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秉祥

曾用名王東平,王志英,九蜆肖家台人。生於1916年。 ^[2] 

王秉祥，原名王東平（1916年－1993年），寧縣九峴鄉紙坊村人。

1933年，在劉志丹、謝子長等人影響下，王秉祥積極投身革命，組建地方武裝。1935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任中共新寧縣一區四鄉黨支部書記兼赤衞軍大隊長。9月任關中蘇區中共新寧縣委宣傳部長、組織部長。當時國民黨軍加緊圍剿關中蘇區，在寧縣活動的陝甘邊紅軍四個遊擊支隊都被敵軍打垮，其中一支隊自1934年成立後，在短短的兩年內就連續犧牲了四任隊長，部隊僅剩13人,人均不到3粒子彈，1936年4月，王秉祥臨危受命擔任該支隊隊長，他正確地執行黨的建軍路線和羣眾路線，發揮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與敵人靈活周旋，相機出擊，屢戰屢勝，使一支隊迅速壯大為200多人的隊伍，成為新寧縣戰鬥力最強的一支紅軍武裝。

1937年3月，王秉祥進入延安中央黨校學習。1938年後，任中共新寧縣委組織部長、宣傳部長、保安科長等職。1939年1月，出席了陝甘寧邊區參議會。1943年在大生產運動中，被評為陝甘寧邊區勞動模範。

1945年5月後，王秉祥任中共關中地委組織部幹部科科長、組織部副部長、宣傳部副部長、部長，兼任關中分區黨校副校長。l946年任關中西線指揮部政委、警備一旅一團政委，兼任中共新寧縣委書記。1947年任新寧、新正、中宜三縣中心縣委書記。1948年秋到1949年春，王秉祥兩次出任銅川軍管會主任。

1949年3月，王秉祥調任隴東地委書記。l950年6月改任中共慶陽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l951年2月，王秉祥被調到甘肅省委擔任組織部副部長兼省人事廳廳長。1954年任中共甘肅省委組織部部長、省委黨校和省行政幹校校長、甘肅省人民政府委員。1956年任中共甘肅省委專職常委，同年7月被選為中共八大代表，出席了八大一次和二次會議。1959年任中共甘肅省委書記處書記，同年12月當選為甘肅省政府黨組書記、常務副省長和第二屆全國人大代表。1960年6月，任甘肅省農墾委員會主任。王秉祥在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間，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一切從實際出發，為甘肅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1962年12月，王秉祥因反對當時某些人“以左反左”的錯誤做法受到極不公正的處理，被撤銷了黨內外一切職務。此後，在“四清”運動和“文化大節命”中，又接連遭受批判和迫害。

1979年初，王秉祥的問題得到解決，他被調回甘肅省任中共甘肅省委常委、副省長。1980年，中央正式下達文件，對他自1962年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種種不公正待遇，進行了徹底平反和糾正。198l年恢復了原正省級職務，任中共甘肅省委書記兼省政法委書記、甘肅省保密委員會書記、甘肅省打擊經濟犯罪領導小組組長等職務。

1982年，在黨的十二大上被選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1983年任中共甘肅省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同年11月任政協甘肅省委員會主席兼黨組書記，同時兼任甘肅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主任、中共甘肅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主任。1985年當選為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1987年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1988年3月，當選為七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委、經濟委員會委員。1993年8月，王秉祥在蘭州去世，終年77歲。 ^[5] 

王秉祥同志，1916年出生於甘肅省寧縣金村廟村一户貧苦農民家庭。五六歲時，同五哥給地主放牧牛羊。1925年，在母親極力主張下，父兄拉長工、打短工，盡力供養他上學讀書，由於刻苦好學，習字作文，常被老師視為典範。1928年，家境日窘，又逢大旱，被迫輟學，為地主放牛羊謀生。

