士。公卿大夫中通曉文學的人，見王褘年少才瞻，都深為佩服。婺源人程文，平生清高不俗，精通文藝百家之書，時任禮部員外郎，年逾六旬，深學眾望。他讀了王褘所作之文後，不禁拍案叫絕。認為王褘出於黃溍之門，“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在當今之世，不可多得。當時以詩文擅名的宣城人貢師泰，時任吏部侍郎，已經年過半百，一見王褘就歡然相得，與其過往甚密，成為忘年交。兩人一起切磋學問，有時選取古今文人的名篇，長為朗誦，有時則拿出各自的新作，品評得失。晚上燃以蠟燭，相互討論，夜深擁被並坐，談論古今，通宵達旦。

後來，黃溍受命編修《后妃功臣列傳》，為總裁官。王褘就在史館中，侍奉老師，白天共討論，同執筆，晚上則聯榻擁衾，相與探究史學精藴。《列傳》編就，需奉表以呈，黃溍依然囑王褘代國史院撰寫《進后妃功臣列傳表》。

《后妃功臣列傳》成書，雖無王褘列名，但其以布衣身份，佐助老師，同為執筆，功實非小。

王褘在京都兩年，廣交文人學士，遊歷名勝古蹟，見聞益博，才思更雄，名播大都。時天下用兵，南北離亂，王褘感到“所學非世所宜用”，決定南歸義烏老家，著書立説，學問傳世。得知王褘行將南歸，程文特賦詩以贈：

吾聞初平子，昔隱金華山。

服食草與木，歲久成神仙。

揮手叱白石，羣羊來珊珊。

至今山下人，尚想生羽翰。

我非薄神仙，其風邈難攀。

自有徑十珠，色如紫金丹。

月日讓光彩，煙霞駐容顏。

佩之可不老，千載遊人寰。

寄語王子充，因之奉清歡。

至正十年（1350）二月十六日，王褘與紹興人韓與玉離開大都。“朋友幸知己，祖道分繾綣”。京城文人名士依依不捨，紛紛前來餞行。王、韓二人經過兩年的京都遊歷，“駕言驅我車，南還涉江漢”，攜手同歸浙東家園。

王褘回到義烏以後，居家讀書。至正十五年（1355年），元末兵事已起，為避戰亂，遷居到縣南十里的青巖傅。

青巖傅是王褘祖母、岳母的家鄉，位於青巖之西，傅氏世居於此，故名。青巖的山脈從東陽兩硯峯婉蜒而來。到青巖以後，山脈分為南北二支，南支重巒疊蟑，北支崇嶺峻峭，兩支都分別向西延伸。在兩條支脈所分之處，有一峯從中而出，叫作齊山。此處地勢，南北兩山，相環而護，左邊高昂如虎，右邊低伏似虎，而齊山則居中而坐。齊山之南，則為平地，寬約一里。平地中有雙澗相繞，澗源出於南北兩支山脈所分之處，夾齊山而出，到此則合二為一。澗水西流，約二三里，注入新塘，而塘又處於南北兩山所會之處。塘外，又有一小山，如阻水流之衝。王褘雅愛此處雙澗清流，兩山拱衞，草樹繁茂，空氣清新。於是在青巖山下傅氏居旁，造房三間。右偏蓋一小屋，闢為藏書、讀書、著書之所。王褘曾撰《青巖山居記》一文，並賦《青巖山》詩一首，詩云：

幽僻青巖中，結屋開荒畦。

羣山列左右，雙澗鳴東西。

蕭然守岑寂，環堵蓬蒿齊。

林泉幸清勝，吾將暫冥棲。

王褘祖先，從十二世族祖王固開始，就以道學（理學）傳家。到祖父王炎澤時又得朱熹的道學之傳。朱熹在宋室南渡以後，與金華呂祖謙並起，均為大家。朱熹傳至閩縣黃榦和義烏徐僑，黃榦又傳東陽許謙。徐僑則傳本縣葉由庚，葉由庚傳至王褘的祖父王炎澤，王炎澤傳至黃溍，黃溍又傳至宋濂、王褘。從徐僑、何基以後，朱子道學所傳都是婺州（今浙江金華）人，堪稱朱學之世。朱熹是一代宗師，承傳其學，理所宜然。但呂祖謙為婺州本地人，傳其學者卻絕而無繼，而當年朱、呂兩人為伯仲間。作為鄉邦後人，王褘深覺於心不安，愧對往哲先賢，於是居於青巖時，奮然繼其遺諸。

