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王蒙生於北平（今北京）。父親為河北省南皮縣人，曾任教北京大學。母親河北省滄州人，曾任教北京市某小學。王蒙的名字是其父的朋友何其芳根據法國小説《茶花女》中的主人公阿芒所建議的。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入北京師範學校附屬小學。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入私立平民中學學習，上中學時參加中共領導的城市地下工作。

1948年10月至1950年05月，在北京河北中學學習時入黨，成為共青團北京市工委幹事，中央團校二期學員，同時開始文學創作。

1950年，從事青年團區委工作。 ^[4] 

1953年，創作第一部長篇小説《青春萬歲》。

1955年，王蒙發表處女作短篇小説《小豆兒》，描寫一位少先隊員發現其舅舅（？）是國民黨特務而告發的故事。

1956年，發表小説《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描寫一位新到某共青團團委工作的青年對官僚的領導不滿。由於當時幾乎沒有任何作品可以表達共產黨的幹部也有陰暗面，該小説迅速引起轟動，並使王蒙於此年被劃為“右派”。 ^[4] 

1958至1962年王蒙在北京郊區勞動。1961年成為“摘帽右派”。

1962年曾到北京師範學校任教一年。

1963年至1978年王蒙在新疆伊犁伊寧市和伊寧縣下屬巴彥岱鎮巴彥岱公社二大隊生活工作，在學習維吾爾語之後任漢語翻譯，後任二大隊副大隊長。 ^[4] 

1978年王蒙調回作協北京分會。

1979年，被共產黨平反。王蒙回京後第一篇短篇小説《説客盈門》描寫一位廠長處罰了一個不努力工作的工人之後，該工人的許多親友去遊説該廠長的故事，諷刺了當時的“走後門”現象。其後王蒙撰寫了多部小説、雜文，曾一時間成為中國文壇意識流文學的代表人物之一。

1979年06月，擔任北京市文聯專業作家，中國作協北京分會副主席、分黨組成員、副秘書長。同年，發表中篇小説《布禮》；短篇小説《夜的眼》《表姐》。

1986年當選中共中央委員，任中國作協副主席、書記處書記。同年6月任文化部部長。

1986至1989年。期間任文化部部長。

2002年，擔任中國海洋大學文學院院長。

2005年政協第十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八次會議決定任命王蒙為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主任。

2006年11月，第七次全國作代會後出任中國作家協會名譽副主席。同年5月，王蒙參加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第十九屆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先後作了《談中華傳統詩詞》《語言的功能與陷阱》和《紅樓夢中的政治》三場主題演講。 ^[5-6] 

2007年王蒙推薦郭敬明加入中國作協，引發爭議。

2010年5月，王蒙受聘為中國傳媒大學“名譽教授”，蘇志武校長代表學校向王蒙教授頒發了聘書；5月22日，王蒙到紹興文理學院風則江大講堂講課，並受聘為紹興文理學院“名譽教授”，宋培基副書記代表學校向王蒙頒發了聘書並佩戴校徽。同年，出版《莊子的享受》《老王系列》。同年，與郭敬明做客北京衞視一檔名叫《書香北京》的節目，在誇郭敬明“聰明、謙和、語言好”後，又不客氣地批評他“愛堆砌華麗辭藻”、“文章華而不實”等，最後他還點了郭敬明的死穴：太做作。

2010年11月15日，榮登“2010第五屆中國作家富豪榜”，成為各界關注焦點。

2011年12月1日，王蒙接過武漢大學黨委書記李健頒發的聘書，佩戴上校徽，正式成為文學院名譽院長和講座教授。副校長黃泰巖主持聘任儀式。

2012年6月，出版《中國天機》。12月，王蒙受聘成為東北師範大學客座教授，並做了題為《全球化視野中的中華文化》主題演講；12月20日，王蒙接受了中共吉林省委宣傳部《文化吉林》雜誌主筆董喜陽的專訪，題為《古稀王蒙：光榮與信仰》，併為《文化吉林》雜誌題字。

