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登高

1952年4月1日，王登高出生在安徽省天長縣一個新四軍老戰士的家庭。他的父親王慶華是1937年參加羅炳輝所在部隊的老革命，父親的革命歷程決定了王登高的命運。少年的王登高輕輕撫摸着父親舊軍帽上那顆紅五星，默默許下了綠色軍旅的心願。

王登高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雖然家庭人口多，但王登高的父母即使生活再困難也沒有讓兒女輟學。王登高天性聰慧，他在離家有二十多里路的天長縣汊澗中學讀書。

王登高中學畢業後，正趕上文化大革命，志向遠大的王登高響應黨中央毛主席的號召上山下鄉，1968年，他放棄了城鎮吃商品糧的優越條件，到農村插隊落户，在農村廣闊的天地裏鍛鍊自己。1969年11月，迎着嘹亮的軍號聲，17歲的王登高如願以償地穿上了綠色的軍裝，在山西省原平縣的286部隊，他表現出色，成績優秀，1970年元月調入大同市解放軍322醫院，王登高終於找到了自己熱愛的科學醫學事業。1973年王登高懷揣理想和抱負，憑自己的聰明才智和頑強拼搏考入上海的第三軍醫大學，1975年第三軍醫大學搬遷到山城重慶。從此，王登高就與這個歌樂山下紅巖旁兩江畔的軍隊名校結下近四十年的不解情緣，開始了自己從士兵到將軍的人生歷程。 ^[1] 

王登高站在軍事醫學科技的最前沿，在歷史悠久和具有光榮傳統的第三軍醫大學，充分展示了他高尚的人格和卓越的才華。

1994年9月，一紙命令將王登高從教授、教研室主任任命為預防醫學系主任。王登高以高度的責任感虛心向院士、專家請教，與教職員工打成一片，深入學員中調查瞭解情況，精心研究制定了預防醫學建設發展方案，以優異的工作成績得到預防醫學系上下的一致肯定。

2001年，王登高升任成都軍醫學院院長，雖然是從事行政管理工作，但他還是同搞科研一樣，埋頭工作、深入鑽研。用他自己的話來説就是“過去只有一個人的擔子，現在是一個單位的擔子；過去對自己的工作負責，現在要對成百成千號人的前途負責”他帶領全院教職員工克服教學任務重、科研條件差等各種困難，實現了本科和研究生招生，第一次把科技工作定位在與教學工作同樣重要的地位，使學院教學科技工作呈現出一派上升勢頭。

2006年12月，王登高同志被中央軍委任命為第三軍醫大學校長。如果説綠色的軍旅生涯是一部雄壯有力的交響曲，那麼從此刻開始，這部曲子高潮迭起。四年間，第三軍醫大學在國內或國際率先開創了大面積燒傷救治、基因診斷、介入治療、大器官和多器官聯合移植等一系列新技術新業務。王登高校長領導的第三軍醫大學擁有了17個國家重點（培育）學科、1個國家重點實驗室、6個博士後科研流動站、59個博士學位授權點和71個碩士學位授權點，建設了具有軍隊特色、國內一流、國際知名的創新型醫科大學。金碑銀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評價説：王登高任校長期間是學校發展史上最好的時期之一。 ^[1] 

王登高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小家庭，還有一個奮鬥進取的革命大家庭。王登高的愛人張雪是他的戰友，一同當兵，一起考軍校，現在是第三軍醫大學附屬醫院的教授，他們的女兒、女婿也是軍校的軍醫，目前正在美國紐約大學攻讀博士後。王登高將軍的大家庭有56個成員，正好有一比“56個民族56朵花，56個民族是一家”，王家的兒女有三多，當兵的多、黨員多、大學生多，56個成員中有18名軍人，18名黨員，12名大學生，軍級、師級幹部2人，團營級幹部4人，博士生導師1人，博士研究生5人。這是一個革命化的大家庭，從這個意義講，王登高將軍的母親是一個偉大的英雄的母親。如今每逢重大的節日，王登高回到家鄉與親人歡聚一堂，全家56人的大團圓盛況空前，這是一個令人羨慕的幸福大家庭，是一個温馨和睦的大家庭，是一個永遠團結進取的大家庭。 ^[1] 

千磨萬擊還堅勁，淘盡黃沙始成金。王登高從連隊、軍校、教研室、實驗室、基層醫院、軍醫大學到抗震救災前線，在勤奮與拼搏中不斷成長和成熟，

1984年王登高聽從組織安排奔赴蒙古草原中蘇邊境執行任務，臨行時他幼小的女兒正在生病，望着小臉燒得通紅的女兒，他多麼希望留下來親手一勺一勺地喂女兒吃藥，但他毅然選擇了揹着沉甸甸的背囊，行走在白雪覆蓋的邊防線上，執行衞生防疫的任務，忠誠地履行軍人的職責。1985年，他出現在中蘇邊境華北軍事演習的練兵場上，七月的似火驕陽下，他自己動手、一個部件一個部件安裝醫療設備，認真做着科學實驗，身體在酷熱與疲憊中透支，但他年輕的臉龐上始終露出堅毅的笑容。1986年他又奔赴戰火紛飛的老山前線，40多天沒有一點音訊，心急如焚的妻子想方設法打通電話，王登高只講了幾句話就掛斷了電話，他努力壓抑着對家人的牽掛，為保衞祖國履行一個戰地醫護衞士的崇高責任。在老山前線，他被授予“戰地模範軍醫”，並在火線上榮獲個人三等功。

