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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治國
（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原湖南省顧問委員會副主任）
鎖定
王治國，1923年7月出生於山西省五台縣，1939年1月參加革命工作，1940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4月，王治國同志隨部隊南下湖南，先後在湘潭市、湘陰縣、湘潭地區、省委、省政府、省顧問委員會主要領導崗位上工作。1992年12月，從省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崗位上退下來。1995年1月，中央批准王治國離休。2004年2月，中央批准王治國享受省長級醫療待遇。
- 中文名
- 王治國
- 國 籍
- 中國
- 出生日期
- 1923年7月
- 逝世日期
- 2014年2月19日
目錄
王治國人物履歷
194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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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軍分區宣傳科長的身份隨軍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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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在岳陽整編訓練國民黨岳陽縣自衞團。隨着南下的部分軍隊幹部轉入地方，王治國被安排到湘潭地委辦的建設學院工作，1950年3月調任湘潭縣委委員兼城關區區長，建市後改任湘潭市市長、市委副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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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治國人物事蹟
王治國1923年出生于山西，在山西他度過了童年和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烽火歲月。1949年4月南下湖南後，他就一直在這片遠離家鄉的紅土地上奮鬥着、奉獻着，把湖南當成了“第二故鄉” 。王治國出身農家，三四歲開始認字，7歲進小學，“ 七七事變” 後投身抗日救亡洪流。在北方家鄉的對敵鬥爭中，他是英勇的戰鬥員和出色的宣傳員，長期擔任黨的區委書記、縣委宣傳部長職務，參軍後又任獨立營副政委、教導員等職。而1949年來到湖南後，從縣委書記幹到副省長、省委副書記，田野始終是他的廣闊的辦公室，農民始終是他心頭的牽掛。甚至在退居二線任省顧問委員會副主任時，仍然密切關注湖南農村的建設工作。他在回首往事時，感慨地説：“ 我在湖南的50年中，和湖南全省特別是湖南農村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結下了深厚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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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治國疏理“ 生命線” 立足農業主陣地
王治國是以軍分區宣傳科長的身份隨軍南下的。進入湖南，他先是在岳陽整編訓練國民黨岳陽縣自衞團。隨着南下的部分軍隊幹部轉入地方，王治國被安排到湘潭地委辦的建設學院工作，1950年3月調任湘潭縣委委員兼城關區區長，建市後改任湘潭市市長、市委副書記，1952年7月任湘陰縣委書記。
雖説當時王治國來湖南已有3年，但除了湘潭，他對湖南地形地貌知之甚少。打開地圖一看，湘陰四周環水。想到要面對水天相接、一望無際的景象，來自山西的“旱鴨子”心裏着實緊張。可是越懼什麼卻越躲不過什麼，王治國上任不到兩個月，老天爺就試圖給他一個“下馬威”：9月24日，湘陰遭受大水災，鼎新垸、民新垸等潰決，1600多人遇難。王治國立即帶領縣委一班人以及全縣幹部羣眾抗災救災，組織生產自救，重建家園。他根據湘陰一半湖區、一半山區的特點，因地制宜地部署工作，較好地恢復了生產，度過了難關。
