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珍

2010年電視劇《洪湖赤衞隊》劇照(15張)

王玉珍1935年出生於湖北沔陽（今仙桃市）沙湖鎮一個貧民家庭的王玉珍，小時候做夢也沒有想過自己將來會成為一個以舞台為生的藝術家。在她幼時的記憶裏，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貧窮和飢餓。她記得有個禮拜，家裏沒有菜吃，每天都是豆瓣醬拌飯。這樣的情形還算好的，更糟的是揭不開鍋的時候。因此，她那時的願望就是能夠吃飽飯，自己養活自己。

自小隨父母來到武漢，武漢解放後，14歲的王玉珍報名去武漢礄口區文化館學習縫紉，想掌握一門手藝，自食其力。結果學了兩天，自小愛唱歌的她就被旁邊辦的歌詠班所吸引，便大膽地向老師毛遂自薦，在試唱了一首歌曲後，老師認為她的嗓音條件不錯，就收下了她。不久就趕上1950年國慶演出，她被分配演《小放牛》中的小男孩，結果表現出色，被推薦去考湖北省文化藝術團。

王玉珍還記得，母親剛開始不同意她去投考，但最後還是拗不過王玉珍的堅持，答應了。在王玉珍從漢口去武昌投考的那一天，母親從箱底摸出一塊銀元，遞給她，説：“考不上，就回來。”但運氣又一次眷顧了王玉珍，在歌詠班同去考試的四人中，只有她一人被錄取。她的歌唱之路由此正式開始。

一進文工團，王玉珍形容那時的感覺是“如魚得水”，整天笑嘻嘻的。這個從貧民家庭走出的女孩子覺得自己有職業了，翻身感特別強。在團裏，服裝、道具、燈光、跑羣眾，無論什麼雜活，她都願意幹；戲曲裏的唱、做、念、打，楚劇、漢劇、川劇、河南梆子，她樣樣都學。她説，那個時候練功特別苦，“練功時，腿真是疼得要命，我們就一邊嘴裏喊着黃繼光、邱少雲這些英雄的名字一邊練。當時我們受的是革命主義教育，不怕流血不怕流汗，所以什麼苦都能吃。”正是這段時期如海綿吸水般的學習和積累，為王玉珍以後的演唱之路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這段時期，王玉珍的舞台實踐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出演改編後的楚劇《秋江》和《劉海砍樵》。她的演出，被認為“唱功紮實，舞台動作自如大方，舉手投足間很有韻味”。

這個時候的王玉珍，“小荷才露尖尖角”，她在等待綻放的那一刻。

1959年，王玉珍藝術才華閃亮綻放的時刻來到了。這一年，為了向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十週年獻禮，王玉珍所在的湖北省地方歌劇院創作了歌劇《洪湖赤衞隊》。王玉珍回憶説，為了能更好地表現這部歌劇，團裏的領導、編劇、演員都去洪湖地區收集素材，體驗生活。在那裏，他們聽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她説，本來韓英的原型是男的，但從藝術角度上看，不太好表現，不容易打動人，後來就將人物性別改成了女的。後來有人認為韓英的原型是賀龍的姐姐賀英，也不對。她説，之所以取名“英”，一是在唱腔上比較響亮，二也是想借鑑點賀英的氣概。

當時團裏對主要角色扮演者採取了公開競選的辦法，誰演得好就由誰上。結果，王玉珍以其深厚的舞台功底、明亮甜美的音色拔得頭籌，擔任韓英A角。

王玉珍説，在飾演韓英的過程中，她也經歷了一個轉變過程。“剛開始我並不喜歡這個劇，認為劇情太簡單，沒有起伏跌宕的劇情。”但在深入洪湖革命根據地生活，聽老革命、老紅軍講述當時的革命故事和經歷後，她重新閲讀劇本時就有了不一樣的感受：“聽到這些烈士的故事之後，我覺得每一句台詞，每一句話，都不是口號，或是一種台詞，甚至是用他們鬥爭的鮮血來凝成的。”她説，那時他們常常是含着眼淚化裝上台，漸漸地，韓英的形象在她的心中越來越豐滿，她開始用心貼近這個角色。

