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舟

民主革命時期，早年積極投身保路運動和辛亥革命，參加反袁護國戰爭和“護法”運動。

大革命時期，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始後，在家鄉創建四川省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927年中共“八·七會議”後至1932年在川東組織羣眾，堅持游擊戰爭，參與發動了著名的“萬源固軍壩起義”，創建革命根據地，發展黨的組織和農民協會。1933年11月2日任中國工農紅軍第33軍軍長。1934年1月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129師385旅副旅長。1937年9月被國民政府授予國民革命軍陸軍少將銜。1938年任385旅旅長兼政治委員。1939年任隴東軍政委員會書記兼385旅政治委員。率部衝破敵人對隴東和陝甘寧邊區的封鎖，實現部隊“豐衣足食”。毛澤東於1943年親筆書贈其“忠心耿耿，為黨為國”題辭。1936年10月與中央紅軍會師後，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第4局局長。

解放戰爭時期，調任中共四川省委副書記。1946年2月從南方局調回延安後，被任命為中共四川省委副書記、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1948年9月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副司令員。1949年4月任西北軍區副司令員。在解放大西南的戰鬥中，任西路軍副司令員的王維舟同司令員賀龍一道指揮第18兵團入川，與第二野戰軍部隊合力殲敵，解放四川省全境。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務委員、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兼西南民族學院院長，積極投身西南地區民族工作、民主改革工作。1954年後調中央監察委員會工作，任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委。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殘酷迫害。是中國共產黨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第八屆中央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委。先後當選為全國人大第一、第二、第三屆常委。

王維舟(5張)

王維舟 （1887.6.10——1970.1.10），本名王天楨，1887年6月10日生於四川省達州市宣漢縣（原東鄉縣）清溪場一個農民家庭。他的祖父曾考取前清“貢生”，在當地頗有些名氣，但家境平平。隨着祖父母相繼去世，家道中落，還在讀私塾的少年王維舟不得不輟學務農。8歲入私塾，13歲隨父種田，16歲到縣城一煙土棧當學徒，復進縣勸學所作會計管理員。他曾種過地，做過學徒、店員，親歷了舊社會百姓被壓迫被剝削的苦難生活，深重的壓迫讓他背井離鄉到成都打工。中國時值19世紀末20世紀初最黑暗的年代，清政府的腐朽沒落，列強的入侵，使中國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中。現實很快使王維舟明白，這不只是他個人的命運多舛，而是國家和民族的災難，這激發了他一生對黑暗社會的反抗。後來，他考入成都工兵學校半工半讀，其間，他積極投身到四川的“保路運動”中，參加反對清廷出賣川漢鐵路主權的保路鬥爭。

清政府血腥鎮壓了這次運動，他在脱險後，1911年10月，維舟商同冉崇根、石體元等，回到家鄉東鄉縣（宣漢）組織青年“義軍”，城鄉民團數百人入城舉行了武裝起義，通令知縣投降，12月2日東鄉軍政府成立，維舟任警備隊長。

清政府倒台之後，王維舟曾任“靖國軍”營長、團長等職，率部進行了反袁護法鬥爭。每駐軍一處，他嚴格戒訓部屬官兵，要求不抽丁、不拉夫、不擾民，深得民心，這在當時是不多見的。至今在宣漢縣還依然保留着當年老百姓為王維舟樹立起的“除暴安民”、“兆民賴之”等德政碑，表達了對他的崇敬之意。但是舊時軍隊內部勾心鬥角，爭地奪利，戰事不斷，導致百姓生靈塗炭、連年遭殃，這使他一心為民的理想徹底破滅了。他毅然棄官出走，奔赴上海，堅信一定能找到一條真正的救國救民之路。 ^[3] 