呂祖謙撰有《大事記》，起始於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481），終止於漢武帝徵和三年（公元前90），呂祖謙原計劃止於五代，但因發病而輟筆。王褘繼承呂祖謙的遺願，從漢徵和四年（公元前89）開始續編，到宋德佑二年（1276）止，修成《大事記續編》100卷。

王褘居於青巖，於經史百家，無所不究，作了大量筆記。爾後又刪其瑣碎，存其大要，成《叢錄》一書。該書論述《易》、《書》、《詩》、《禮》、《春秋》、《樂》的受授承繼及諸子百家的淵源流注，內容詳備而言簡意賅，為學者所稱道。

至正十八年（1358），戰事日益逼近婺州。王褘因所居青巖山，雖為鄉下，但離縣城不遠。於是暫遷到祖居鳳林鄉，借居於族人家中。王褘在鳳林，讀書著述，依然不輟。撰成《卮言》一書，該書為語錄式，每段少則三四十字，多則一二百字，寥寥數語，而對治國安邦、處身涉世無不鈎玄提要，統括無遺。言之有物，持之有故，堪為至理名言。如其中一段寫道：“千古在前，千古在後，吾身處其間，百年頃刻耳。奈何前承千古，後垂千古乎？亦日：自致於不朽焉耳矣。不朽之道奈何？日：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百年人生，頃刻而過。欲要前承千古而繼往，後垂千古而不朽，則要做到立德、立功、立言。王褘身體立行，在其52年的人生中，立言、立功、立德，時時處處刻刻。

元順帝至正十八年（1359）十二月十八日，朱元璋率軍來到婺州（今金華）城下。

朱元璋蒞婺以前，就已耳聞王褘之名。抵婺後不久就遣使到義烏徵聘。王褘隨使者到婺城拜見朱元璋，朱元璋一見大喜，打算以金華縣令委之。當時羣臣得知朱元璋意圖後，都認為區區百里的縣令之職，由王褘去擔當，未免大材小用。以他的才器，應當留在行省，方能充分施展他的才華，有益於國事大業。朱元璋覺得有道理，就授王褘為中書分省掾吏，並説：“現在安排在省幕之中，用以儲備人才，文書簿冊，不用分勞。待還京後，當另有重任。”於是置為左右，謀論要事，商略機務。王褘出身書香門弟，北遊燕都時，就已文名斐然。隱居青巖，讀書著述，益發飽滿。因而使朱元璋極為遂意，稱呼王褘不用其名，而以子充稱之。並請王作四言詩以授太子。

待到朱元璋離開婺州，將回應天府（今南京）時，欲讓王褘同行隨從。而王褘因父母雙親年屆花甲，需要奉養而請留不往。當時胡大海以江南分中書省參知政事鎮金華，素仰王褘的才氣。又因他是本地人，瞭解風俗習慣，熟諳地方掌故。於是向朱元璋要求將王褘留在身邊，得到朱元璋的諭允。在胡大海的幕僚中，王褘與王剴二人，卓然鶴立，傑出羣倫，與胡大海氣義甚為投合。胡大海亦倚重二王，凡重大決策都要聽計於他倆。

至正二十一年（1361）冬，朱元璋率軍征討江西，胡大海委派王褘到朱元璋處，稟報事宜。江西平定以後，王褘寫了一篇《平江西頌》。朱元璋閲後大喜，對王褘説：“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清；才思之雄，濂不如卿。”

待王祥歸婺，胡大海與王愷均已在苗軍叛亂中遇害。胡大海被害後，由李文忠接替駐鎮浙東。李文忠亦素聞王褘的才學，專闢館舍，延聘王褘，並待以貴客禮。凡有疑難之事，都必事先聽取王褘的意見。

至正二十二年（1362）十二月，朱元璋召王褘入應天府，次年二月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至正二十四年（1364）五月初五，王褘父親王良玉在義烏家中去世。按照當時禮制，兒子應該居家守孝一年。但朱元璋剛稱吳王，不願王褘遠歸義烏，強留應天府守制。王褘雖不勝哀痛，但難違朱元璋之命，強忍悲傷，仿屈原《離騷》而作《九誦》以自譴。

