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武龍

1962年9月，南京林學院林化系林產化學工藝專業學習；

1967年8月，留校待分配；

1968年8月，江蘇紅旗農場勞動鍛鍊；

1970年2月，徐州電解化工廠技術員、技術科科長；

1977年8月，徐州市化工研究所副所長；

1980年3月，徐州市氣體廠副廠長；

1981年5月，徐州市化工廠黨委書記；

1983年3月，徐州市委常委、副市長；

1984年7月，徐州市委副書記、副市長；

1989年10月，徐州市委副書記、代市長；

1990年4月，徐州市委副書記、市長；

1991年5月，江蘇省計經委副主任、黨組副書記；

1992年8月，江蘇省計經委主任、黨組書記；

1993年5月，南京市委副書記、代市長；

1994年3月，南京市委副書記、市長；

1995年6月，南京市委書記；

1996年11月，江蘇省委常委、南京市委書記；

1998年1月，江蘇省委常委、南京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

2001年10月，江蘇省委常委、南京市人大常委會主任；

2001年11月，南京市人大常委會主任；

2003年1月起，江蘇省九屆人大常委會黨組副書記 ^[1]  。

黨的十四大、十五大代表，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十屆全國人大代表，省九屆、十屆人大代表 ^[1]  。

王武龍的落馬緣於曾經跟隨他多年的貼身秘書傅成的案發牽連。

在2005年下半年，南京市紀委在調查一起案件中帶出了時任南京市玄武區區委副書記、區長傅成的腐敗線索，於是便開始着手做外圍調查。

到2006年初，江蘇省紀委的同志按照通常的調查程序，也是出於對時任省人大黨組副書記、副主任王武龍的尊重，向他了解他的秘書傅成的有關情況，同時也想證實一下有關對他秘書傅成的反映是否屬實。

儘管這種瞭解並不能説明什麼，最多也是一種例行公事而已。當然，從理論上假設，王武龍行事公正的話，或許他會發現自己的秘書曾經有過什麼不檢點的事，可以大公無私地向紀委的同志提供一些線索，便於紀委進一步調查。但這也僅是理論上的假設，事實上不但不可能會出現，而且由於主僕二人的緊密關係，王武龍在得知這一消息後顯得很不高興，他幾乎是出於一種本能反應似的堅定地説：“我以黨性保證，我的秘書沒有什麼問題，傅成根本不會做這樣的事。”

然而，江蘇省紀委並沒有因為王武龍的保證而停止對傅成的調查。事實上，有關傅成問題的線索已經足以對傅成採取“兩規”措施。

當王武龍得知前秘書傅成被“兩規”的消息後，不禁冷汗直冒，久久説不出話來。

王武龍在南京經營多年，任上曾有過多名秘書，其中傅成是跟他時間最長的一位，也是關係最密切的一位。然而，最不希望出事的人偏偏就這樣出事了。他不得不開始擔心起自己的處境來。

傅成在王武龍手上幹了多年，職務從副科級秘書一直幹到處級秘書。由於組織部門一直將領導人的秘書職務按實職對待，因此傅成相當於在王武龍身邊幹到了處長（正處級秘書）。當然，王武龍是不會虧待自己的秘書的，由於傅成已年近四十，再幹長久也不是個事。於是，在他換秘書時，暫時將傅成安排到了看上去不怎麼顯眼的南京市外事辦當了一名主任。這個位置使傅成經常有機會到境外走走，陪陪來自五湖四海的客人。但是，這個部門畢竟地位不高，呆久了還是不行。於是，到了2004年7月，在本人的多次請求和王武龍的運作下，傅成被調到南京市中心城區的玄武區擔任區委副書記、區長。這個位置當然與外事辦大不相同了，按常理推測，再幹段時間，他可以繼任區委書記，然後向南京市副市長的位置上衝刺。畢竟，他還只有四十出頭，而且也很有背景。

想不到，這位長期在領導身邊工作的年輕幹部，在學會了領導工作方式方法的同時，也極不應該地學會了一些權錢交易的手段，在有些方面甚至還有所創新，有所發展。

作為中心城區的玄武區，前來投資發展的企業不少，搞房地產生意的商家也不少。負責經濟工作的傅成手握大權，但沒有把握好自己，有時甚至以為有高層領導為他撐腰，更沒有把黨紀國法放在眼裏。由於收受了一些不法商人的賄賂，在另一起案件中被扯了進來，從此惹上了麻煩。

讓他想不到的是，反腐敗的力度如此之大，以至於王武龍最終沒有能夠保住他。

在紀檢機關強大的政策攻勢下，他意識到自己只有向組織上檢舉揭發、立功贖罪才是獲得從輕處理的惟一道路。畢竟，紀檢機關掌握他的犯罪數額已經有數百萬元，這可是一筆大數目呀。但是，這筆數目還是有彈性的，如果繼續深查，可能還會罪上加罪，麻煩越來越多；如果從輕處置，有的未必要按受賄處理。因此，他的認罪態度同樣非常重要。

於是，他向紀檢機關交代了他所瞭解到的有關王武龍違法違紀問題的事實 ^[2]  。

2006年10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布公告稱，江蘇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王武龍因嚴重違紀，收受賄賂，並干擾紀檢部門辦案，已涉嫌犯罪。江蘇省人大常委會罷免了王武龍的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職務。依照代表法的有關規定，王武龍的代表資格終止 ^[2]  。這之後不久，王武龍受到了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 ^[3]  。

2006年下半年，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定，王武龍涉嫌受賄一案由安徽省檢察院立案偵查。2007年5月23日，安徽省檢察院依法指定合肥市檢察院審查起訴。2007年12月3日，合肥市檢察院將此案提起公訴。