1920年，維舟毅然離開舊軍軍隊，奔赴上海，在上海，王維舟結識了國際共產主義組織的金笠同志，開始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理論，他如飢似渴地學習和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並由此堅定了一生的信仰和追求。1920年5月經金笠介紹，王維舟加入旅華朝鮮共產主義組織，同年赴蘇聯學習。當時，年輕的蘇聯社會主義國家正遭受14個帝國主義國家軍隊的聯合進攻，其國內物質條件極度匱乏，食品短缺，每人每天只能保障半磅黑麪包。王維舟和其他同學一起，積極響應列寧“實行星期六義務勞動”的號召，經常忍受着飢餓參加義務勞動，以支援前線和紅軍。在蘇聯國慶節那天，王維舟和他的學友們一同參加了紅場的慶典活動，見到了革命導師列寧，並聆聽了列寧生動的演講，王維舟對此感受至深，終生難忘。

1921年，他懷着極大的革命熱情啓程回國。翌年與吳玉章同志在北京共同組織了赤心社，宣傳馬列主義，組織募款救災，支援蘇維埃。1922年初回北京，同吳玉章一起組織“赤心社”，宣傳十月革命，發起“俄災賑濟會”，募得捐款10萬元，購成物資運送蘇聯。1923年，王維舟因母病篤回鄉，母逝後即在清溪創辦新羣女校。嗣接辦宏文高小，聘用進步教師悉心改革教育，使宏文高小成為模範高小，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培養革命青年，組織共產主義小組，開辦羣化書報社；在宣漢縣、開江縣、梁山縣一帶組建農民協會，發展農民武裝，開展打土豪、驅軍閥等活動。

1925年，奉命去武漢工作。1927年，他參加毛澤東主持的湖北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學習，聽了毛澤東、彭湃關於農民運動的講座，理解了中國革命的特點和任務。這是王維舟同志人生中最重要的時刻，奠定了他為中國革命、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的堅實基礎。同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 ^[3] 

大革命失敗後，王維舟秘密潛回川東，在宣漢、達縣、城口、萬源、梁山、開江一帶，發動農民羣眾反剝削反壓迫，並與萬源的李家俊、達縣的唐伯壯、宣漢的雷玉書等革命先烈，成立川東紅軍游擊隊（游擊隊由兩路組成），開展農村的武裝鬥爭，他先後任副總指揮、總指揮。當第一路、第二路紅軍游擊隊被敵人瘋狂鎮壓後，他又發動虎南、達縣、南嶽的農民起義，組織紅軍第三路游擊隊，在敵強我弱的白色恐怖環境裏，紮根於羣眾之中，長期堅持武裝鬥爭，開闢了威震一方的川東遊擊根據地。 ^[3] 

1930年，“左”傾路線在黨內占主導地位，王維舟不得不奉命率川東遊擊隊攻打漢口，遭到重大挫折。失敗後，王維舟率餘部突圍回到川東，總結教訓，重組川東遊擊軍；不斷吸納有覺悟的青年農民，壯大隊伍，遊擊軍由此發展到上萬人，使革命的星星之火在川東重新燃起，為建立川陝革命根據地創造了有利條件。朱德同志曾在1943年6月延安出版的《解放日報》就此撰文説：這一切努力，“為紅四方面軍主力入川，並迅速擴大，做出重大貢獻。” ^[3] 

1933年秋，宣達戰役中，川東遊擊軍配合紅四方面軍一舉解放了宣漢、達縣、萬源。 ^[3]  1933年底，川東遊擊軍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使川陝革命根據地與川東遊擊區連成了一片。此後，川東遊擊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33軍，王維舟任軍長，下轄三個師（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師），蔣羣麟任九十九師師長，冉南軒為九十八師師長，王波為九十七師師長。紅33軍隨後參加了歷時10個月的反六路圍攻戰役，東征萬源、城口，擊潰反動地方武裝，使當時的川陝根據地向東擴展百餘里。 ^[3] 