至正二十五年（1365）五月，王褘服孝期滿，授侍禮郎兼引進使。當時為朱元璋創國之初，其中禮樂建制，多由王褘所為。這一年底，授起居注職。起居注的職務是記錄皇帝的日常言行，屬於皇帝身邊的近臣。

至正二十六年（1366）七月，江西平定，王褘被升為南康府同知。南康府位於南昌府與九江府之間，府治星子縣，轄星子、都昌、安義三縣及建昌州。宋朝時為南康軍，著名理學家周敦頤、朱熹都曾先後在此地任過知軍。境內有廬山、鄱陽湖，並有名滿海內的朱熹講學處白鹿洞書院。堪稱山水佳處，人文勝地。但因元朝末年的弊政所致，再加多年的兵事所擾，已是滿目瘡痍。“荊榛猛獸處，瓦礫悲蟲吟。道院存古號，公庭蔽荒陰”。王褘以仁恕之心治民，以廉平之舉理事，百姓順服，訴訟降少。於是修公署，興學校，重建“六老”堂，重造“二賢”祠，使累積數十年的凋弊得以復甦。朱元璋特授王褘黃金帶以示表彰。

六老堂，位於府署西院。朱熹任知軍時，名為武觀堂。嘉定年間的知州趙師夏取廬山五老峯的五老，再加他自己一老，改名為六老堂，欲使自己與五老峯齊名而永存。王褘最為討厭自我標榜者，因此在六老堂重建竣工，撰文為記時，將趙某人一筆勾銷。而將六老堂的“六老”，用五老峯配朱文公朱熹。朱熹堪稱中國歷史上的鉅子，也為南康歷代名宦之最，名實相當，人心大悦。

當初，建昌知州自以為自己的品級高於知縣，高於通判，而傲慢無禮，知府屢召不肯至。王褘到任以後，將其所失—一舉出，並聲稱要給予處治。建昌知州得知消息，不敢怠慢，急急跑到府署，向王褘叩頭請罪。王褘對他説：“我是府佐，你應該到知府大人處謝罪。”知州跑到知府處，知府則説：“這是同知大人所定，你還是應該向他謝罪”。王褘與知府相互禮讓，而知州顛來倒去，東奔西跑。最後王褘笑着對知州説：“你當初的傲勁哪裏去了？要知道做人做官都要講道理、講禮義，這是最起碼的。只要你能真心改過，這次也就不追究你了。”知州畏服，拜謝而去。

至正二十七年（1367）六月，朱元璋準備正式當皇帝了。改朝換代，要有一整套的禮儀，而王褘精通此道。於是，朱元璋將王褘從南康召回應天府，參與制訂即位的相關禮制。但這一次不知王褘發表了什麼意見，惹惱了即將登基的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應天府登基，為大明的開國皇帝。王褘則被謫貶到漳州府任通判。

王褘抵達漳州後，以治南康的方法治漳州。此地處於福建東南，“漳州南邊郡，閩鄉到此窮”，但窮歸窮，風俗依然競奢華、重排場。“杯盤蕭鼓裏，燈火綺羅中”，“良宵上元節，紈扇已搖風”。每逢時節，地方土人都要循例向官吏送禮，而且禮物甚豐。王褘帶頭嚴拒。漳州地方產繡，而王褘則一襲素衣，不着綿繡，不尚奢華。在他的影響下，地方風俗也隨之一變。

在漳州通判任上，受到貶降左遷的王褘，向朱元璋上奏了一篇《祈天永命疏》，建議“均徭薄賦”、“藏富於民”。王褘在奏疏中説，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在於帝王修德。修德最重要的是“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為政”，不能過於勞民，需給百姓休養生息的時間。“人君視民之休慼，必若己之休慼，以君民同一體耳。古者，藏富於民，言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現在“浙西既平，租税既廣，科斂之當減，猶有可議者，此臣所以願陛下之順人心也”。朱元樟開國登基，他人歌功頌德不已，獨王褘雖也言祈天永命，萬世無疆，但在奏疏的字裏行間，卻處處流露出憂民之心，拳拳之情，溢於言表。

次年二月，王緯奉詔歸京，任《元史》總裁官。漳州百姓依依不捨，道路為之堵塞。王褘一再謝免，但送行者依然跟進不止。王褘無奈，只得對送行者高聲説：“有再進者，非吾民也。”這時送行的人又説：“以前到此地來當官而有善政者，臨走時，一定要請他留下一二件衣物，寫上他的官銜與姓名，放在府署裏面，以表遺愛。大人到此為官，剛滿一年，就使此地積年的瘡痍—一去除，善政頗多，因此敢請有所遺留。”王褘説：“感謝漳州父老對我的隆情厚意，為官的善與不善，全在百姓心裏，留物於官舍，沽名釣譽，我不願為。”