2013年4月，79歲的老作家王蒙出席參加了在位於海口的海南國際會展中心的第23屆全國圖書交易博覽會閉幕式。 ^[7]  出版《這邊風景》，其塵封四十年之作長達70萬字的小説；5月，王蒙受聘成為伊犁師範學院客座教授。並做了題為《王蒙與伊犁》的主題演講。10月15日，著名作家王蒙80大壽，在由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王蒙八十自述》一書中，首次提到，他在2012年遭遇相伴60年的夫人去世之後，重新遇到新的愛情。他還坦率地對外介紹他的“新夫人”至資深知名記者、“美麗秀雅的單三婭女士”。 ^[8] 

2014年5月1日，王蒙文學藝術館在四川音樂學院綿陽藝術學院落成並開館。 ^[9]  11月17日，在著名作家路遙逝世22週年紀念日，包括王蒙在內許多名家名作被指是“不夠資格”獲得將於12月3日路遙生日時公佈最終結果的以路遙名字命名的民間文學獎“路遙文學獎”。王蒙的晚年長篇作品《悶與狂》，在路遙文學獎的評委中卻遭遇了冷遇。 ^[10] 

2015年1月6日，王蒙受聘為三沙市首批5名政府顧問之一。 ^[11] 

2019年10月17日上午，王蒙文學館在中國海洋大學揭牌。 ^[12]  年底，王蒙創作的中篇小説《笑的風》在《人民文學》刊出。 ^[13] 

在王蒙20世紀80年代前的創作中，日常生活寫作在數量上遠遠少於政治生活敍事，在影響上也小於政治化了的文本。如，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説《青春萬歲》，既是鄭波和楊薔雲等先進青年知識分子成長曆程的史詩，也是充滿生機與活力的新中國的頌歌，政治意識十分強烈，政治傾向非常鮮明，他的短篇小説《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有着鮮明的政治主題：反官僚主義。小説的主人公林震是新社會培養起來的新人，他“愛生活，愛黨，愛同志，愛美”，併為了他所愛的而鬥爭，自然地融合於他的血肉之中，而且帶有他自己的年輕人的特質"，他不容許黨的機關有缺點表現了可貴的政治責任感。文學與政治的從屬關係改寫成對話關係，在沒被打成右派之前，由於深受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影響和自身作家對知識分子的尊重，一般小説的主人公都是知識分子，在打成右派之後，吸取教訓，將工農兵設為主角，從而文學這一政治化的傾向使得他迅速脱離泥塘。在文革爆發以後由於其突出的政治敏感性，不革命不出版，太革命也不出版的方針，沒有受到迫害，在新疆維吾爾族做支隊副隊長和羣眾打成一片，文學作品那時候幾乎停滯。 ^[17] 

改編電影(5張)

王蒙的作品一直貫穿着理想主義的主題，理想主義精神特色在王蒙的作品裏體現得最為鮮明突出，他在創作中對理想的反思和執着也在同代人中最具典型。曾經是“少年布爾什維克”的王蒙，在屢經劫難之後，依然沒有拋棄早年的理想主義精神，平反覆出的遭際反而讓他更加堅定對歷史理想主義的認同，王蒙相信，不管實現理想的道路有多麼曲折，但前途總是光明的。也正因為這樣，王蒙在對他心中的理想主義精神謳歌的同時，也冷峻的指出了實現理想的艱難性與反覆性。正如王蒙在小説《蝴蝶》中的主人公張思遠，他一直渴望實現自己的理想生活，卻不得不在文革的夾縫中小心翼翼的處理着各種問題，從省委高官到被打倒的反革命，再下放到農村改造，看上去張思遠似乎離他的理想越來越遠，他也不明白為什麼他那樣的努力卻依然觸碰不到他的理想，但是最後，文革結束，他不僅平了反，還升了職，重新得到了黨和人民的信任與尊敬，張思遠遠在天邊的理想又再次回到指尖。小説中的張思遠多少有些王蒙自己的影子，也影射了王蒙在實現理想主義精神的時候所經歷的曲折與反覆。 ^[17] 

王蒙在謳歌理想主義精神的同時也對一切不符合理想狀態的現象進行批判與揭露，但也從中流露出隱約的諒解與同情。這種“中庸”的態度早在他青年時代的作品中就有所表現，例如，《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裏林震與劉世吾的關係，文革以後長期的災難性生活閲歷又堅固了他的這種“中庸”的人生觀，所以他的作品既不偏激也不放棄自身的責任，處處顯出圓融貫通。