正當川陝根據地保衞戰空前激烈的關頭，張國燾推行“左傾路線”，致使肅反擴大化，給紅33軍造成了重大的人員損失，許多革命同志遭到拘禁審查。15歲參加紅33軍、時任295團書記（秘書）的王定烈也在其中。在危急時刻，王維舟冒着風險親自到295團處理問題，看到發生的情況非常痛心。他本着顧全大局、維護團結、保護幹部以及穩定部隊的原則，經過認真細心的甄別瞭解和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在全團大會上當場宣佈釋放被拘禁的幹部戰士，同時撤掉了該團政委的職務，及時保護了一批寶貴的革命中堅力量。但是，“肅反”還是波及到王維舟等紅33軍領導人的頭上，軍長王維舟和政委楊克明被先後撤離了領導崗位。 ^[3] 

王維舟被調至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工作，他不計較個人得失，忠於職守，在紅四方面軍內同張國燾分裂中央、分裂紅軍的錯誤路線鬥爭，堅定地站在朱德等同志一邊，擁護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確方針，並隨左路軍行動，三過雪山草地，歷經艱難險阻，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堅持真理的堅定信念。1943年西北高幹會議上，毛主席親筆書贈他“忠心耿耿，為黨為國”。 ^[3] 

1937年8月起，王維舟任八路軍129師原385旅副旅長、旅長兼政委，率旅直並一個團編入八路軍後方留守處，駐守隴東，執行保衞黨中央陝甘寧邊區的任務。1945年，毛主席到重慶進行和談後，黨中央決定吳玉章和王維舟擔任四川省委書記和副書記，王維舟攜家人赴重慶工作。在中共中央決定四川省委公開活動後，蔣介石獲知了王維舟回川的消息。蔣介石對這個早年參加辛亥革命，熟悉川軍將領，有着豐富游擊戰爭經驗，擁有深厚羣眾基礎的老軍人重返故里，有一種説不出的惶恐不安。一天，重慶市長、代行營主任張篤倫以請客吃飯為名，把吳玉章和王維舟請到他家傳達了蔣介石的旨意：限王維舟三日出川，否則逮捕拘禁，限制其自由。張還説：王維舟是專門搞兵變暴動的專家。顯然國民黨對王維舟是又恨又怕，深怕他以共產黨的身份進入被國民黨視為大後方的四川，對國民黨在當地的勢力構成威脅。於是，國民黨便找藉口，匆匆派飛機將王維舟一家送往南京，後由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協調，王維舟一家才得以轉機，安全回到延安。

王維舟同志先後擔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副司令員，西北軍區副司令員，協助賀龍同志參加了保衞延安、消滅胡宗南、收復延安等重大戰役。

王維舟同志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併兼任西南民族學院院長。1956年奉調進京，長期擔任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委。他是一、二、三屆全國人大常委、七大中央候補委員、八大中央委員。“文革”時期他已是高齡老人，為保護老同志遭到誣陷打擊，1970年1月10日病逝。

王維舟同志無論擔當什麼職務，都永遠記得自己是人民的兒子，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1942年6月2日延安《解放日報》刊登了朱總司令祝王維舟56壽辰一文，該文中指出：“王維舟完全把自己當作羣眾的兒子和學生，而羣眾卻把他當作保姆和先生。”朱總司令號召：“他應該值得我們全黨來學習和尊敬，值得全邊區，全中國人民來尊敬。”這些評價，代表着中央領導對王維舟同志一生革命實踐的肯定和褒獎。

抗日戰爭時期在陝甘寧邊區隴東的人民羣眾中，流傳着八路軍的幹部中有個“馬青天”和“王善人”。“馬青天”是指隴東分區專員馬錫五（電影、戲劇《劉巧兒》裏面那個專員是個好領導，説的就是馬錫五）。“王善人”就是指駐守隴東的八路軍385旅旅長兼政委王維舟同志。