洪武元年（1368），明軍攻克大都，並改大都為北平府，宣告元朝滅亡。大將軍徐達在佔領大都後，得元《士三朝實錄》，悉數運送南京，朱元璋即下令編修《元史》。

洪武二年（1369）二月，成立元史局於天界寺。以中書左丞相李善長為監修，宋濂、王褘為總裁，汪克寬、胡翰等16人為纂修，正式開始編纂。

李善長是行政長官，政府首腦，編修一代之史，不過依慣例領銜，實為虛名。宋濂與王褘同為總裁，正是天造地設，最佳配合。兩人既是同鄉，又均為柳貫、黃溍的門生。早在八年前，朱元璋就曾稱譽兩人為“浙東二儒”。如今兩位老友，一位六十初度，一位四十有八，為編纂一代正史，又雙雙受命總裁重任，一時朝野傳為佳話。

宋濂、王褘主持元史局以《十三朝實錄》、《皇朝經世大典》等歷史文獻作參考，從二月初一開始編纂，到八月十一日告一段落，成書除順帝朝外的紀、志、表、傳共159卷。由於元順帝時，史官職務被廢，沒有實錄可證，因而缺乏順帝一朝36年的史事材料，《元史》編纂無法繼續。為此，朱元璋又命儒土歐陽佑等12人到北平及全國各地採集順帝元統、至元、至正年間的遺事，以供元史局續編。

歐陽佑等人採擷返朝以後，在洪武三年（1370）的二月初六，元史局重新開局，仍由宋濂、王褘任總裁。又命趙壎、朱右等14人為纂修，其中除趙壎第一次即已參加外，其餘13人都是新徵。這一次編修到七月初一結束，續成紀、志、表、傳共53卷。然後合前後二書，釐分附麗，為本紀47卷、志58卷、表8卷、列傳97卷，計《元史》全書共210卷。

在中國曆朝正史的編纂史上，編纂起始距前朝滅亡時間最短的是《元史》，僅隔半年左右。成書時間最快的也是《元史》，先後兩次相加才331天。《元史》體例整齊，本紀仿《漢書》、《後漢書》，志仿《宋史》，表仿《遼史》、《金史》，列傳則據歷代史而參酌變通。全書文字淺顯，明白易懂。《元史》編纂，忠實依據元朝的國史，因此保存了大量的原始史料。如《十三朝實錄》、《皇朝經世大典》、《大元大一統誌》等書，今天大多已經散失，而賴《元史》得以保存了許多內容，彌足珍貴。

洪武三年（1370）三月，王褘又受詔任教大本堂，為太子授學。在這段時間裏，王褘既要為編修《元史》而用心，又要為起草詔誥而措意，還要為教授太子而致力，身兼三職，不避劬勞，鞠躬盡瘁。編修《元史》，王褘力肩重任，自不待言。起草詔誥，王褘文才卓著，在所不辭。當時的大詔，大多出於王褘手筆，如《封諸王詔》、《開科舉詔》、《免租税詔》、《招渝擴廓帖木兒詔》、《誡諭中外百僚詔》等等。這些詔令的發佈對當時社會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等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王褘的文辭也進一步受到人們的推重。教太子學，王褘通經達理，學識淵博，開導訓諭。教法嚴正，諸太子受益非淺。朱元璋深知王褘既有學問功底，又勤奮肯幹，因而對王褘賜飲賜饌，時有所惠。

王褘為文，詞暢意達，早負盛名。而此時身份不同，既為正史總裁，又為大詔手筆，求其文者接踵而至，但王褘卻不肯輕易許人。如所求墓銘之類，不知其人所行所為，王褘決不阿諛亂書。當時，有一宰相為其親人來求撰墓銘，王褘得知其人事蹟無狀可書後，堅決回絕。

王褘在朝廷中，以直道行事。與人交遊，也處處顯示義烏人的耿直之氣。遇權貴，不願低頭；遇知交，傾心相投。因此王褘的友人很多，同時忌恨的人也不少，或忌他才，或嫉他直。此時，朝廷需派人出使吐着（今西藏）。朝中當政而與王褘相忤者，就乘機進讒，使遠遣西行。