王秉祥同志1933年投身革命，1935年7月經中共新寧縣委書記焦懷興、組織部長李得祿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任新寧縣一區四鄉黨支部書記兼赤衞軍大隊長。當時，在國民黨軍隊的“圍剿”下，紅軍游擊隊4個支隊都被打散，犧牲慘重。其中陝甘紅軍三路指揮部一支隊，相繼犧牲六任隊長。1936年4月，黨組織派秉祥同志繼任隊長，重整隊伍。他接任後正確地執行黨的建軍路線，發揮卓越的指揮才能，率領部隊靈活作戰，使原來只剩下十幾名隊員的紅軍一支隊迅速壯大為200多人的部隊，成為當時新寧縣重要的一支紅軍武裝力量。秉祥同志被傳為彈無虛發的“神槍手”，令敵人聞風喪膽。

“西安事變”後，紅一支隊編為賀龍部紅二軍獨立團，任命秉祥同志為團長。由於當時幹部缺乏，在地方黨組織的要求下，秉祥同志仍留縣委工作。1937年3月，進入延安中央黨校學習。1938年後，任中共新寧縣委組織部長、宣傳部長、保安科長等職。其間，曾於1939年1月，當選為正式代表，出席陝甘寧邊區參議會首屆一次會議。1941年1月又出席二屆一次參議會。1943年帶領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他身先士卒，開荒種地，紡紗織布，飼養豬羊，一面工作，一面生產，被評為邊區勞動模範。1945年5月以後，歷任中共關中地委組織部幹部科科長、宣傳部部長、關中分區黨校副校長。1946年任關中西線指揮部政委、警備一旅一團政委，兼任中共新寧縣委書記。

1947年中共關中地委決定成立新寧、新正、中宜三縣中心縣委，秉祥同志兼任中心縣委書記和收復關中敵佔區指揮部成員，同楊伯倫、劉懋功、葛海洲等率警一旅三團一、三營深入新正、赤水、淳耀等地，從3月16日到4月上旬，共打了7次殲滅戰，連連取勝，戰績卓著，牽制胡宗南十倍於己的敵軍，掩護了主力突圍，受到西北軍區表揚。1948年初，率領中心縣地方武裝與西線指揮部將士，與國民黨馬繼援八十二軍長期周旋，浴血奮戰，直至西北戰場最後勝利。1948年秋到1949年春，人民解放軍兩次解放陝西銅川，秉祥同志兩次出任軍管會主任。1949年3月，調任隴東地委書記。1950年6月改任慶陽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其間，建黨建政，肅清國民黨殘餘勢力和企圖叛亂的反動武裝，政績顯著，受到中共甘肅省委通報表揚。