1939年6月的一天，王維舟與警衞員李有義，幫助旅部炊事班下河挑水，走到城牆邊看到一位婦女帶着小孩在挖牆皮，小孩嘴上已經糊滿了土。上前一問，才知道他們挖的是一種含有少量鹽分的“白板土”，陝北農民在饑荒之年常用它來充飢。經瞭解這位婦女的丈夫叫史華，是村裏的民兵營長，去延安學習一段時間，剩下她帶着孩子租種土地。趕上年景不好，交完租後，家裏糧食所剩無幾，只好採摘榆樹葉子和挖“白板土”補充。王維舟看到這種情景心痛不已，把母子倆帶回自己家中，讓夫人馬奎宣去食堂打飯給他們吃，又找出自己孩子的衣服，交給娘倆。王維舟知道，解決一頓飯並不能解決這個家庭的饑荒問題，於是親自給馬錫五寫了一張紙條，提出建議：請專署（政府）給這位婦女解決五斗糧和一些救濟款，以度糧荒。並責成警衞員小李帶着母子倆去專署的相關部門落實。出了大門那位婦女問小李：“外地口音的大個子姓啥？是八路軍啥官？”小李告訴她：大個子是我們王旅長。那位婦女“哎呀”一聲：“老天爺睜眼了，八路軍當官的是大善人。”從此“大善人”的名聲就在羣眾中傳開了，在慶陽城方圓百十里，人們都知道，八路軍幹部裏有個“王善人”，只要是百姓的事，他都會放在心上。

1942年，有位老大娘到了385旅司令部，要找“王善人”看病。哨兵擋住她，告訴大娘：“王善人”是旅長，不是醫生。王維舟知道後親自出來見她，得知她得了一種陝北叫“癭瓜瓜”的病，即缺碘引起的大脖子病，他把這位素不相識的老大娘送到慶陽城外385旅的醫院。在當時的診療技術條件下，醫生認為老大娘需要手術，但陝甘寧邊區受到封鎖，醫療條件非常困難，旅醫院沒有相應的專業技術人員，於是，王維舟專門向延安黨中央發了電報，請求幫助治療老大娘的病。不久延安派來了兩位專職的外科大夫，為大娘做了手術，使其很快痊癒。隴東的百姓奔走相告，傳誦着八路軍救民解困、為百姓謀福利的故事，以至於百姓燒香拜神時，都要祈禱八路軍打勝仗，祈禱共產黨一定要得天下。

有一次，王維舟在路過新堡村時，碰到一位中年男子在路旁痛哭。經過詢問得知，這位農民辛辛苦苦種了10畝西瓜，一夜之間，已經掛着小西瓜的瓜秧，不知被何人扯得亂七八糟，眼看着他一家大小指望着生存的西瓜地，被糟蹋成這樣，他悲痛欲絕。王維舟瞭解了情況後，親自到區政府替民告狀，並指示一定要查清、處理。一個月後，王維舟專門到新堡區政府追問此事的處理結果，獲知圓滿解決才放心。作為隴東黨政軍領導的王維舟、馬錫五，堅持秉公辦事，對地方上出現的違法違紀事件，不論大小，一抓到底。他們認為，當官就要管違法的人、管違法的事，就要替民做主、懲惡揚善，讓百姓真正感受到，陝甘寧邊區政府的為政作風就是説到做到。

新中國成立後，王維舟不論是在西南局擔任重要職務，還是在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任常委，他一貫體恤民眾、堅持黨員必須廉潔為公的思想和作風，在工作中依然處處得到體現。1958年，黨內出現了浮誇風，各地瞞報、虛報的情況抬頭。王維舟雖已年過七旬，仍然堅持深入實地瞭解國情、民情，每到一地，對虛報、瞞報的浮誇現象公開進行嚴肅批評。他毫不隱瞞地説：搞浮誇的幹部“不是馬克思主義，是牛克思。靠吹牛是吹不出社會主義的！”回京後，他向中央監察委員會正式提交工作報告，建議對那些靠説假話上來、並勸説不改的幹部，給予紀律處分，嚴重的予以撤職。 ^[3] 

