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欣夫

王欣夫先生，名大隆，字欣夫，號補安，後以字行。祖籍浙江秀水（今嘉興市），後其祖移居江蘇吳縣（今蘇州市），遂為吳縣人。先生誕生於清朝末年，未受科舉洗禮，亦未接受新學薰陶，年輕時隨吳江著名文學家金松岑學習國學，後又到金的老師吳縣曹元弼處學習經學。曹為前清翰林院編修，是專精三禮的經學大師，先生從其受業，故對三禮亦有專門研究。學業有成，應蘇州女師聘請，在該校任教。後又應上海聖約翰大學之聘，任國文教授。

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轉入復旦大學中文系。畢生從事於中國古代目錄、版本、校勘之學，培育的學生中有不少是中國文獻學專家或教授，原丁芝孫藏陳少章、何義門親批之《唐詩鼓吹》歸其所有，又藏翁方綱未刊稿《四庫全書提要》副本，王澍手書原本《積書派摹古帖》等。

抗戰期間蟄居上海時，與趙詒琛等合輯以干支紀年命名的《甲寅叢編》等叢書七部，其內容以吳門文獻中未刊稿為主，兼及舊刻罕見者。室名二十八宿硯齋、蛾術軒(有《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及《題跋》)。

1966年因患肺炎去世。

王欣夫先生生長在一個書香家庭，先世以經商致富，但其曾祖父已經邊經商邊學文，亦商亦儒，並撰有《資敬堂家訓》二卷。其父王祖詢則開始走上從政道路，家中已經有藏書數千卷，著名的有宋本《陶淵明集》、小字本《通鑑紀事本末》、餘仁仲本《周禮鄭注》等宋元刻本三十餘種。《四庫叢刊》所收明弘治本《陳伯玉集》，亦為王氏“二十八宿硯齋”中的故物。 受家庭環境和師友薰陶。王欣夫年輕時就養成了對古籍文獻的濃厚興趣，授課之餘，以收集資料、校勘古籍為樂。對文獻資料先生不僅勤於收集，使其不致散佚，並且致力於刊刻傳佈，使其發揮應有作用。

做為一個藏書家王欣夫在收藏圖書方面付出了畢生精力，同時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先生一生過眼善本無數，有的購藏，有的抄錄，於各書作者的時代、學術、行事以及傳承過程中相關的學者活動，都有翔實的記錄。在去世之前，抱病為自己手頭所藏的部分善本圖書撰寫了一部近萬字的藏書目錄——《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顯示了他的藏書特色。《書錄》所著錄的善本有一千餘種，計二百餘萬字。先生於1966年因肺炎去世，這部積其平生所學的著作只是一部未經整理的稿本。 後經鮑正鵠和徐鵬（王欣夫先生的入室弟子）整理出版。

王欣夫先生誕生於清朝末年，未受科舉洗禮，亦未接受新學薰陶。

早年受業於吳縣著名文學家金松岑學習國學，後又從金的老師吳縣曹元弼處學習經學。曹為前清翰林院編修，是專精三禮的經學大師，王欣夫先生從其受業，故對三禮亦有專門研究。學業有成，應蘇州女師大聘請，在該校任教。後又應上海聖約翰大學的聘請，任國文教授。

1936年-194年間，社會動盪不安，環境十分惡劣，先生克服重重困難，與友人一起輯印了自《乙亥叢編》至《辛巳叢編》的七輯叢編，收書七十餘種，保存了一批流傳稀少的文獻資料。同時還輯印了黃丕烈的《蕘圃藏書題識續錄》《再續錄》《蕘圃雜錄》和顧千里的《思適齋書跋》《補遺》《思適齋集補遺》《再補遺》等，並寫有《黃蕘圃先生年譜補》，為這兩位清代最著名的大藏書家和校勘家提供了一份較為完整的研究資料。

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轉入復旦大學中文系，任中國古典文獻學教授。

晚年書齋名“蛾術軒”，取自《禮記·學記》“蛾子時術之”，收藏古籍珍本善本甚多。蛾術軒是王欣夫（大隆）先生晚年書齋名，取自《禮記·學記》“蛾子時術之”，原意是，小螞蟻學大螞蟻勤銜泥以成蟻冢，比喻勤學。又因清代學者王鳴盛撰有《蛾術編》，故含有仰慕清代樸學之意。