2007年12月19日，江蘇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王武龍受賄一案在安徽省合肥市中級法院開庭審理，檢察機關指控其於1995年初至2006年6月間，利用職務便利非法索取或收受有關公司負責人給予的賄賂款共摺合人民幣683萬餘元，併為其謀取利益。庭審進行到下午5點鐘結束，法庭將擇日進行宣判 ^[3]  。

根據檢察機關的指控，1995年初至2002年4月，王武龍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江蘇金大地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辦理黃埔項目土地出讓手續、減免土地出讓金、土地置換手續以及會見外商等事宜提供幫助。為此，王武龍先後9次收受該公司負責人朱某給予的人民幣200萬元、港幣20萬元、美元2萬元，摺合人民幣237萬餘元。

1997年初至2006年6月，王武龍利用職務便利，為力聯集團有限公司承攬寧高一級公路Ｋ7標段工程、南京長江第二大橋南汊橋景觀照明工程、收購南京南北建設實業總公司、追要欠款及緩交土地出讓金等事宜提供幫助。為此，王武龍先後8次索取或收受該公司負責人翟某給予的人民幣共計445萬餘元。檢察機關認為，王武龍受賄情節特別嚴重，應以受賄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庭審從8點30分正式開始。據旁聽人介紹，整個庭審過程中，王武龍的認罪態度“絕對不好”，對於檢察機關指控的絕大部分受賄犯罪事實均予以否認。鑑於王武龍的當庭表現，公訴人在發表公訴意見時建議法庭對其“從重處罰”。最後陳述階段，王武龍僅就無法辯解的事實輕描淡寫地表示了一下懺悔 ^[3]  。

2008年1月31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級法院依法對江蘇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王武龍受賄案作出一審判決，以受賄罪判處其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4]  。

法院經審理查明，１９９５年初至２００６年６月，王武龍利用其先後擔任南京市市長、南京市委書記、江蘇省委常委、南京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和江蘇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職務便利，為兩家公司謀取利益，索取或非法收受上述公司負責人錢款共計摺合人民幣６８３萬餘元。案發後，王武龍親屬退繳贓款人民幣１３０萬元，偵查機關扣押其用贓款購買的轎車一輛。

法院認為，王武龍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受賄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論罪應當判處死刑。根據其犯罪的情節和對於社會的危害程度，對其判處死刑，可不立即執行，遂依法作出上述判決 ^[4]  。

王武龍是落馬官員之一粟，級別不是最高，貪污腐化程度也不是最大，本不值得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但是看看下面的一些描述，想不記住這個人都難。被王武龍砍掉的那些樹大多植於清朝和民國時期，已經存活百年，它們對於南京的意義絕不僅限於避陽遮陰。王武龍在南京任上時，為“亮化城市”口號見到實效，包括他在內的一些官員想到了砍樹，認為只要把這些遮住商場霓虹燈光的樹幹掉，才有利於塑造大都市形象。結果，樹沒了，城門矮了，整個城市就像是一座“明晃晃”的毫無自然景觀可言的“光桿城市”。有市民説，“當年國民黨當政時候種植的法國梧桐大概差不多給砍掉了一半。”人們戲稱王武龍為“砍樹王”。

只是砍一些樹其實遠夠不上“砍樹王”的派頭，得有一種砍樹的情結和氣質才配此名號。王武龍畢業於南京林學院(現南京林業大學)林化系林產化工專業，與樹的關係不淺，當然了，對樹也是十分的瞭解，王砍樹雖出於經濟和政治目的，但很容易給人一種聯想，很容易激發民間的發散性思維，認為是不是專業本性使然。對於王的砍樹工程，有人就不無幽默地説“我看他是砍伐系畢業的吧？”“砍樹王”則語義雙關，那種欲諷無諷的朦朧感覺真是奇妙，南京市民的智慧令人讚歎。

王武龍並不只是砍樹，他比較擅長的還有修建豆腐渣工程。比如他在主政南京時花大力氣修造的鼓樓隧道，儘管並非一無是處，發揮了一定功能，但問題仍然較多，小修家常便飯，大修連續不斷，南京人在認識這一隧道的過程中就交了不少學費。最近一次大修時，一位自稱建設系統老員工給鼓樓隧道算了一筆賬：當初建隧道的時侯預算不超過1個億，由於一邊設計、一邊施工、一邊規劃的工程實施操作，直接造成工程預算不斷增長。現在前前後後共花了近4億元人民幣，現在又要花4100多萬元大修，真不如填平恢復路面。對於工程建設質量差，常年滲水漏水的鼓樓隧道，南京市民更是無奈地稱之為“武龍洞”。

人民的智慧是驚人的，“砍樹王”、“武龍洞”幾乎概括了王武龍的政治生涯，形象貼切。我們所處的社會，官員的墮落能力似乎要超過人民承受能力，所以不開動腦筋，不為每個落馬官員製作一個身份標籤，我們可能會在無奈中漸漸麻木，最後導致社會的崩潰。人民羣眾作為官員的服務對象，他們的認識水平和敏感性走在社會的前列。原天門市委書記張二江被羣眾直呼“五毒書記”，福建省周寧縣原縣委書記林龍飛被羣眾戲稱為“三光書記”，還有程維高、馬向東、馬德等等這樣一大串可脱口而出的名字，莫不都是人民羣眾早就為他們做好了身份標籤。被人民提點和暗示的腐敗大案，總藴含着豐富的地震學知識，人民的作用堪比地震儀。

如果要給落馬官員建一個目錄，造一個索引，最偉大的編撰者是人民。那時我們要在腐敗的長短歷史中選擇一個案例對象時，就能像在圖書館裏尋找一本書一樣簡單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