1963年，王維舟已經是76歲高齡的老人，作為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常委，王老要求參加四川省召開的檢察工作會議，希望到會去落實中央7000人大會精神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一系列指示。他到川東視察，沿途調查訪問，在聽到羣眾反映，因自然災害的影響，生活困難，有人餓死的情況時，他難過得流下眼淚。在宣漢縣18天的明察暗訪中，召開了各種座談會、調查會，接待上訪羣眾100餘人，收到來信150件，查出了時任縣委確實存在問題，並主動與四川省委溝通情況，撤銷了時任宣漢縣縣委書記的職務。同時，主持平反了一批冤假錯案，還給學生、機關幹部上黨課、作報告七次，宣傳黨中央的政策、指示。在解決幹部問題的同時，他及時向中央打報告，申請給受災較重的宣漢縣百姓每人每天增加二兩糧，以幫助渡過眼下的困難。直到今天，宣漢縣六七十歲的老人們，一説起三年困難時期王維舟回鄉調研心繫百姓的事，便感慨萬千。 ^[3] 

王維舟同志戎馬一生，始終對人民羣眾懷有深厚的感情，耐心傾聽羣眾的意見，實事求是地向中央反映情況，解決羣眾急需解決的問題。他鄙視看風向、揣摩上級、做表面文章的幹部，他説讓這種私心嚴重的人撈取了官位，就是對人民的犯罪。 ^[3] 

王維舟同志一貫尊重少數民族，熟悉少數民族的生活習俗和特點，早在1935年長征途中，他就被派任為先遣部隊指揮員與少數民族打交道。紅四方面軍過草地前，四方面軍供給部長吳先恩同志負責籌集紅軍糧草。一天他與王維舟同志率警衞人員前往一藏族寺廟，準備拜訪主持寺廟的活佛，在離寺廟很遠的路上，就看到一些藏族同胞一步一磕頭，去寺廟朝聖。王維舟與吳先恩立刻下馬，率警衞人員，按照民族習俗，向着寺廟磕行。就這樣幾百米出去，他們個個都汗流浹背，氣喘吁吁，沿途的藏民對此情景很是震驚和感動。快到寺廟時，大活佛立刻迎了出來，看到領頭的紅軍大個子王維舟同志年紀很大了，猜想一定是個大官，但是仍以民族宗教的方式拜訪寺廟，親眼見證了紅軍將領對藏民是如此平等相待，如此尊重藏族的宗教習俗，感動得不得了，立刻吩咐藏民們為紅軍籌集糧草。 ^[3] 

西南是一個多民族地區，少數民族約佔全國一半以上。解放初期，民族之間的隔閡現象很嚴重，這其中有歷代民族壓迫造成的民族摩擦，也有解放前階級壓迫殘留下來的民族裂痕，民族工作複雜而艱難。劉伯承、鄧小平等主要領導曾經親自部署調查研究西南地區民族情況，把民族工作擺在很重要的位置上。1950年王維舟同志出任西南局常委，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兼西南民族學院院長等職務，親臨民族工作的一線。 ^[3] 