2003年，王登高擔任第三軍醫大學訓練部部長，年過半百的他仍然充沛着一股朝氣與活力，他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大膽果斷的訓練措施，使訓練部工作有聲有色，成績斐然。生命的年輪在披荊斬棘中不斷延展，王登高從學員、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到博導並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2004年8月，總後勤部又任命王登高為第三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院長。王登高白天黑夜都蹲守在一線，與專家教授談心，與科室領導溝通，和醫護人員交流，向病人瞭解需求，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王登高提出醫院科學發展的四個轉變模式。王登高以卓越的科技水平和高度的國家責任感，創建了全軍醫學成果名列前茅的第一名院，全國先後有500多位醫院院長到醫院參觀學習。 ^[1] 

時勢造就英雄，2008年5.12汶川地震，王登高迅速落實黨中央、中央軍委胡主席的指示，他率先背起行囊帶領69名醫療人員，是第一支到達地震中心映秀的醫療隊。當時，王校長和隊員們冒雨出發，去映秀途中道路受阻，他們在山崖和峭壁中穿行，王登高向隊員喊出：“就是爬，也要爬到映秀”。在攀登泥石流不斷下滑的山坡時，王校長身負兩個行囊踩在鬆動的泥土上，身體下滑中他抓住一個樹枝才倖免掉江。到達映秀鎮，王登高身先士卒緊急搶救傷員，妻子焦急地守在電視機前關注災區情況，整整十天後，王校長才有空用衞星電話與妻子只講了兩句話，又投入抗震救災第一線。

王校長在任映秀震區衞生醫療總指揮期間，遵照温家寶總理指示，將20多支軍地醫療和防疫力量整合起來，高效展開救援。按照胡主席“進村入户”的指示，他親自隨醫療小組徒步進入周邊山區和羌寨，搜索傷員就地治療。王校長既是映秀鎮災區的醫療防疫的總指揮，又是搶救傷員的戰鬥員，作為將軍本應在指揮部，但王登高把拯救災民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以行動踐行“以生命抗擊地震”的誓言，他不分晝夜奮戰在一線，危險時刻他守候在塌陷房屋下照顧生還者；他搶着為傷員包紮傷口、扛扶擔架；當直升機送來防疫消毒藥品時，他第一個衝上去搬運藥品，又第一個背起噴霧器對災區進行消毒；食品緊缺時，他把自己的那份土豆留給值班醫生；太陽曝曬中他的臉龐脱了皮；他無暇吃飯，很少睡覺，喊啞了嗓子，熬紅了雙眼；連日來的飢渴、疲勞，使一心搶救傷員的王校長消瘦了10多斤，但他帶領第三軍醫大學的22支醫療、防疫隊528名隊員，先後救治傷員22843人，開展手術1226台，護送傷員1800餘人，其中41名廢墟下的重傷羣眾被成功搶救生還，創造了搶救生命的奇蹟，有9人埋壓時間超過100小時，最長的達178小時；540餘名危重傷員得到救治並轉運至後方，無一死亡。

5月28日，王登高同志受命赴理縣負責衞生防疫指揮工作。他日夜驅車近千里轉戰理縣，整合30餘支軍地醫療防疫力量，探索出了醫療救治與衞生防疫一體化的“條加塊工作模式”，確保了全縣無疫情並重建了當地的衞生防疫。

關鍵時刻方顯英雄本色，王登高無愧軍隊醫療戰線的楷模，無愧皖東人民優秀兒女的稱號，他帶領的第三軍醫大學被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授予“全國抗震救災英雄集體”榮譽稱號，王登高以英勇善戰、成績卓著被中央宣傳部列入“全國抗震救災英雄譜”，並受到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胡錦濤總書記與他親切握手的照片是他一生中最輝煌的紀念，也是皖東人民引以自豪的歷史畫面。 ^[1] 

2008年7月，王登高被授予少將軍銜，他在百鍊成鋼中成為一名共和國的將軍。

作為一名從事軍事醫學研究專家，王登高既是軍事醫學技術的領航員，又是桃李滿天下的教授，從教從研的幾十年間主持完成了多項國家、軍隊和地方重大、重點攻關項目；主編專著5部、教材29部，發表學術論文35篇；先後招收碩士研究生14名，博士生9名；獲國家教學成果一等獎和二等獎各1項。光榮地擔負過國慶40、50週年閲兵部隊集訓期間的衞生防疫規劃制定與指導工作。曾先後四次獲得軍隊科技進步二等獎，一次軍隊科技進步一等獎。並與餘爭平教授等人一同站上了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的光輝獎台。

但他在大家的眼裏，這位將軍、校長對每個人都是那樣親切、隨和，在部隊，他與小戰士拉拉家常，關心他們的成長；在軍校，他耐心地輔導學員，提高他們的醫療水平；在行軍路上，他幫助女隊員背過沉重的行囊；在汶川地震的前線，他把最真摯的愛奉獻給災區的人民；在家庭，與妻子相濡以沫三十餘年心意相通。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