1951年2月起，先後任甘肅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兼省人事廳廳長、省勞動就業委員會副主任、西北行政區監察委員會委員、省土地改革委員會委員、省政府參事室主任、省委婦女運動委員會書記等職。1954年任中共甘肅省委組織部部長、甘肅省行政幹校校長、甘肅省人民政府委員。1956年任甘肅省委專職常委，是年7月被選為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出席了黨的八大一次和二次會議。秉祥同志主持組織、人事工作期間，為各級黨政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培養選拔了大批德才兼備的優秀幹部，同時，也為完善和豐富黨的幹部政策和人事管理制度積累了寶貴經驗。1959年任中共甘肅省委書記處書記，同年12月，當選為甘肅省常務副省長和第二屆全國人大代表，並任省政府黨組書記。1960年，秉祥同志帶領省委工作組調查解決通渭縣發生的嚴重饑荒，他逐村逐户察災情，問疾苦，鼓勵基層幹部講真話，瞭解了真實情況，向省委如實反映了通渭饑荒嚴重的實際情況，提出迅速調撥回銷糧搶救人命的建議。在省委的支持下，為通渭縣爭取到了當時全省最高的回銷糧供給標準。1962年，秉祥同志受到錯誤處理，被撤銷省委書記、常委、省政府常務副省長、黨組書記職務，調中央黨校學習一年。1964年調任遼寧鐵嶺地區副專員。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他被康生點名為“彭高習反黨集團黑干將”“八大代表中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受到批判。1969年先後兩次被押送遼寧省“五七”幹校。1973年後曾一度被“解放”，任鐵嶺地區財貿組組長。1975年5月調任遼寧石油勘探局副局長。1978年初調中央黨校學習一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1979年初調任中共甘肅省委常委、甘肅省副省長。1980年，中央正式下達文件，對秉祥同志自1962年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種種錯誤的批判和決定進行了徹底平反和糾正。1981年恢復了原正省級職務，任中共甘肅省委書記兼政法委員會書記、省保密委員會書記、省打擊經濟犯罪領導小組組長、省邊界領導小組組長等職務。1982年9月至1987年11月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1983年任省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同年11月，任政協甘肅省第五屆委員會主席、黨組書記，還兼任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主任、省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主任。1987年被選為正式代表，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這一時期，秉祥同志對全省政法工作的撥亂反正、糾正冤假錯案、加強法制建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對嚴肅黨紀、整頓黨風作出了積極的努力，對黨的統一戰線、人民政協工作作出了顯著的成績。1988年1月，72歲的秉祥同志卸任省政協主席職務。同年3月，當選為七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委員。 ^[1] 

王秉祥同志始終掛念着隴東老區的父老鄉親,仍關心着隴東的各項建設事業。特別是對隴東老區人民的脱貧致富尤為關注,傾注了他晚年的深情和心血。在省委、省政府、省政協以至全國政協的會議上,他的報告和發言都反覆講到隴東老區人民的歷史功績,都反覆強調加速發展隴東老區經濟建設和其他建設事業的問題。他説:“隴東老區作為陝甘寧革命根據地的組成部分,為中國的革命做出了重大貢獻。隴東老區人民為支援革命,為奪取革命勝利,曾貢獻出了自己的一切,以至鮮血和生命。今天,老區的經濟建設仍然發展緩慢,貧困的生活還沒有得到徹底的改變,我們每一個老同志都會感到焦慮不安!”

1979年以來,秉祥同志幾乎每年都要回到隴東老區訪貧問苦,調查研究,檢查,指導工作,幫助羣眾抗災自救、發展生產,老區的大部分土地上都留下了他深情的足跡。環縣,是隴東老區最貧困的縣之一,秉祥同志將環縣作為自己的聯繫點. 1985年以來,他曾10多次來到環縣,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和環縣的領導一起商討、制定發展生產、改變貧困面貌的規劃和對策,同時,他又受省委、省政府的委託,多次主持召開省上有關部門負責人會議,提出了幫助環縣脱貧致富的具體項目和實施辦法。尤其是對解決環縣北部13個鄉鎮人畜飲水困難的問題,秉祥同志更是操碎了心。 ^[3] 

在迎接中國共產黨建黨70週年之際，王秉祥同志接受採訪時説,“我們的黨之所以取得一次又一次勝利,最終取得全國勝利,是與我黨有一條堅定正確的羣眾路線密不可分的。早在革命戰爭年代,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共產黨人就創造性地提出'從羣眾中來,到羣眾去'、'一切為了羣眾,一切依靠羣眾'的羣眾路線。我們堅持了這條路線,才有了黨發展壯大的今天。以我的親身經歷講,在艱苦的戰爭年代,我多次被敵人搜捕,包圍,如果不是羣眾不惜生命的保護,就是有多少個王秉祥,也難逃敵人的屠刀。解放戰爭時期,我率領的部隊與國民黨馬步芳的82軍對抗達3年之久,同樣靠的是羣眾。羣眾冒着生命危險為我們送情報,送糧食,送彈藥,保護我們的安全。敵人近在咫尺,卻找不到我們的行蹤,而我們對敵情卻瞭如指掌,常常打得他們暈頭轉向,……每當想起這些情景,就深深地感到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必須永遠保持同人民羣眾的血肉聯繫。"