王維舟同志熱愛百姓，熱愛少數民族，他對少數民族有深厚的感情。他主持西南地區民族工作的幾年中，在少數民族幹部裏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事事為少數民族利益着想，特別關心那些貧困落後的少數民族地區。凡少數民族代表團，或民族上層出來參觀、學習，不分他們是上層人士還是普通百姓，不論他們使用什麼語言，不管他們保持什麼樣的生活習慣，王維舟都平等對待，一一接見，傾聽他們的意見，耐心與他們交談，細心而詳盡地講解黨的民族政策。王維舟同志從民族團結共同繁榮需要建設隊伍的角度考慮，積極鼎力對民族幹部的培養和教育，親自籌措並創辦了貴州、雲南、西南三個民族學院，從規劃設計、選址、經費、徵地、基建、幹部、師資、設備、課程設置等每一個環節，他都參與和檢查，直至學院建成。西南民族學院經常為藏族、彝族中的活佛，土司頭領，上層人士等辦學習班，宣傳黨的民族政策，王維舟抓住時機，與他們廣泛結交朋友，建立友情，將黨的民族團結、民族進步的方針，逐一地講解到他們的心裏。1951年，65歲的王維舟，為籌辦西南民族學院往返於重慶、成都之間，也常常住在學院裏幫助解決一個個具體問題。當時新中國百廢待興，困難很多，但王維舟力求涉及到培養民族幹部的每一項工作都要做好，因此，從師生的住宿到食堂伙食他都親自過問。50年代，西南民族學院的少數民族學生有一種習慣性的感覺，凡是聽到空中飛機聲，就會説：“王老來了，我們的問題好解決了。”此種現象在王維舟調到北京數年後，仍然存在。 ^[3] 

1956年大區撤銷，王維舟同志調到北京後，曾幾次向周恩來總理提出辭去西南民族學院院長的職務，但周總理都沒有同意，勉勵他繼續兼任此職。他遵照周總理指示，一直關注着西南少數民族工作，關心西南民族學院的建設和發展，直到1970年病逝。西南三省和西藏自治區的少數民族幹部們稱他為“少數民族的貼心人”、“大善人”，許多當年曾得到王維舟教誨的藏族、彝族上層人士和現已擔任各級領導職務的從西南走出來的少數民族幹部，回憶往事，無不流露出對王維舟同志深深的感激之情。 ^[3] 

王維舟同志一生對黨赤膽忠心，剛正廉潔，從不把個人利害得失放在心上；他謙虛謹慎，平易近人，嚴以律己，關愛部下，從不以職高權重為家人或親屬謀利。 ^[3] 

1935年紅四方面軍強渡嘉陵江，開始了長征，川陝蘇區的很多紅軍家屬跟着紅軍隊伍行進。王維舟同志的親屬及家族大約有20多人也參加了長征，年齡最小的是他的侄女王新蘭同志，出發時才10歲，最大的是其夫人馬奎宣同志的媽媽，已經年過50了（並且是小腳）。與所有的紅軍戰士一樣，王維舟和他參加長征的所有親屬，跟着紅四方面軍長征，一路三過雪山草地，歷經千難萬險，沒有一個人退縮，堅持到達了延安。後由於其岳母年齡大，沒有文化，不願拖累組織，又返回四川老家。解放後，她老人家一直在家鄉靠勞動自謀生活，即便是王維舟任西南大區主要領導幹部時，也沒有要求縣裏對這位親人有什麼特殊的照顧。 ^[3] 

李中權同志在解放戰爭時期擔任東北野戰軍九縱政委（九縱後改為46軍），司令員是詹才芳同志，王維舟的侄子王波擔任該縱隊師參謀長，軍參謀處長。王波是1925年入團，1928年入黨，當年在紅33軍擔任99師師長兼政委時，李中權同志在33軍當團政委。李中權同志對王波在九縱裏的職務過低心裏不安，一次碰到王維舟同志商量要調整王波的職務。王維舟對李中權説：“王波在部隊幹什麼都一樣，還有很多優秀的同志都犧牲了。” ^[3] 