“吃一塹，長一智”，不能再讓洪水肆虐。1952年冬至1953年春，在省、地委的領導下，王治國組織湘陰人民整修了南洞庭湖。天道酬勤，1953年湘陰獲得了大豐收，超額完成徵購任務，也解決了羣眾的吃飯問題。
不料，好景不長。1954年6月以後，長江流域洞庭湖區又遇前所未有的特大洪水，湘陰湖區只剩一個垸沒淹，大部分堤垸漫潰，垸內一片汪洋，20多萬湖區羣眾無處安身。怎麼辦？王治國將眼光移向了山區。將湖區災民轉移到山區是個好主意，可是山區與湖區素有的矛盾又使他感到棘手。
因為地理環境的差異，山區羣眾長期過着不算富裕但還穩定的生活，而湖區飽受洪澇侵害，“十年九不收，一年狗吃粥”。貧富差異導致兩邊的羣眾矛盾重重，連山裏人到湖區去幫助扮禾也要遭受欺辱。看來，要順利安置湖區災民，先得做好山區與湖區兩邊羣眾的工作。他和縣委提出了一個口號，叫做：“天下農民是一家，有難大家幫。”湖區有了難，動員山區羣眾主動來幫忙，團結抗災，團結度荒，並創造了“借雞生蛋”的救災辦法，也就是湖區災民被安置在山區羣眾家後，借山區羣眾收完一季稻的“冬閒田”生產自救。這樣，很快把災民安置了下來，並加強了山區與湖區農民的團結。
防汛搶險、修堤治湖，王治國始終戰鬥在第一線。1954年災後省委決定治理洞庭湖，設立了全省整治洞庭湖指揮部，下轄西洞庭、南洞庭兩個分指揮部。王治國任省指揮部副指揮長兼南洞庭湖的指揮長，他在湘潭地委支持下，帶領湘潭地區、寧鄉、望城、湘陰、岳陽等地的幹部、民工、技術人員展開了治湖戰鬥，指揮部就設在湘陰臨資口鎮。
災後的冬天似乎特別長，也格外冷。即使這麼多年過去，在王治國的印象中，那一年的冰天雪地仍令他刻骨銘心。戰天鬥地、與嚴寒抗爭就是那個寒冬的全部內容。本來就缺衣少被，還得注意工地安全問題，規定工棚裏不準生火，凍得民工受不住。不想凍死嗎？那就乾脆出工吧。勞動成了禦寒的好辦法。
[2]
“英雄的人民，英雄的事業，英雄的人民治理洞庭湖。”工地提出的抗冰抗凍、戰勝困難的口號鼓動着不會被冰凍嚇倒的工地指戰員，6萬多幹部羣眾同心協力、艱苦奮鬥，戰勝嚴寒和施工中的各種困難，提前完成了治湖任務。從1954年冬到1955年春，3個多月時間，修建4道新堤，總計堤長500裏，花費土石方680多萬方，堵住7個潰口。這一年的整修卓有成效，為南洞庭湖區抗洪抗災打下了較好的基礎。
親身感受了湖南的水災之患，王治國深知興修水利之重要。1956年春王治國接任湘潭地委書記後，大辦水利成了他一項重要的工作內容，1957、1958、1959，連續3年大辦水利，攸縣酒埠江水庫、醴陵官莊水庫、岳陽鐵山水庫、寧鄉黃材水庫、湘潭花石水庫……這些今天依然發揮着作用的水利設施，都是在王治國直接領導下建設的。
1964年湘潭地區分家劃為湘潭、岳陽兩個地區，王治國調回省委任省委農村部副部長、省人民政府農林水辦副主任、省人民政府副秘書長。1965年，大型水利灌溉工程——韶山灌區上馬，華國鋒任總指揮兼政委，王治國任副總指揮兼副政委及工程黨委書記，具體負責建設施工。10萬民工上陣，1年建成通水，圓滿完成了任務，為此王治國深感欣慰。那之後，對省裏其他水電工程，如五強溪水電站、鳳灘水電、黔陽小水電、歐陽海灌區、大圳灌區、六都寨灌區、青山水輪泵以及全省水利配套工程，他都一如既往地積極支持，因為他深切地體會到：水利是農業生產的生命線啊！此外，他對綠化荒山、植樹造林、開發丘陵、平整土地等農田基本建設也付出了辛勤勞動，全省學洛塔、學野雞坪的決定，就是他起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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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治國支持袁隆平，推動第二次“綠色革命”
20年前，對於是否推廣雜交稻還存有對立的兩種意見，王治國屬積極支持推廣派。當時，他無法料到，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甚至會在國際上引起第二次“綠色革命”。
王治國一貫重視湖南的糧食生產，原因很簡單：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吃飯是第一位的大問題。餓殍載道的景象觸目驚心，捱餓的滋味痛心入骨。湖南是國家重要的商品糧基地，有責任挑起糧食增產的大梁。
有句農諺：“有收無收在於水，多收少收在於肥。”王治國篤信。他在當湘潭的地方官時，就重視抓肥料建設，積極推廣醴陵集綠肥、挖凼子的辦法，每年大搞一次積農家肥運動，叫“四勤八有”。1957年，王治國列席中共八屆三中全會擴大會議，就“醴陵企石農業社狠抓肥料建設，實現畝產過千斤”作了專題彙報。