這樣的思想傾向在《布禮》、《蝴蝶》和《海的夢》中都有體現。在《布禮》中，小説主人公鍾亦成身上就明顯表現出那種對理想對信仰的執着和對青春激情的讚美。在王蒙筆下經歷了坎坷困苦的逆境赤子，懷有的不是對政治信念的幻滅、悲觀，而是對政治信念的更加執着與堅定。同樣，《蝴蝶》的主人公張思遠在文革時的慘痛遭遇也並未讓他對黨和政治失去信仰，平反後他更加堅定自己的政治追求，張思遠是悲劇的製造者，也是悲劇的承受者，王蒙在文中雖然批判了像張思遠這樣的為官者盲從，批判了文革對知識分子的殘害和對社會的摧殘，但是也不自覺地流露出對社會現實不可改變的諒解和對受害知識青年的同情。尖酸刻薄的後面有作者的温情，冷嘲熱諷的後面有作者的諒解，痛心疾首後面仍然有作者滿懷熱忱的期待。在《海的夢》的最後，當繆可言在夜晚的海灘上看到一對年輕戀人的身影時，當他把個體的生命融入歷史整體中去思考時，才又在理性主義的邏輯裏找到答案和精神歸宿，劫難過後，最終還是又回到王蒙構建的理想主義精神中來。

王蒙在80年代的小説創作中不僅有對理想主義精神的追求，還有對民族歷史和未來的冷靜思考，面對文革帶來的劫難的反思，王蒙將個人的苦難與民族的苦難聯繫起來，從而使個人的苦難具備了超越個人的普遍的啓蒙意義。惡夢醒來之後，王蒙自然而然地把歷史——昨天和今天連接了起來，即便是在伊犁的流放生活（《在伊犁》），他也以自己特有的寬容與幽默方式尋找到了平衡點，以文學方式來“反思性”地敍述“文革”，其實在“文革”還未被宣佈結束時就已開始。文革結束後，文學界掀起了一股“反思文學”的思潮，王蒙作為對民族歷史和未來的反思者必然成為“反思文學”創作的主力軍。 ^[18] 

小説《海的夢》瀰漫着濃郁的反思和感傷情調，王蒙在給小説主人公取名時，似乎頗費心思，在繆可言身上，包含了作者對生命一去不復返的無奈感嘆，歷史謬誤對生命的摧折就個體來説畢竟無法挽回的。小説通過繆可言一段情緒活動的描述，濃縮了一代人的慘痛經歷和滄桑體驗，同時，又是對他們這代人的理想主義及其實踐過程的反思。通過《海的夢》，王蒙自然而然的把個人的坎坷遭遇和國家民族的歷史災難聯繫在一起，也可以説，作者在自身的遭遇中看到了歷史的曲折進程和未來發展，在理性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前提下，個人生命價值在這一結合中顯示了超越性的意義。這也正體現了王蒙這一代人反思歷史的特有方式，不是從個人的立場，而是以民眾的代言人乃至於民族良知的身份發言，個人的所有情感體驗和精神矛盾最終都在匯入羣體和歷史的過程中才能得以解決，才會獲得意義。 ^[18] 

王蒙在對民族歷史的反思中，也包含了對歷史謬誤的寬容大度，其實這種寬容是人類精神世界對社會和人自身的缺欠、過失、罪過的妥協、諒解,是對不合理現狀的“合理性”承認。對王蒙來説是“故國八千里,風雲三十年,該哭的哭夠了,該恨的恨過了,我懂得了存在就是合理的,懂得了要講廢厄潑賴、講寬容”。也正因為這樣，《布禮》中的鐘亦成曾在平反後陳辭：“二十年的時光沒有白費，二十年的學費沒有白交，當我們再次向黨的戰士致以布爾什維克的敬禮時，我們已不是孩子了，我們深沉得多，老練得多了。我們懂得憂患、艱難，更懂得戰勝憂患艱難的喜悦。”這也正是王蒙獨特的反思方式，既批判揭露歷史的謬誤，也對謬誤給予寬容大度的諒解。 ^[17] 