《元史》的續編工作在洪武三年（1370）七月初一剛剛結束，王褘就接到了出使吐蕃的使命。

在離別南京這一天，他寫了一首排律《庚戍七月十五日離南京作》，對出使吐蕃泰然處之。其中寫道：“方期竭鄙能，忽爾蒙嚴遣。左遷責已輕，西邁程頗遠。得災或無妄，止謗在不辨。”深信時間會證明一切。“行矣復何言，賜環諒非晚。”期待回到京城，再展宏圖，一伸抱負，自信這一天應當不會太晚。

行行復行行，洪武四年（1371）初春，王褘已過蘭州，忽得返程詔令。當初來時，有任在身，行路匆匆，不能逗留。如今歸返，自在輕鬆，於是遊名山，訪古蹟，就道從容。

王褘東歸之程，一路訪古。閏三月二十五日，歸抵歧山。第二天，到離縣城西北15裏的周公廟拜謁。四月四日至興平，又拜謁了漢武帝茂陵及衞青、霍去病墓，“撫盛衰之無常，嘆年運之徂往”，瞻仰既後，感慨良多。過了興平，就到長安。長安自西周開始，數代在此建都，為中國古都之最。王褘逗留長安時，寫下了《長安雜詩》10首，回首歷史，世或興或衰，人或窮或富，對長安及周邊之遺蹟一發慨嘆之情。

千載思悠悠，千里路漫漫。東歸，東歸，王褘終於又回到了南京，但是一個新的派遣又已在等着他。

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接受明升的投降，消滅了大夏國，平定了四川以及現在屬於貴州省遵義一帶的地區，接着就謀劃如何解決雲南問題。

雲南地處偏遠，道路險阻，進兵困難。因此，朱元璋打算派使者諭降。當時正好北平俘獲梁王把匝剌瓦爾密的一個使者，押送到南京，名叫蘇成。朱元璋就決定派出使者，由蘇成帶路，前往雲南招撫。

洪武五年（1372）正月初五，朱元璋下詔由時任翰林院待制的王褘持節出使雲南。由於雲南地區的歷史、地理原因，此行兇多吉少。因此，在詔令下達之後，朝廷大臣多為王褘擔憂，而王褘則義無反顧，昂然就道。

王褘自年初從京都南京出發，經過五個多月的長途跋涉，於六月到達雲南昆明。

王褘聽後，哈哈大笑，對梁王説：“當初陳友諒佔據荊湖，張士誠佔據吳會，陳友定佔據閩關，明玉珍佔據巴蜀。他們或以為有崇山峻嶺，或以為有長江天塹，似乎固若金湯，而且兵強馬壯，糧充草足，戰將如雲，謀士滿庭。為何不能稱雄天下，與天地同久，卻在不到四五年的時間裏，就一個個都喪命於刀劍之下了。你們的君主，逃到北方，死於荒漠。而你們總兵擴廓帖木兒的部屬，或逃竄，或投降，都已崩潰四散。”此時，滿庭寂然，人們屏聲靜聽。王褘繼續説：“往事歷歷，具在可鑑。你們自己對照衡量一番，勇狠強悍不能與陳、張相比，地域兵將不能與中原相較，道德仁義不能與天朝相當，生死存亡不能與天命相抗，而想以區區一隅之地，逆天而行，背時而動，如此謀劃，豈不大誤！”言及到此，座中有聲諾諾，點頭稱是。王褘乘勢破竹，高聲朗朗：“當今之勢，唯有速奉版圖，歸於一統，才是明智之舉，並是道義之行，也是唯一之路。不然，皇上派遣一位將軍，率領百萬天兵，會戰於昆明池，你們將同鍋中之魚，必定自取滅亡。”梁王與其屬臣，聽了王褘一番侃侃之言，相互對視，駭然而服，心有所動，萌生降明之意。

但把匝剌瓦爾賽畢竟是忽必烈的嫡系後裔，當年忽必烈自北而南，取大宋江山為一己天下。如今雖時移境遷，風光不再，可是要將雲南地域，拱手相送，又未免於心不甘。同時又覺王褘所言理據充足，字字鏗鏘，事實誠然如此，難以迴避。但事關國體所變，又不肯輕易允諾。或降或守，難以定奪。於是梁王設館安頓王褘，厚禮相待。

