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自治

民國8年（1919）五月四日，作為北京大學活躍的積極分子，和同學許德珩、張國燾、易克嶷、鄧中夏、羅章龍、段錫朋、高君宇等領導、組織愛國學生參加了舉世聞名的“五四運動”。當日，他和同學們集會遊行，痛打親日巨頭、段祺瑞執政府駐日公使章宗祥，並放火焚燒了另一親日巨頭曹汝霖的趙家樓住所，史稱“火燒趙家樓”。隨後，大批軍警趕到，瘋狂捕人，王自治和另外31名同學被捕。北京愛國學生被捕入獄，激起舉國民眾義憤。

在全國輿論的一致壓力下，五月七日，段祺瑞執政府不得不釋放全體被捕學生。

五月五日上午10時，北京大學學生大會決定成立北京大學學生幹事會，併發起組織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成立北京學生聯合會。段錫朋（後任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教育部次長）被推舉為首任主席。不久，段錫朋因故辭職，眾生推選剛剛出獄的王自治繼任。

王自治任北京學生聯合會主席期間，在五月，組織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開展了挽留因“五四運動”而受親日派攻擊，不得不辭職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罷課運動、愛國講演活動、抵制日貨運動；

在六月，以北京學生聯合會名義通電全國，號召國人繼續鬥爭，拒絕承認日本在山東的權益，從而為具有歷史意義的“五四運動”的勝利，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事後，王自治和甘肅籍同學鄧春膏、王和生等寫信、寄傳單回鄉，向甘肅人民介紹“五四運動”情況，使“五四運動”的影響擴大到甘肅。十月，王自治辭去北京學生聯合會主席之職。

民國9年（1920）三月十四日，甘肅省旅京學生40餘人發起成立“新隴雜誌社”，創辦《新隴》月刊，發表對甘肅社會、教育、婦女等問題的見解和評論，並寄回家鄉。王自治任雜誌社編輯部主任。他在《新隴》發刊詞中大聲疾呼：“望隴人之覺悟奮發及污濁社會之改良。”《新隴》還轉載《新青年》雜誌上的文章，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影響了一大批青年紛紛外出求學，追求真理。

八月，王自治從北大畢業，參加了新興國會議員競選活動。最後，他和隴東幫統張兆鉀被選舉為新興國會議員。但由於直皖戰爭爆發，新興國會未能召開，王即回到蘭州。十至十二月，任省立蘭州一中數學教員。

民國10年（1921）二月至十二月，任蘭州農業學校教務主任。民國11年（1922）一月至民國13年（1924）一月，任省教育廳第一科科長。民國14年（1925）八月，被選舉為國民代表會議代表，赴南京開會。因國民黨元老、陝西省政府主席于右任之薦，民國16年（1927）一月至十二月，任涇陽縣縣長。任間，當地駐軍向縣政府屢加糧餉，王因不願增加百姓負擔，憤而辭職。涇陽人感其恩德，稱其“王青天”，為之共立功德碑。民國17年（1928）至民國18年（1929），任甘肅省建設廳第四科科長。民國19年（1930）一月至次年一月，任陝西省第一中學物理、數學教員。

民國20年（1931）六月，王自治去南京，找于右任，被委任為南京賑務會水災難民收容所主任，任職到年底。翌年二月至六月，任上海難民收容所主任，辦理為甘肅旱災捐款事宜，後又從事慈幼工作。民國22年（1933）七月至次年十二月，任平涼中學教員。民國24年（1935）一月至民國27年（1938）二月，任平涼中學校長。民國25年（1936），由胡維藩介紹，在蘭州加入“復興社”。民國26年（1937），在蘭州中等以上教職員訓練班受訓，任西北訓練團處長。受訓期間，他每天早晨早起，堅持鍛鍊身體，引起甘肅省政府主席朱紹良的注意和好感，朱向旁人打聽王自治的情況。加之平涼中學連續3年考試成績名列全省第一，故而省政府於民國27年（1938）二月，任命王自治為甘肅學院（蘭州大學前身）院長並派去廬山受訓。

民國28年（1939），由姚大海介紹，在蘭州加入國民黨，為國民黨中央特別黨員。民國30年（1941）三月，王自治交卸甘肅學院院長之職，就任甘肅省政府參議。民國31年（1942）一月至民國35年（1946）六月，王自治任甘肅省政府水利專員。民國35年（1946）七月至民國37年（1948）六月，任甘肅省水利局副局長。民國36年（1947），王被選舉為國民代表大會代表，曾赴南京開會。民國37年（1948）七月至解放，任同鄉趙元貞創辦的蘭州私立志果中學教務主任。

1951年1月至1952年2月，王自治在武威地區參加了土地改革運動。1952年10月，甘肅省人民政府任命王自治為省文史研究館館員。1953年8月，在蘭州，經李翰園、鄧春膏介紹，王自治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1954年元月，中共甘肅省委、省政府任命王自治為甘肅省文史研究館首任副館長。曾編寫有《1926年隴東張兆鉀反馮鬥爭》、《“雙十二事變”在甘肅》等文史資料。1955年元月至1958年5月，任甘肅省政協委員。