在這次採訪中，回顧自己漫長的革命歷程,王老講述了很多有關黨羣關係方面的故事。1936年夏,王老和黨員李得錄到楊家源農民張貴有家的窯洞裏,宣傳黨的抗日主張,聽取羣眾訴説國民黨反動派破壞抗戰,無辜屠殺鄉親們的殘暴罪行。正開會時,突然,放哨的羣眾進來喊到:“快!敵人把莊子包圍了!”話沒説完,就聽到敵人的槍聲。當時,他們只有兩支短槍和3發子彈。為了保衞羣眾,他和李得錄提起槍就往外衝。張貴有等人立即把他們堵住了,並七手八腳把他倆藏在了糧食囤子裏,上面壓了些爛筐子、破衣物等東西,剛剛收拾完畢,敵人就端着刺刀衝進了屋子,惡狠狠地説:“你們這麼多人聚集在這裏幹什麼?紅軍到哪裏去了?快説!”張貴有和幾個羣眾不慌不忙地説:“長官,今天是5月13,是老爺磨刀日,我們這裏興這個鄉俗,鄉親們到一起磨鐮割麥,熱鬧熱鬧。”敵人不信,挨個逼問,後來實在問不出東西,就一把揪住張貴有白髮蒼蒼的母親,威脅她説:“老婆子,你不説,就截死你!”張老太太寧死也不吐半個字,敵人又,打又罵,但始終沒有得到任何情況。敵人無計可施,便展開大搜捕,到處翻箱倒櫃,燒殺搶掠,直到第二天傍晚才離開了村莊。當王秉祥和李得錄從圈子裏爬出來時,看到不少羣眾滿身傷痕,感動地不知説什麼才好。

1948年春,王秉祥已是陝甘寧邊區關中地委宣傳部長兼關中地區西線指揮部政委、中心縣委書記,領導着新正、新寧、中宜3縣的對敵鬥爭,在一次戰鬥中,他所帶領的部隊突然被裝備精良,人多勢眾敵82軍馬繼援的騎兵包圍,就在這緊要關頭,農民張洪德乘敵人還未摸清情況之機,不顧生命危險,把敵人騙到了子午嶺,使部隊得以安全轉移。

“正是因為有千千萬萬的張貴有、張洪德,才保證了中國革命的勝利,也正是由於我們黨時刻不忘人民羣眾,在任何情況下,首先考慮的是人民羣眾的安危冷暖,切實幫助羣眾解決各種困難,使老百姓感到黨是人民的黨,革命是自己的事業,從而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支持革命,參加革命,得民心者得天下、戰爭年代如此,和平年代更是如此。當談到目前羣眾對黨內的一些腐敗現象表示不滿時,王老的神情變得嚴肅起來。他説,人民羣眾是我們黨的力量源泉。在革命勝利後,我們的黨經歷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和平時期,由於種種原因,一部分黨員放,鬆了思想改造,經不起執政和改革的考驗,產生了,“當官做老爺”的思想,把自己置身於人民羣眾之上,追求享受,貪圖安逸,不願把羣眾的利益放在心上,不願過艱苦的生活,有的官僚主義思想、特權思想嚴重,大搞以權謀私,權錢交易等不正之風,造成了,廣大羣眾的強烈不滿,這是影響黨的形象的重要原因。説到這,王老加重了語氣説:“背叛羣眾就是背叛我們自己。” ^[4] 

1992年7月30日,年近八旬的秉祥同志專程趕赴環縣甜水堡,祝賀揚黃工程的開工。尤為感人肺腑的是,秉祥同志在他彌留人間之際,仍情繫隴東老區的黃土地。臨終前向組織請求把他的骨灰,一部分撒在子午嶺龍池一帶,部分埋放在西峯烈士陵園。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