王褘深知此事關係重大，只能再三以理相服，耐心等待梁王思想徹底轉變。同時，王褘又儘量對梁王的屬臣做工作，當時司徒達裏麻，參政喻金閭、高撫慰等人都對王褘高尚的人品、淵博的學識深表欽佩，王褘則不失時機地對他們曉之以國家一統的大義。

元順帝妥歡帖睦爾於至正二十八年（1368）閏七月逃出大都後，死於應昌，其子即位。應昌被明軍攻破後，奔走和林（今蒙古境內），苟延殘喘，但仍以“朝廷”自居，歷史學家稱之為“北元”。“北元”偏處荒漠一隅，只有遙屬的雲南尚稱相對富庶地區，因此派使者前來徵糧餉，同時也不自量力，打算與雲南聯手，抗拒明朝大軍的進攻。

梁王明白，必須對脱脱封鎖明朝使者王褘已在昆明的消息，不然，自己將會陷於進退兩難的境地。於是，把王褘的居住地從報國寺，移至民間春登楊氏家。常言道，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脱脱過了一段時間後，還是知道了王褘已在昆明，並得知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存有二心。脱脱對梁王嚴加責備，要他殺害王褘，以斷其降明退路，促使效忠“北元”。梁王在王褘的感召下，已有投明意向，同時又傾慕王褘的儒雅之風，不願加害。脱脱對把匝剌瓦爾密大為惱怒：“你既身為朝廷大臣，又繫世祖忽必烈的嫡系後裔，當今國家危難時刻，不圖救治，而欲投降敵人，日後你有何顏面去見列祖列宗！”説罷，拂袖而出，欲躍馬而去。把匝剌瓦爾密被脱脱所嚇，只得請出王褘與脱脱相見。

脱脱妄想以死相威脅，逼王褘屈服，投降“北元”。王褘大義凜然，慷慨激昂，放聲大罵：“元亡明興，這是天意所定，人心所向，蒙無已如火把餘燼，怎能跟我大明日月爭光。我堂堂天朝國使，奉大明皇帝詔命而來，豈能為你區區餘孽所屈。我唯死而已，有何可懼！”

脱脱惱羞成怒，而又無語相對，只得圖窮匕現。司徒達裏麻等仰慕王褘儒雅雄才之風範，感佩王褘凜然不屈之氣概，從旁勸解：“兩國間互派使者，自古皆然，如若不從，則可以禮送，何況王公的文才品行，當今天下無雙，豈能加害？”但脱脱為除心頭大患，此時已決謀害之意，咬牙切齒：“當今之際，即使孔孟之聖，也當殺不存。”梁王懼怕脱脱，不敢相抗。王褘功敗垂成，慨然而嘆：“我死何惜，然雲南之禍，自此始矣！”洪武六年（1373）十二月二十四日，王褘為國家一統大業血灑雲南，慷慨就義，終年52歲。

得知王褘被害的消息，昆明父老男女都為之悲傷哀痛，暗暗垂淚。司徒達裏麻雖與王褘政不相同，但深為王褘的才學與節操所折服，親作祭奠。隨後命左右把王褘遺體盛之棺木，以厚禮送至地藏寺北漏澤園火化。

由於雲南地處偏遠西南，交通阻隔，音訊不通。因此，王褘被害的消息，朝廷並不知道。

朝廷見王褘出使，久而未歸。在他被害的第二年，明太祖朱元璋又派已經投降明朝的原元朝威順王一個名叫伯伯的兒子，前往雲南，向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勸降。伯伯到昆明以後，非但沒有向梁工勸降，反而又投向了梁王。

朱元璋見雲南方面還是毫無動靜，在王褘被害的第三年，又派湖廣行省參政、宜興人吳雲出使雲南，並釋放梁王派往和林出使而被明朝軍隊所俘的鐵知院等20餘人，隨吳雲一道前往。可是吳雲一入雲南境內，就被鐵知院等人所害。

梁工把匝剌瓦爾密在殺了王褘，害了吳雲後，跟明朝的關係已經覆水難收，只能死守一隅，苟且偷安。

明朝一而再、再而三的諭降，雲南地方拒不相從。在王褘殉國八年後，也就是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朱元璋下詔令討伐雲南。雲南梁王軍大敗，把匝剌瓦爾密出昆明城自殺而死。明朝最終平定雲南，統一國家，實現王褘遺願。