王治國從事農村工作的時間很長。1969年秋，在“文革”中受到衝擊的王治國恢復了工作，任湖南省革委會生產指揮組農村組副組長，後任省生產指揮組副組長、省委農村領導小組組長，1977年任省委書記處書記兼副省長，都是分管農村工作。就是在這段時間，他參與了水稻雜交優勢利用的具體領導和組織工作，關注和支持了這項重大農業新科技的試驗。
對於雜交水稻的推廣價值，有人曾產生懷疑：“空殼率高，能推廣嗎？”王治國説：“事實勝於雄辯。1976年至1981年，全省累計雜交稻種植面積8550多萬畝，其中雜交晚稻7000多萬畝，共增產稻穀90億斤左右，平均畝產比常規稻要高100多斤。雜交稻的推廣迅速地改變了晚稻低產的面貌。1975年全省晚稻畝產平均只有351斤，1981年上升到537斤，其中雜交晚稻平均畝產650斤，有5個地市33個縣畝產700斤以上。省、地、縣農業部門聯合在湖區搞的7個百畝豐產示範田，雜交晚稻平均畝產784斤。”
看準了的事就抓緊幹。在應用推廣雜交稻方面，王治國下大力抓全省組織協調工作，為爭取時間，組織大量人力、財力到海南、雲南等地制種，把試驗、示範、推廣聯成一體，使農業科研、院所校和各級農業行政部門，上下左右統一起來，一條心、一股勁做好試驗示範、推廣普及工作。他經常調查研究，總結經驗，及時發現和解決問題，並對湘南、湘中、湘北分類指導。由於雜優水稻的迅速推廣，很快實現了晚稻超早稻的多年願望，為調整農業佈局和耕作制度創造了條件，促進了農業技術改革，提高了科學種田水平，使湖南省糧食生產連續登上新台階。
王治國親率省農業廳、省科委的領導同志幾次三番奔波在北京，向國務院有關部門廣為宣傳，又參加了全國雜交稻授獎大會。為了表彰袁隆平的巨大貢獻，國務院決定對雜交水稻研究設立特等獎，獎金10萬元。這次大會確立了袁隆平在雜交水稻研究中的地位。1994年，王治國當之無愧地贏得了“袁隆平基金獎”。
1983年，王治國從領導崗位上退了下來，任省顧委副主任。他仍然密切關注湖南農業和經濟發展。用他的話説，就是：“長期做農村工作的同志，對農業、對農民、對農村工作有深厚的感情。農業的興與衰、農民的喜與憂，一直縈繞在大家的心頭。農業豐收，大家都高興；農業徘徊，大家憂慮；農業減產，大家都焦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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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治國襟懷坦蕩，做一個樸實正直的人
王治國剛到湘陰時，正趕上“三反”“五反”運動。他在縣裏主持全面工作，高臣堂則在湖區領導抗洪防汛。在運動中，王治國感到領導幹部和一般幹部中有一定的對立情緒，他想，既要讓領導靠近羣眾，澄清事實，又要給他們改正錯誤的機會，即“下樓洗澡、輕裝上陣”。因此，王治國強調，一方面，縣委要統一思想，進行黨內教育，局長、科長、區委書記等各級領導要嚴於律己，深刻反省，開展自我批評，以期得到羣眾的瞭解與諒解。他自己還在《新湖南報》上就1951年結婚時買了一籮筐瓜子花生糖果招待客人一事公開檢討，雖然並未請客辦酒，但相比別人，還是“奢侈”了點。另一方面，他又號召在羣眾中做工作：“搞運動是幫助黨整風呢？還是藉機整人呢？還是團結起來，幫助領導下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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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治國性情率直，作風民主，同志們和他極易相處。當時的湘潭地委班子成員至今記得王治國那時候的一句口頭禪：“我們是大哥二哥麻子哥。”他那意思是説，班子成員水平不相上下，鼓勵大家出主意想辦法，共同商討搞好工作。因而在討論工作時，一班人都敢於講真話、提出不同意見，爭得面紅耳赤，甚至拍桌打椅也是常有的事。王治國襟懷坦蕩，從不計較，事後決不會給人“穿小鞋”，工作上該支持的一定支持，生活上該關心一如既往地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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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治國對人對己很少有私心雜念，在他的心目中始終有一杆秤，那就是他恪守的黨的原則。違背原則的事，不管是為誰，他堅決不做，因此免不了要得罪人。王治國有一個比他小五歲的外甥，從小玩鬧在一起，以後參加革命又同在一個部隊，打游擊、搞宣傳，志同道合，感情深厚，只是1949年王治國南下了，外甥留在山西老家繼續從事黨的工作。