“文革”開始後，王維舟已年近80，但“四人幫”仍以莫須有的罪名迫害他，造反派抄了他的家，不許他自由活動，這對王老的精神健康損害很大，但他不顧個人安危，仍盡力保護一些老同志。總政治部主任肖華同志被造反派揪鬥追逐，有家不能歸，曾幾次住在王維舟的家中，王老讓老伴和兒子給肖華擦拭血跡，用藥熱敷傷口。總政副主任傅鍾為擺脱造反派的糾纏，帶着警衞員在王維舟家秘密躲藏了近一個月。李中權同志在“文革”中受到了衝擊和政治迫害，1967年11月到北長街王維舟家，向老領導訴説自己的不幸。王維舟一方面鼓勵李中權要有更壞的思想準備，不光是接受考驗，還要注意保護自己；一方面叫夫人馬奎宣同志詳細記下李中權的履歷，以便在適當的時候，出面澄清事實。1975年鄧小平同志出來主持工作，大批幹部開始逐漸獲得“解放”，李中權在北京軍區空軍被掛起來，沒有解放，沒有工作。此時王老已經去世5年了，馬奎宣同志依舊銘記着王老的囑託，惦記着李中權的情況。她四處找當年四川達縣、宣漢縣籍四方面軍的老同志，為李中權證明。在馬奎宣同志的積極努力和原四方面軍很多老同志的協助下，空軍政治部先後派人調查訪問了張愛萍、王直哲、李開芬等同志，為李中權同志當年參加革命的表現做出了證明，澄清了事實，使李中權很快恢復了黨籍，獲得瞭解放。 ^[3] 

王維舟的夫人馬奎宣同志是參加長征老紅軍幹部，其職務和級別比同期參加革命的同志要低很多，有同志曾建議王維舟向有關部門提出來，但他説：“不能向組織伸手，比起那些犧牲的革命先烈，我們已經很知足了。”王維舟去世後，全家從原來住的四合院，搬到一套只有三間住房的公寓，一直住到前幾年她病逝。由於馬奎宣同志的工資很低，子女多，生活一直拮据，但她帶着孩子們始終堅守着不向組織伸手，不求特殊照顧，艱苦奮鬥，甘於清貧。她去世後，子女們依然遵循着父親生前的教誨，勤懇工作，認真辦事，清白做人。 ^[3] 

王維舟在我們黨內、軍內屬於資歷老、年齡大的老一代革命家，他與黨內外、軍內外許多同志和愛國人士建立有很深的友情，與黨內著名的“五老”（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徐特立、謝覺哉等同志）之間，更是有着半個多世紀的情誼。董老曾這樣賦詩於他，書懷他們的革命之交、生死之交：“廿紀生經大半稘，吾華革命典型垂。與君先後共奔走，顧盼紅旗合春頤。”“文革”期間，謝老已半身不遂，聽説王維舟的家被抄，他專門要身邊人員架着他，到王維舟家去看望。在艱難的時刻，他們互相守望，相互勉勵，堅信共產黨人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百折不撓，堅信中國共產黨必將能戰勝各種險風惡浪，取得最後的勝利。 ^[3] 

王維舟同志歷經坎坷、風風雨雨的一生，鍛造出他對黨赤膽忠心，堅忍不拔。在對敵鬥爭中，勇敢善戰，將生死置之度外，令軍閥和反動勢力聞風喪膽；對人民羣眾則傾心關注，心繫百姓冷暖，思想感情植根於人民羣眾之中，贏得了人民羣眾的愛戴和尊敬。他堅持講真話，做實事，廉潔自律，淡漠功名。 ^[3] 

王維舟紀念館位於宣漢縣東鄉鎮項山路，被江口湖東北環抱，環境優美。紀念館始建於1986年，隸屬於宣漢縣文化體育和旅遊局，系財政全額撥款的獨立核算事業單位。全館佔地面積3670平方米，建築面積1700平方米，展廳面積750平方米，現有兩大基本陳列展覽，即王維舟紀念館和紅三十三軍紀念館。1995年12月被命名為省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國家第三批免費開放博物館；2012年被命名為省級民族團結進步教育基地；2016年被評為未成年人社會教育基地；分別被市、縣命名為革命傳統教育基地、黨史教育基地和黨風廉政教育基地等。按照國家相關規定，從2008年3月起，王維舟紀念館已經向全社會實行免費開放。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