文革時被關進牛棚。1966年因患肺炎去世。

王先生所專是文獻學，而文獻學家往往兼做藏書家。王欣夫先生喜歡藏書，藏有許多珍貴的版本，如清濟陽張爾歧傳撰的《周易説略》4卷，是康熙己亥徐志定真合齋磁活字本。這種磁活字本，就是用磁土燒成的活字印的書，在印刷史上很有價值，而且存留不多，是很珍貴的。王欣夫先生愛書成癖，有時不惜靠典當來購書。比如，王澍的積書巖摹古帖，原來有一半在皇宮南書房，另一半歸無錫華氏。後華氏析產，兄弟各得一半。欣夫先生買了一半，後來再買另一半時，因索值頗奢，手頭錢不夠，是王師母典當首飾幫他買下來的。

有一次，文化部文物局長鄭振鐸到上海時，會見王先生，請他將當時認為是存世孤本的磁活字版《周易説略》捐獻出來，由文化部給三千元獎金（相當於他一年的工資）。王先生率真地回答説：“我自家還要白相相（玩玩）”。他的書，幾乎就是他的命。可惜的是，文革浩劫中，王先生的不少藏書被不當的處理，很多已經無處可尋了，這不僅是王先生的悲哀，也是中國文化的悲哀。 ^[1] 

1966年去世後，值“文化大革命”開始，家屬為免招“破四舊”之禍，經與某舊書店聯繫，論斤出售所藏，裝去滿滿兩卡車。後為復旦大學中文系徐鵬教授聞知，迅速趕至寓所，將正在陸續捆載裝運的書籍攔下，經一一翻檢，將其中的稿本、明刻本、手校本全部留下，載至中文系，再由大學圖書館作價購下。藏書中名人稿本、鈔本、批校本居多，如吳雲稿本、鄭文焯稿本六種，曹元忠稿本，錢大昕、焦循、趙詒琛、潘祖蔭等人的校跋本等，劉氏嘉業堂的舊鈔本亦不在少數。輯有黃丕烈、顧廣圻題跋《黃顧遺書》、胡玉縉《四庫目錄補正》、《許廎學林》等，又增補並糾正葉昌熾《藏書紀事詩》數百條，經徐鵬整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室名“學禮齋”、“蛾術軒”、“二十八宿硯齋”。

王欣夫先生是老師，曾和劉大傑先生共同講授中國文學史（古代）。他任課之初，曾分批在家接見學生。一一問了姓名之後，勉勵大家認真刻苦學習，紮紮實實打基礎。王先生給學生開文獻學選修課，講出來的知識、材料，大多是學生所不知道的。

文革開場不久，王先生被關進“牛棚”。除了奉命背“老三篇”、“紅寶書”外，天天被斥罵，被批鬥，被責令寫認罪書，被逼迫互相揭發。王先生唸的認罪書，或者不得已“批判”別人，説來説去，就是“資產階級思想”，“應該老老實實承認錯誤”之類，很不夠“意思”的三言兩語。他這個與世無爭、不關心政治的人，就不肯説或者不會説，以致往往被喝斷，甚至依次發言時跳過他去，免得沖淡“你死我活”的氣氛。

秋涼之後，他因為只有一葉肺，從宿舍到“牛棚”，不到一里路，每坐下來，都大口大口地喘氣好久，我這個難友看了，竟忘了自己的受罪，為之心疼不已。可當權者及其操縱的紅衞兵頭目，要表忠心要“革命”，就不肯免了他。

有一天，他拿了一個布包，放在桌上。在大家照常受到一通斥罵之後，他破例第一個發言説：“我把家裏的金銀財寶統統都拿來上交了。”布包沒有完全掀開，大家沒看清裏面是些什麼，大約是家屬的首飾罷。也許，他希望整人者能以此免了他天天來“牛棚”的懲罰；也許，希望以此換得不要毀了他那些藏書的默許。沒多久王先生患肺炎，“過去了”。

王欣夫先生是一位藏書家，不管客觀環境如何困難，他總是設法克服全力以赴，從而保存了一批珍貴的文獻資料：更值得稱讚的是他還是一位實踐家，親身參加了對文獻資料的輯錄、整理、校勘、刊刻等工作。是一位在目錄、版本、校勘方面有卓越成就的專家。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