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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繩祖
鎖定
王繩祖人物簡介
王繩祖，1905年12月8日生於江蘇高郵。家系世代書香門第。伯父王蔭之、叔父王陶民分別是民初著名書法家、畫家。自幼入私塾，習四書五經，受過良好的國學薰陶。1919年離開家鄉到南京就讀教會所辦金陵大學附中，又打下扎 實的英文基礎。1923年考入金陵大學，主修歷史，輔以政治。在校期間因“ 新史學派”美籍教授貝德士影響，對世界 歷史產生了濃厚興趣。大學時代的王繩祖擔任過大學學刊《金陵光》的編輯，還參加了“五卅慘案” 引起的反日愛國學 生運動。1928年大學畢業，一度執教於廈門集美中學、鎮江崇實女中。1929年秋應金陵大學之聘，回母校主講歐洲近代史，初任助教，繼而講師。1936年考取中英“庚款”官費生，同年8月赴英國牛津大學留學深造,專攻世界外交史。1939年學成歸國,覆在金陵大學任教。歷任金陵大學歷史系教授、系主任、文學院院長等職。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王繩祖教授轉入南京大學歷史系,先後擔任世界近現代史教研室主任，近現代英美對外關係研究室主任，曾開設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近代國際關係史、史料與史料學等課程。王繩祖於1956年參加中國九三學社,歷任江蘇省第二、三、四屆政協委員。198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90年12月19日因腦溢血在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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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繩祖親屬關係
祖父王銘卿，曾在福建為官,歷任福清、邵武、同安等縣知事。伯父王蔭之、叔父王陶民，均為清末民初書畫大師。父親王詠之，薄有地產,專事耕讀、撫兒育女。
王繩祖學術成就
王繩祖國際關係史
王繩祖學貫中西，治史範圍非常廣泛。除歐洲近代史外，對世界古代史、中古史皆有心得體會，論文《希臘羅馬奴隸社會概況》《論歐洲封建社會》《十字軍東征與歐洲文化傳入中國》是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但自30年代後期起，他的主要努力便轉到國際關係史領域，潛心探索了半個世紀。其中近代歐洲國際史和中外關係史是他最為擅長、成績也最卓著的方面。從40 年代的專著《近代歐洲外交史》到晚年主持編寫《10 卷本國際關係史》，王繩祖對研究國際關係史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學術思想。他的主要學術思想,略述如下:
其一,反對以歐洲為中心編纂國際關係史的傳統模式。“歐洲中心論”曾長期濫觴並統治西方國際關係史學,王繩祖先生的摒棄和否定，很大程度上是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在專業研究中尊重史實，追求真理的結果。他的批判性意見包括:(1)承認近代時期歐洲國際體系對世界政治的影響及其居有支配地位，但同時揭露歐洲列強推行強權政治在道德上的非正義性。(2)強調“世界各族人民是平等”的思想。王繩祖認為,任何民族在歷史不同時期都做出過重大貢獻，西方國際關係傳統史學把白種人侵略亞非拉美人民的罪惡説成是盡“教化”的責任，實質上是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把世界各族人民的發展歷史納入歐洲史的軌跡，是不符合實際的,因為各個民族的社會經濟發展是不平衡的，不能一刀切。
其二，重視國際均勢問題，並將它作為闡述國際關係史的一條重要線索。在《近代歐洲外交史》中，王繩祖把自維也納會議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期間的歐洲國際關係分成五個階段，即梅特涅勢力下的歐洲(1815一1830)，英俄爭霸(1830-1848)，法國稱霸與德意獨立戰爭(1848一1871)，德國稱霸(1871-1890)，均勢時代(1890-1914)。這個分期法比較正確地反映了該時期歐洲國際關係格局的演變過程,至今對理解這段歷史仍有參考價值，而它所賴以建立的依據則是歐洲均勢結構的變化。
其三，堅持唯物史觀對國際關係史研究的指導意義,把馬克思主義“合力理論”運用於具體歷史問題的分析。王繩祖認為,國際關係史研究如同歷史研究的其他領域一樣,重要的是在解釋歷史現象,探索歷史事變的內在聯繫,這要靠唯物史觀。唯物史觀不是經濟史觀。經濟情況是基礎,但對歷史鬥爭進程發生影響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政治形式、哲學理論宗教觀點等等。這些因素是相互影響並對基礎發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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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繩祖中外關係史