歌劇《洪湖赤衞隊》的第一場演出被安排在洪湖地區。結果，大獲成功，洪湖人説：這是我們的戲，唱的是我們的歌，講的是我們的事。此後，他們又邊演邊改，不斷完善。1959年10月，《洪湖赤衞隊》晉京演出，第一場在兒童劇院的演出就一炮而紅，散場時，觀眾是哼唱着“洪湖水呀，浪呀麼浪打浪”的旋律離開的。而在中南海懷仁堂的第100場演出，則將歌劇《洪湖赤衞隊》推向了巔峯，周恩來、董必武、李先念、賀龍等都看了，一致稱好。為使全國人民都能看到《洪湖赤衞隊》，賀龍元帥提議將其搬上銀幕，拍成彩色電影。北京電影製片廠和武漢電影製片廠聯手接下了這個任務，時任湖北省委書記的王任重發話説：要拍就拍原班人馬。這樣，除了導演謝添，出任該片的導演、演員基本上都是原班人馬。

回想起電影《洪湖赤衞隊》的拍攝情形，王玉珍記憶猶新。當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糧食緊張。劇組每人每天只有7兩伙食，大家都餓得前胸貼後背。有一次，在他們包飯的小飯館，他們看到廚房師傅那裏還有一鍋米湯，實在想喝，就向師傅提出用唱歌來換米湯。由於吃不飽，就造成演員中“男瘦女胖”的現象。扮演隊長劉闖的夏奎斌瘦得肋骨凸出，臉頰凹進。謝添導演為了能讓劉闖在銀幕上顯得精神飽滿，只好找來一團棉花塞進了夏奎斌的口中，以便讓他的腮幫子鼓起來。而扮演韓英的王玉珍由於缺乏營養，患了“水腫”，越來越“胖”。為了讓王玉珍不再變“胖”，劇組特別照顧王玉珍每天吃一小碟黃豆，以補充營養。王玉珍還記得第一次數着吃黃豆的情景，“28顆，不多不少。”她笑着説。

1961年，電影《洪湖赤衞隊》在全國放映，隨即在全國掀起了一股《洪湖赤衞隊》熱。電影《洪湖赤衞隊》的拍攝成功又反過來促進歌劇《洪湖赤衞隊》的再創作，據統計，截至“文革”爆發前，歌劇《洪湖赤衞隊》創下了連演800場、場場爆滿的紀錄。這部歌劇在舞台上演出場次已達一千多次，這在當代戲劇史上是不多見的。

歌劇及電影《洪湖赤衞隊》的成功，使王玉珍聲名遐邇，也將她的歌唱事業帶到了一個巔峯狀態。伴隨着事業上的成功，先進工作者、全國人大代表、青聯委員、音樂家協會會員等一系列榮譽也接踵而來。盛名之下，王玉珍在品味輝煌的同時，也感受到壓力。對此，她説，只有更努力地工作，不敢有一絲懈怠。那幾年，她一心撲在演出上，“那時候，我們常到工廠、農村、車站、碼頭去演出。只要觀眾提出要求，我們就會唱他們喜歡聽的歌。因為我們覺得，與革命烈士們的英雄事蹟相比，我們所能做的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當然應該為觀眾做到。”為此，她直到35歲才結婚，39歲才懷孕生子。

王玉珍出身普通農家，從小就養成了水鄉兒女具備的自強自立，堅韌、不懼困難的品格。這在她的演藝生涯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洪》劇在北京拍攝時，時值三年自然災害，所有演職人員每天只有七兩米的指標，餓得渾身浮腫。劇中韓英身陷牢房，她的那張浮腫的臉就是飢餓造成的。為了拍好一場戲，她常常要戰勝飢餓和寒冷的雙重襲擊。一次她在寒風中拍騎馬的戲，是在汽車上完成的，在北方的冬天裏馳騁和顛簸，幾個小時下來，王玉珍硬是憑意志支撐了下來。

王玉珍對藝術的執著追求讓她收穫了人生的輝煌，也讓她度過了許多繁忙的演藝時光。那時，機關、學校、鄉村、車站、碼頭、食堂，她是有求必到。經常是早、中、晚連演三場。一上場就是幾個小時。

“我一生最幸運的事就是演了一部好戲，演了一個英雄人物，讓全國人民都記住了我，但我最大的遺憾也是隻演了這麼一部戲，我本可以為人民演更多的戲。”王玉珍女士很少對人提起她一生中所受的磨難。但透過她的講述，我們還是發現了她深懷着的一絲淡淡的惋惜。

正當她風華正茂，活躍在演藝界的時候，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演藝界首先受到衝擊，《洪》劇和電影一起被視為“毒草”。王玉珍遭殃及，不僅失去舞台，還經常挨批鬥。在一次批鬥中，一個紅衞兵重重地向王玉珍的腰部踹了一腳，她當場昏了過去。王玉珍拖着受傷的身體和心靈在“牛棚”一呆就是3年。