1954年6月至9月，在中共甘肅省委統戰部領導、甘肅省政協主持的深入學習討論總路線活動中，王自治提出了“八個問題”。當時會議組織者發動羣眾，對其言行進行了批判鬥爭，認為其有落後的封建思想，要求他在加強學習中改造思想。王被迫在會上作了檢討。1957年5月在“大鳴大放”中，王自治又發表了一些言論，被定為“右派”分子，按四類處理，撤銷一切職務，降低生活標準，由80元降為60元。1961年，王自治的右派帽子被摘掉。1965年，王自治病故於蘭州。1979年3月，甘肅省政協為王自治平反。1979年4月，中共甘肅省委統戰部發出《關於王自治右派問題的批覆》，改正王自治的右派，撤銷原定性處分，恢復名譽。

王自治（1938.2---1941.1）蘭州大學 校長

1920年1月，旅京甘肅部分學生在新文化運動，特別是在五四運動影響下，感到國內新潮澎湃，一日千里，而甘肅僻處西陲，交通不便，風氣不開，黑暗守舊，受着各方面舊勢力的壓抑，因而極願發表對甘肅社會、教育、婦女等問題的見解和評論，欲介紹到家鄉，以改變家鄉的落後狀態。於是互相聯繫，開始籌商創辦雜誌。當時甘肅旅京學生約八九十人，當獲贊成者四十餘人，即於同年3月14日，在北京大學召開首次會議，贊成人均出席，決定成立雜誌社，出版一種雜誌。出席會議的都為雜誌社社員。王自治被推選為編輯部主任，韓樹淼、鄧春膏、田炯錦為編輯兼校對。其他如會計、記錄、出版、發行、廣告和募捐等業務，均推有專人負責。此外，又聘請張樸、陳澤世為駐甘肅的通訊記者。雜誌出版日期規定在同年5月，經費先由社員分擔，以後向各方募捐。4月4日，又在北大召開全體社員大會，討論通過了雜誌的宗旨和投稿簡章。定名為《新隴》。同年5月20日出版發行第一期。《新隴》起初定為月刊，16開本，規定5期為一卷，每期約四十多頁。每年除七八兩月學校暑假期間臨時停刊外，一般每月出刊一期。刊行時間一直延續到1930年9月。1922年後，王自治辭去編輯部主任之職。王自治在《新隴》發刊詞中大聲疾呼：“甘肅的情況是暮氣沉沉，大夢未醒”，“人家是一日千里，我們是固步自封，仍然兢兢業業，遵守着古老的舊禮教、舊學説。談政治一定要稱堯舜，講學術離不開孔孟。這種情況如果不予改變，甘肅終將淪為野蠻”，“望隴人之覺悟奮發及污濁社會之改良。”《新隴》第一期《我們怎樣創造新文化》一文中，又提出甘肅要改變因循落後面貌，必須“譭棄偶像，解放思想”的主張，同時強調“本科學的精神，用科學的方法，去治一切學術”，並且要“吸收歐化”。在第四期內《婦女解放中的阻礙及補救方法》一文中，強調指出了“婦女解放的阻礙，在於沒有同男子一樣受到平等的教育”的原因。同時在初刊各期中，還連續發表了介紹國內各大學情況，積極鼓勵甘肅青年去省外求學的文章，以期通過他們，輸入新思潮於本省。各期文章中，有甘肅革命先輩中共黨員張一悟寫的介紹武昌高等師範情況的文章。有《歐美聯邦有實現的可能嗎?》(3卷2期)、《最近對於火星之觀察》(2卷2期)和《綠色的植物與人生的關係》(2卷2期)等篇文章。

在反對軍閥為害甘肅人民的罪惡措施方面，《新隴》起了揭露作用。1922年冬，甘肅軍閥、隴東鎮守使張兆鉀，設隴東官銀號，向隴東各縣人民派款籌基金，準備藉此發行紙幣，大肆搜刮現金，中飽私囊。旅京隴東學生馮翰英、賀風梧、賈大均等二十餘人發起反對。《新隴》予以大力支持，曾刊登他們的《告隴東各縣人民書》，引起張兆鉀的重視與顧慮。官銀號之設雖未停止，但張在致旅京隴東學生函件中表示，官銀號將來賺了錢歸地方，賠了錢由他負責。

在三卷一、二兩期上，以顯著地位曾連續發表了《現代生產評論》一篇長文。這篇論文的主旨，是肯定了無產階級將來一定勝利。它的作者曾這樣敍述説“由兩階級的對峙，經過無數的階級戰爭而到全無產階級撲滅了有產階級的時候，社會便成無產階級的社會。那時的經濟組織，根據著者的測想言之，一定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如現今的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那時的人們絕對不會來採用。……在那種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經濟組織之下，他們為防止資本主義之復活，生產才一定是

歸於社會共有，同時為尊重人們的個性，消費才一定是歸於私有的……”。

關於“傳播本省之狀況於外界”方面，《新隴》也發表了不少的文章，如三卷一、二期的《1920年災情調查》、《甘肅災情調查》，二卷二期的《近年來的甘肅》和《甘肅民食缺乏的原因》等。

《新隴》還轉載《新青年》雜誌上的一些文章，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影響了一大批青年紛紛外出求學，追求真理。

《新隴》雜誌當時在甘肅起了新文化的促進作用。作為擔任了3年編輯部主任的王自治，其作用自然是不可小視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