王蒙80年代的小説創作還有一個特色，那便是“意識流”寫作啓蒙者的悲劇命運。文革結束後，一部分作家開始反思文革給社會和文學者帶來的災難，在這一時期，王蒙塑造了不少文革受害知識青年啓蒙者形象，藉助這些受害知識青年啓蒙者在文革時期的悲劇命運，透析歷史悲劇原因。如《蝴蝶》裏的張思遠、《春之聲》裏的嶽之峯、《布禮》中的鐘亦成、《海的夢》中的繆可言等等，其實在同代人中，寫知識青年悲劇命運的作家很多，但用“意識流”寫作的卻屈指可數，王蒙所用的“意識流”與普通的意識流又有所區別，有學者稱之為“革命的意識流”或是“理想主義的意識流”，這也是王蒙在新時期小説創新的探索。 ^[18] 

在王蒙最富代表性的幾部意識流小説中，作為“思考者”的“情緒主人公”本人都是滿懷革命理想、有着嚴肅使命感的人。《布禮》中的鐘亦成、《蝴蝶》中的張思遠是解放前的老革命、共產黨員、國家幹部，《春之聲》中的嶽之峯、《海的夢》中的繆可言是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這些“思緒主人公”都或多或少帶着作者自己的影子。由於意識流“主觀化”、“情緒化”的東西佔主導，作品並不重視情節的編排，他更關心的，是對於心理、情緒、意識，印象的分析和聯想式的敍述。這形成了一種流動不居的敍述方式：語詞上的變化和多樣組合，不斷展開的句式，對於誇張、機智、幽默才能的充分展示，等等。當然，當敍述者有時過分迷醉於在敍述中體現的智力優越感時，也會走到缺乏控制的“濫情”。 ^[17] 

1978年，發表短篇小説《隊長 書記 野貓和半截筷的故事》《最寶貴的》（獲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

1979年，短篇小説《歌神》《友人如姻》《悠悠寸草心》（獲1979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夜的眼》《表姐》。出版長篇小説《青春萬歲》（1981年被評為全國中學生最喜愛的十本書之一，並於1986年獲人民文學獎）。

1980年，發表中篇小説《蝴蝶》；短篇小説《説客盈門》《買買提處長軼事》《春之聲》（獲1980年全圖優秀短篇小説獎）《風箏飄帶》（獲短篇小説北京文學獎）。

1982年，發表中篇小説《相見時難》（獲全國第二屆1981－1982中篇小説獎）。

1983年，發表中篇小説《風息浪止》《淡灰色的眼珠》《虛掩的土屋小院》；短篇小説《青龍潭》《黃楊樹根之死》《木箱深處的紫綢花服》《哦，穆罕默德·阿麥德》《好漢子伊斯麻爾》《葡萄的精靈》（獲第一屆1983－1984短篇小説百花獎）；創作談《漫話文學創作特性探討中的一些思想方法問題》（獲首屆上海文學獎）。

1984年，綜論《對於現實生活的反映、反應和呼喚》（獲《光明日報》優秀理論文章一等獎）；散文《塔什干晨雨》《訪蘇心潮》（獲全國第三屆1984－1985報告文學獎）。

1986年，發表中篇小説《名醫梁有志傳奇》（獲全國傳奇文學獎，並被《中篇小説選刊》評為優秀中篇小説）。

1989年，發表短篇小説《堅硬的稀粥》（獲第四屆1989—1990短篇小説百花獎）《初春迴旋曲》《神鳥》《紙海勾沉至尹薇薇》（獲第四屆1988—1990《十月》文學獎）。

200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

2010年11月15日，登上“2010第五屆中國作家富豪榜”，成為各界關注焦點。 ^[19] 

2014年，獲第二屆“林斤瀾短篇小説獎”中“傑出短篇小説作家獎” ^[20]  。

2015年8月16日，80歲的王蒙首次獲得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是《這邊風景》。 ^[21] 

2018年12月12日，文萃錢塘—弄潮杯2018年度人民文學獎頒獎典禮暨第二屆杭州錢塘江文化節閉幕式在浙江杭州舉行。王蒙被授予改革開放40週年特別貢獻獎。 ^[22] 