正是“文革”中的打擊給她的身體留下了後遺症。1991年，王玉珍患腎病綜合症住進了醫院。

“我是演英雄的，我要用英雄的意志戰勝病魔。”病痛中的王玉珍完全是靠着頑強的意志支撐下來的。為保持體型和嗓子，王玉珍拒絕服用激素藥品，堅持服用中藥一年多，但醫治效果不佳。激素藥的服用讓她身體發福，最大的打擊莫過於讓她的嗓子受到損傷。

百靈鳥失去歌喉，但她並沒有停止歌唱。為讓人們對韓英永遠保持英雄的美好形象，康復後的王玉珍告別演藝界，到中國音樂學院做教授，從事民族聲樂的理論研究，並擔任民族聲樂系主任。

因為主演《洪湖赤衞隊》帶來的成功，王玉珍多次有機會近距離接觸毛主席、周總理、賀老總等領袖、偉人。她依舊清晰地記得那些激動人心的時刻，以及他們的關懷。

走進王玉珍的家，一眼就可看到在她家客廳裏的牆上，掛着一張她和毛主席、周總理等人的合影，照片上年輕的王玉珍挽着毛主席，臉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王玉珍回憶説，那是她在出席第三屆全國人大會時，周總理促成了這次合影。周總理向主席介紹，“這是韓英的扮演者王玉珍。”主席得知她是湖北沔陽人時，用一口濃重湖南話對她説：“我和你還是半個同鄉哩！”逗得王玉珍哈哈大笑。毛主席見此，又幽默地説到：“這個孩子，好大的‘哈哈’啊。”王玉珍説，在那時她的眼裏，主席就像個聖人一樣，沒想到他那麼親切、風趣，讓她的緊張感一掃而光。

提到周總理，王玉珍充滿崇敬、感激之情。她記得《洪湖赤衞隊》在懷仁堂演出後，周總理對《洪湖水，浪打浪》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説：“我活到65歲，才找到這麼好的一首革命抒情歌曲”，這使王玉珍深受鼓舞；當籌拍電影《洪湖赤衞隊》時，有人提出最好將演韓英的王玉珍換掉，理由是王玉珍長得不漂亮。事情反映到周總理那裏，周總理很生氣，他説：“真是胡鬧，演韓英是演英雄又不是演美人。”正是周總理的“一錘定音”，才使得王玉珍的事業由此步入輝煌。王玉珍記得，就是在這次合影時，總理對她囑咐：“王玉珍，你要好好學習啊！”當時，她有點懵，不能完全理解周總理這句話的意思。不久，“文革”來臨，她才恍然大悟，體會到總理話中的良苦用意。

因為《洪湖赤衞隊》是歌頌賀龍元帥的革命事蹟的，因此劇組曾為賀龍進行專場演出。王玉珍清楚地記得，賀龍談到韓英這個角色時，親切地問王玉珍：“你知道峯口河嗎？”王玉珍使勁地點點頭。賀老總説：“那時候，敵人把我們同志的頭砍掉滾到河裏，那條河都變紅了，那鬥爭殘酷呀！”賀老總的話使王玉珍很受震動，她再次用心去貼近韓英，演出時更加註重韓英內心世界的揭示。王玉珍因此感慨地説：“要不是賀老總，韓英這個角色我絕對演不了這麼好！”

一部歌劇，一部電影，其光輝歷經數十年的風雨滄桑而不衰，整整影響了幾代人。因此，王玉珍説自己幸運。但回顧自己的歌唱之路，她也有遺憾，她説：“我最大的遺憾也是隻演了這麼一部戲，我本可以為人民演更多的戲。”由於“文革”的耽誤，和在“文革”中捱打健康受損，王玉珍沒有在歌唱之路上走得更久更遠。

1981年，由於丈夫在北京工作，王玉珍調到中國音樂學院任教。她的丈夫沈崇剛是中國第一批留蘇學生，是知名的水利水電工程專家，生前曾擔任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副院長。關於他們的婚姻，王玉珍形容説是一土一洋，土洋結合。如今，老伴沈崇剛已去世，退休後的王玉珍與獨子生活在一起，過着淡定而充實的晚年生活。