洪武二十五年（1392），王褘之子王紳受知於蜀獻王朱椿，應徵四川成都府學訓導。在得到父親被害雲南的消息時，王紳才14歲，就萌發尋找父親遺骸，來歸故鄉的願望。但因路途遙遠，不能成行，一直未能了卻宿願。此時到了成都，這個願望益發強烈。蜀獻王對王褘大義凜然、慷慨不屈的氣概深為感動，於洪武二十八年（1395）十一月特出川資，以助王紳成行。

王紳於當年十二月初一從成都啓程。經過將近三個月的長途跋涉，終於在次年（1396）二月二十三日到達昆明。此時距王褘被害已經23年。

王紳到雲南後，首先拜會了西平侯沐春和雲南布政使司左佈政張紀等地方官員，受到當地文武大臣及紳士士人的大力襄助。在昆明，王紳會晤了年愈七旬的人畫家何仁可，原司徒達裏麻的門客、臨安儒士賈寬以及其他知情人金剛保、蘇奴等，詳盡瞭解了王褘持節雲南、招撫梁王及被害的經過。二月二十五日，王紳到地藏寺北漏澤園祭奠，一連兩日，並夜宿地藏寺內，以伴其先父之靈。

至於王褘遺骸，據何仁可、賈寬説，由達裏麻派人葬於地藏寺旁。王紳抵滇距王褘被害相隔23年，其間雲南改朝換代，地已今非昔同，面貌全非，難辨依稀。又據宜良人李鉉所説，王褘墓大略在兀兒躲東門外百步左右，但王紳到那裏一看，墳墓累累，成百上千而且多遭挖掘，更不知所在。

王紳在昆明，訪先父遺骸不得其所，捶胸頓足，哀嚎大慟。於三月二十二日離開昆明，奉神主而歸故里義烏。

中國古代典籍分經、史、子、集四部。王褘學於經，而成於史，成於子，成於集。他説，學問無窮，歲月有限，雖有絕倫之資，或也莫能究其本，因而為學，以切乎六經為最要。經明，則道明；道明，則天下之事措之不難。他身體力行，學通六經，而為之於史有《大事記續編》，為之於子有《重修革象新書》，為之於集有《王忠文公集》。清乾隆年間修撰的《四庫全書》，有王褘編著三種，分別列於史、子、集三部。一人三種著述，錄於《四庫全書》三部之中，可見王褘學之淵博。 ^[6] 

王褘之文，同輩師友交口稱讚。宋濂評説，其幼時為文幅程寬而運化宏，光焰燁燁起於諸公間；弱冠以後則波浪湧而魚龍張，風霆流而雨電集，五采競明而十日並照；年逾四十其文渾然天成而條理弗爽，使人拒之而愈深，味之而弗竭。每讀其文，心醉神融，如飲甘醇。 ^[6] 

王褘既死，朝野尊崇。建文元年（1399）二月，建文帝下詔，贈王褘翰林學士、奉議大夫，賜諡號“文節”。不久朱棣搶其侄皇位，於是建文帝的贈官、賜諡，人們不敢再提。英宗正統六年（1441），重新贈王褘翰林學士、奉議大夫，賜諡“忠文”。後世遂以“忠文”稱王褘。 ^[6] 

雲南地方為紀念王褘為國家一統大業而捐軀的事蹟，在昆明曾建有王褘專祠，並派專人護祠。後增吳雲，稱為“二忠祠”。 ^[6] 

在故里義烏，明成化年間王褘後裔在青巖傅建王忠文公祠，奉王褘為百世不遷之祖。嘉靖年間義烏地方在縣城建有“四賢祠”，後改為“忠賢祠”，祭祖王褘等人。昆明、義烏分別建有王褘衣冠冢。 ^[6] 

王褘有二子，長子王經，遵父囑助母持家。次子王紳，字仲縉。10歲時，與父親分別後，父子再未有機會能夠相見。以後跟從宋濂受業，與年長三歲的寧海人方孝孺為同學，兩人互為知交，相與友善。王紳一同其父王褘，有志於學，為了追念父親，繼承遺志，特將居室命之為“繼志齋”，並用為自己之號。他不負師友厚望，刻苦求學，卓然超羣，文章學問著稱於時，為一時同流之輩所不及。 ^[6] 

王褘有孫子五人，以王除最稱傑出，師從方孝孺。後來方孝孺不屈燕王朱棣之威而死難，並遭株連九族。王除自此絕意仕進，隱居青巖山下讀書著述，自號聵樵。曾孫輩有王汶，登進士第，授中書舍人。 ^[6] 