2019年8月，國家榮譽稱號建議人選。 ^[23] 

2019年9月1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主席令，授予王蒙“人民藝術家”國家榮譽稱號。 ^[24] 

2019年12月6日，王蒙憑藉作品《生死戀》獲得第十屆“茅台杯”《小説選刊》年度榮譽獎。 ^[25] 

2020年12月18日，位列《2020中國品牌人物500強》第141位。 ^[26] 

2021年12月，獲“魯藝文藝獎”特別榮譽獎。 ^[41] 

2023年4月，2022人民文學獎揭曉，王蒙的《從前的初戀》獲中篇小説獎。 ^[47] 

2023年5月，王蒙的《猴兒與少年》榮獲首屆灕江文學獎長篇小説獎。 ^[48] 

王蒙小説創作中大量運用抒情筆法，使某些章節段落更近似詩歌和散文，抒發了那個特殊年代賦予青年人的熱情。小説裏的人物象當年生活裏的中學生一樣天真可愛，她們有着各自獨特的性情、愛好，心中燃燒着愛黨、愛祖國、為社會主義事業獻身的青春熱情。小説為解放初期的中學生活留下了一份真實生動的寫照，反映了黨的陽光雨露和社會主義文藝的乳汁怎樣哺育了一代人的成長，在他們稚嫩的胸膛裏播下了真理的種子。在青春文學領域，王蒙起到了開闢性的作用，具有標杆旗幟風向標性質。（搜狐網評） ^[27] 

王蒙在國內首開新時期國內創作先河，倡導作家學者化、學者作家化，掀起人文精神大討論，是中國當代文學走向現代寫作技巧的開拓者。王蒙的主要文學成就是從改革開放後的傷痕文學開始，直到上世紀末的創作時期。（《煙台晚報》評） ^[28] 

王蒙是一個豐富的，複雜的人，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影響是綜合性的，不單是小説方面，還有詩歌散文，比較文學以及古典文學研究，表現在齊頭並進的多個方面及前沿地帶。他作為前輩給我的突出感覺是學習，這看上去是一個簡單的詞，但其實不然。賈平凹在一個場合説過：我是一個農民。王蒙就説如果任何人都給自己一個定義的話，我想我自己是一個學生，這句話對我的印象特別深刻，讓我對他充滿敬意，因為這絕不是虛假的謙虛。這要比他説自己是一個學者來得真切。歷經苦難後永不言敗的激情、活力、情感、智慧、燃燒，這些詞用在他身上並不過分，這些都是令人感佩的。（中國作家協會主席、當代作家鐵凝評）

用一個詞來形容王蒙的創作道路就是“風雨兼程”，他是新時期最活躍的、始終處在生長攀登狀態的一個代表，這是作為作家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他的創作在內容上，既有一種觸動感情的自由抒發，也有對文學創作道路上的思考。從對王蒙文學研究中，我們可以派生出不同的切入點。（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當代作家張煒評）

王蒙作品中最讓人着迷的地方就是通過文字透露出來的文學內涵和語言感受。文學的內涵或許需要對他生活的那個時代和人物苦難的理解，而他的小説在語言上則有一種震撼力，就好像集束炸彈轟炸帶給人的感覺。（當代作家周大新評）

討論王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是如此複雜的一個人，光看他的稱謂就有着許多的不可思議，既是作家，又當過官，甚至還當過生產隊的隊長。（河南作家張宇評）

2017年12月，參與並主講第二十一次長安街讀書會：中華文化 世界自信。 ^[29] 

2021年10月1日，應邀參演中央廣播電視總枱的《中國夢·祖國頌——2021國慶特別節目》。 ^[38] 

當地時間2022年6月10日，“中俄作傢俱樂部”發佈會在莫斯科舉行，並舉行了首場活動，王蒙作視頻致辭。 ^[42] 

2016年12月20日，在“漢語盤點2016”儀式上，著名作家、文化部原部長王蒙“炮轟”網絡上的一些流行詞語。直言“有些詞讓我特別的反感，比如‘小鮮肉’，哪怕你直接談對性的慾望都比談‘小鮮肉’好聽，可是我沒有權利，也不能制止這些詞。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