平日裏，對於社會上的一些活動和邀請，一般她不參加。但只要和家鄉有關，和《洪湖赤衞隊》有關，她總是欣然前往。記者採訪她的那一天，她正為第二天去湖北恩施州利川縣的行程做準備。早在上世紀50年代後期，王玉珍就深入鄂西山區利川縣採風，發掘了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民歌《龍船調》，並將它從湖北唱到北京和全國。如今，經過宋祖英的接力傳唱，《龍船調》已飄蕩到維也納金色大廳。對此，湖北人沒有忘記它的最早演唱者，他們説：《龍船調》有宋祖英的功勞，也有王玉珍的苦勞。此次，利川縣請王玉珍回去，就是要在他們舉辦的龍船節上頒發給王玉珍一個特殊貢獻獎。

一部經典歌劇《洪湖赤衞隊》，穿透時空，凝重再現那血與火的革命歲月。

一首紅色老歌《洪湖水浪打浪》，歷久彌新，激起人們對故鄉的無限懷想。

“我是從沔陽那塊土地上邁向歌劇舞台的，是家鄉的水土和文化養育了我。”時光流逝近半個世紀，《洪湖赤衞隊》主角韓英的扮演者王玉珍女士，對故鄉仍然保持着那份濃濃的思念之情。

健談的話語，和藹的笑容，樸實的衣着，略略雍容的體態，舉手投足間盡顯如歌人生，透露出一派藝術家的雅緻。現定居北京復興路的王玉珍女士，從中國音樂學院退休後，安然地過着晚年生活。

面對家鄉的媒體，王玉珍女士格外親切，她打破一直以來不接受媒體採訪的慣例，與《天下仙桃人》欄目組攝製人員拉家常，憶往事，敍鄉情。

毛主席曾對她説：“我和你還是半個同鄉哩”

是家鄉水土的滋養成就了王玉珍的歌劇人生。

年事已高的王玉珍女士對家鄉水的記憶，正如她的鄉情一樣綿密而悠長。

在老家沙湖鎮至漢口漫長的水路上， 軋軋的搖槳聲和“咚、咚、咚”的機帆船引擎聲,伴着“嘩嘩”的流水聲，永遠定格在她孩童時代的記憶裏。

14歲那年，隨家人在漢生活的王玉珍報名參加所在區文化館音樂班培訓，天生的好嗓子和刻苦的學習使她得到報考藝術團（後來的省歌劇團）的機會。那次她肘上挎個小包袱，乘一葉小舟去投考，小船行進在洶湧的巨浪中，令她心驚，濁浪打濕了她的衣衫和行囊，更堅定了這個貧苦少女的生活信心。

“在藝術團,我拼命地吮吸着楚文化的乳汁，為我的藝術生涯作積累！”王玉珍説。沔陽花鼓戲、沔陽民歌民謠和地方小調令她如痴如醉。她説,這些好的東西是經過祖宗們上千年的積澱保存下來的,我們要把它繼承和發揚好。

她經常隨團到農村演出，參加勞動，栽秧割谷、挑塘泥、摘茶，各種農活都做過，積累了豐厚的生活底藴。

蹉跎歲月已洗去老人臉上的鉛華，那些稍縱即逝的紛紛感念，那些縱然久遠亦不能忘懷的如煙往事，在老人心中漸漸積累，漸漸沉澱成一份凝重、美麗、雋永的温馨。王玉珍女士説，更多的時候，是思念遠在千里之外的家鄉和親人。

“好義街現在怎麼樣了？”

“老縣委招待所還在不在？”

“老家的魚真的好吃！”

翻看着欄目組捎帶的家鄉畫冊，王玉珍女士對故鄉有太多的新奇。

對於家鄉，就像她唱的歌一樣，充盈着濃濃的思念情結。

作為家鄉的兒女，她總想着盡一份心。

王玉珍女士説，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她還為家鄉引過資，由她介紹，為當時的市紅軍被服廠貸過款，幫企業擴大生產規模。

1996年，她回鄉省親，用她的歌聲回饋家鄉父老。她還為“沔陽三蒸”作過品牌宣傳。

對於家鄉的經濟發展，人民生活的富裕，她感到由衷地高興。她也為這片土地上走出的優秀兒女自豪不已。

“我的家鄉真是人傑地靈的好地方，在科技、體育、文藝等各個領域都出過不少的優秀人才！”

“我還想找個湖北媳婦呢！”王玉珍女士半開着玩笑説。情到深處，她的故鄉情結不禁讓人感動。

退休後的王玉珍女士和兒子沈峯生活在一起。兒子沈峯出生於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在北京從事網絡工作。王玉珍愛人沈崇剛先生已去世，生前擔任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副院長，他是我國第一批留蘇學生，是知名的水利水電工程專家。

《洪湖赤衞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