王褘一生，其位不顯。繼王褘以後又不屈而死的方孝孺評價他説：“崇位重祿之榮，高車駟馬之飾，雖不及當時之權貴，然身沒之後，彼綿澌盡腐滅而無遺”，而王褘則“節行之傳，昭乎若星斗之揭，浩乎若江河之流；姓名之著，又儼如超世而登仙。” ^[6] 

在王褘所擬古文中，有一篇《麒麟閣蘇武頌》。蘇武出使，19年乃歸，“表裏純忠。始終全書”。1400餘年以後的王褘對蘇武深為敬佩，特作辭以頌。日後其出使雲南，不屈而死，千載之下，又一蘇武，高風義節，同貫天日，文養氣充，文氣相通。王褘之文，為巨觀之文，王褘之氣，為浩然之氣。 ^[6] 

王褘為國家一統，慷慨不屈，殉國雲南，迄今已600餘年。誠如前人所言，文章節義，兩者俱兼，千古不朽，英名永傳。清末著名的文獻學家胡鳳丹贊曰：“吾儒讀聖賢書，欲以輔世翼教，楷模人倫，則文章、節義二者均不朽。而兼此者，或代不數人，或數代不得一人，蓋其難也。吾於忠文見之矣。” ^[6] 

《四庫全書總目》：禕師黃溍、友宋濂，學有淵源，故其文醇樸宏肆，有宋人軌範。

朱元璋：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

胡鳳丹：吾儒讀聖賢書，欲以輔世翼教，楷模人倫，則文章、節義二者均不朽。而兼此者，或代不數人，或數代不得一人，蓋其難也。吾於忠文（王褘）見之矣。

艾南英：昭代文人，首推劉文成（劉基）、宋文憲（宋濂）、王忠文（王褘），不獨帷幄謀略，開歷無疆。即文章一節亦遂為當代之冠。 ^[7] 

屠隆：羅修撰倫、羅文恭洪先、吳處士與弼、陳徵君憲章明德範俗，隱操軼塵，峨眉姑射，翛然清遠。至宋龍門濂博洽菀、高太史啓雄渾清蒼、王義烏褘華贍高朗、解學士縉峭厲迅快蔚。 ^[8]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幼敏慧，及長，身長嶽立，屹有偉度。師柳貫、黃溍，遂以文章名世。睹元政衰敝，為書七八千言上時宰。危素、張起巖並薦，不報。隱青巖山，著書，名日盛。太祖取婺州，召見，用為中書省掾史。徵江西，禕獻頌。太祖喜曰：“江南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太祖創禮賢館，李文忠薦禕及許元、王天錫，召置館中。旋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累遷侍禮郎，掌起居注。同知南康府事，多惠政，賜金帶寵之。太祖將即位，召還，議禮。坐事忤旨，出為漳州府通判。

洪武元年八月，上疏言：“祈天永命之要，在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為政，法天道，順人心。雷霆霜雪，可暫不可常。浙西既平，科斂當減。”太祖嘉納之，然不能盡從也。明年修《元史》，命禕與濂為總裁。禕史事擅長，裁煩剔穢，力任筆削。書成，擢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奉詔預教大本堂，經明理達，善開導。召對殿廷，必賜坐，從容宴語。未久，奉使吐蕃，未至，召還。

五年正月議招諭雲南，命禕齎詔往。至則諭梁王，亟宜奉版圖歸職方，不然天討旦夕至。王不聽，館別室。他日，又諭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靈，不欲殲於鋒刃。若恃險遠，抗明命，龍驤鷁艫，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駭服，即為改館。會元遣脱脱徵餉，脅王以危言，必欲殺禕。王不得已出禕見之，脱脱欲屈禕，禕叱曰：“天既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爝火餘燼，敢與日月爭明邪！且我與汝皆使也，豈為汝屈！”或勸脱脱曰：“王公素負重名，不可害。”脱脱攘臂曰：“今雖孔聖，義不得存。”禕顧王曰：“汝殺我，天兵繼至，汝禍不旋踵矣。”遂遇害，時十二月二十四日也。梁王遣使致祭，具衣冠斂之。建文中，禕子紳訟禕事，詔贈翰林學士，諡文節。正統中，改諡忠文。成化中，命建祠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