1979年，外甥帶着一雙兒女來到了王治國家，一番敍舊問候之後，王治國弄明白了他們此行的另一個打算：想在湖南找個工作。王治國很乾脆地一口回絕。外甥不相信那麼深的親情感動不了王治國，很有耐心地住下來磨，最終還是無功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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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再沒有親戚找他求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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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治國當領導這麼多年，最主要的工作方法就是實事求是，下基層，調查研究。當湘陰縣委書記時，他檢查工作會跑到鄉村、大隊、生產隊，那時候洞庭圍8個隊他跑了個遍；在湘潭地委工作時，他曾定下這麼個規矩：地委領導只留一個人在機關，其餘統統下基層，先下去，再回來研究工作，第二步要抓什麼，再下去；當了主管農業的副書記、副省長，王治國還是保持着這麼一股實幹精神。
他坐辦公室的時間很少，經常下鄉，輕車簡從，常常就是和秘書、司機三人行。他那車常常是車輪上裹卷着粘粘的泥土，車身上蒙着厚厚的灰塵。他從不擺什麼架子，下基層有縣城招待所不住，偏偏要住鄉政府或乾脆就住農民家。晚上，就着煤油燈昏暗的亮光，他找來鄉幹部、村幹部、農民座談。他説這樣才能瞭解最真實的實際情況。下基層的路線，他也盡挑小路走，還自有他的道理：大路旁的“花架子”隨處可見，走小路才能看到實際情況。
這麼不辭辛苦地奔波在基層，瞭解實情，為他制定決策或是出謀劃策提供了底藴。張家界的開發，某種程度上王治國也有一定的功勞。張家界本是林業廳所轄的一個林場，當時林業局要栽樹，森工局要砍樹，發生了矛盾，雙方吵得不可開交。王治國來到張家界林場，聽林場一個技術人員介紹了張家界的美景，再親自爬山一看：“嘿，真不愧為大自然的瑰寶！要保護，不能再砍林了，否則，要貽誤子孫的啊。”回到長沙，他便四處遊説，廣為宣傳，引得一個個省領導慕名而去，張家界的保護、旅遊開發工作便一步步展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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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治國人物評價
王治國同志對黨忠心耿耿，把畢生的精力貢獻給了共產主義事業。他對共產主義崇高理想和偉大事業堅定不移，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時期的嚴峻考驗。他對黨的事業無比忠誠，工作兢兢業業，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上，出色地完成了黨和人民交給的各項任務。他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時刻牢記黨的宗旨，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光輝的一生，是為黨和人民的事業無私奉獻的一生。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優良作風和光輝業績，將永遠銘記在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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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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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王治國同志逝世 ．湖南日報數字報刊[引用日期2022-10-15]
- 2. 肖綺暉.奉獻,在遠離家鄉的紅土地上——王治國在湖南[J].湖南黨史,2000(02):40-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