王繩祖中外關係史的研究， 概而言之有兩大特點。（一）熟悉中外史料，通曉中國和外國雙方的歷史。他在近代歐洲外交史方面的造詣，使他對中外關係的專題研究得益匪淺，問題常被放到一個更加廣闊的視野和更加準確的背景下進行考察。無論中外，其史料的運用、政策意圖或人物外交活動的刻畫，均顯得信手拈來，得其所在，絲毫無 中方資料與敍述見長而外國方面的見弱這類的“跋足感”。這也是他的研究能夠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原因之一。（二）帶有強烈的愛國主義傾向。王繩祖先生研究的主要是近代，由於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壓迫以及清朝政府的腐朽積弱，近代的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化程度不斷加深的國家。對於這一時期中外關係的歷史,王繩祖有着明確的是非觀。與那些冷漠的標榜所謂“純學術研究”的學者不同,他的立場完全站在反抗列強侵略的中國人民的一邊。例如40年代發表的論文《南京條約的歷史背景及對百年來中國外交之影響》《九龍租借地問題》,前者根據史實陳述該不平等條約對中國外交的種種弊端,後者追溯九龍租借地的緣起及歷次國際交涉的經過，從法理上論證“英國政府應該將九龍租借地立即交還中國”。現在讀這些文章，仍可感到一位愛國學者的浩然正氣。而這種愛國主義精神始終貫穿在王繩祖有關中外關係的著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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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繩祖治史方法
王繩祖先生在治學方法上有其獨到之處。他經常講史學是史觀和史學方法的結合，史觀決定了歷史學家以什麼樣的指導思想解釋史實，而史學方法則關係到歷史學家能否正確地挖掘和敍述史實，兩者須臾不可分離。就具體歷史問題的研究而言,他主張“以事實為基礎，進行科學地概括，得出一個結論,即所謂論從史出”。他常言搞一個課題研究，一般都要經過三個環節:一是史料的蒐集和考證，二是在熟悉史料及有關專著的基礎上進行分析歸納,三是按照與主題相適應的邏輯順序將自己形成的思想見諸文字。這或可看作是王繩祖自己的經驗之談。
王繩祖對史料的考證和整理非常重視。他認為,在這方面,中西史學中的優良傳統值得借鑑。他研究過乾嘉學派和朗格諾瓦·瑟諾博司的《史學原論》,並發表過專論蘭克,柯林武德和 E·H·卡爾史學的文章。他指出，“史料的可靠程度和記述精確的程度有關研究成果的水平高低”,因此研究歷史問題時,除廣泛搜求史料外,還必須用史料考證方法對其性質和價值加以鑑定。史料考證分為兩類，一曰外形的鑑定即考查史料的來源問題,也稱校勘和辨偽，二曰內容的鑑定，即考查史料所述事實的可信度以確定其對研究某時代某一歷史事實的重要性。對於國際關係史研究者來説,各國政府的外交檔案、文件、有關人物的記述包括日記、通訊、回憶錄和傳記等是極其寶貴的史料,但史料帶有階級性，只有經過嚴格的批判才好使用。 他在論文《近代外交史和外交檔案》中,綜述近代外交史學的發展和各國檔案資料刊佈的概況。1957年,他與王鐵崖先生合作,從英、法、德、俄、奧匈各國外交文獻中編譯出版了一本資料集《1898-1914年的歐洲國際關係》。1988年,他又主編了一部70餘萬字的《國際關係史資料選編》。在他85歲高齡之際，還親自翻譯和整理了好幾萬字有關中法戰爭期間的英國外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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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繩祖親友回憶
（社科院西亞非洲所研究員）吳秉真：王先生的生活極其儉樸。我去過他家幾次，發現他家除了書刊之外,房間裏比較空蕩,幾把木椅，一張桌子。他的書房兼客房是他家的涼台封閉後改建的，一小間走廊，大概只有七八平方米,中間放着一張小書桌，兩把椅子，涼台的兩頭堆滿了書先生的家中除了他和夫人外,還有個在小學唸書的小孫子。他的三個子女都在外地,先生和夫人早已是古稀老人了,但家裏沒有請保姆。我曾向先生建議説:“您家是否該找個保姆照料你們生活”,先生笑着説“這得感謝你的師母(指先生夫人),我家的家務,全部由我夫人包了。我什麼也不管。每天我就是看書、教書、寫書”我也探問過先生經濟情況，先生總笑着説:“我很好我的工資足夠我花了。”臉上沒有一絲不愉快的神情。在他去世前一個多月,11月11日,先生寫信告訴我説“上級領導通知我,我的工資被大大地提高了,現在的工資已遠遠超過一級教授，光基本工資就有四百多元。”先生説“現在國家經濟還比較困難,中央領導還這樣關心我們這些老年知識分子啊。”顯然，先生是滿懷感激之情説這些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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