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棟

一、王棟先生畢生從事畜牧科學、草原科學教學和研究。是中國著名畜牧學家，草原學家，動物營養學家，農業教育家。中國早期動物營養和家畜飼養學開拓者，中國草原學科奠基人。為中國種植業與養殖業結合的現代農業思想作出了貢獻。

1906年10月24日　出生於江蘇省崇明縣； 1923－1927年　南通農科大學學習；

1927－1929年　南通農科大學助教；

1929－1936年　上海國定税則委員會工作；

1937－1941年　考取庚款公費留學英國，獲愛丁堡大學博士學位。出國前專程考察了山東、河北、察哈爾、山西等地農牧業；

1941年底－1942年春，二戰正酣，橫貫大西洋，太平洋，冒險乘船40多天回國；

1942年任貴州農工學院教授兼教務主任；

1942－1946任西北農學院教授兼畜牧系主任；

1946－1949年任中央大學畜牧獸醫系教授兼系主任，兼任中央畜牧實驗所研究員、營養系主任（短期兼任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專員）；

1949－1957年任中央南京大學、南京農學院(南京農業大學前身)教授，兼畜牧獸醫系主任。

1957年5月5日逝世於上海華東醫院。

前50年，國家和民族處於深重災難之中。王棟先生降生於辛亥革命的紛亂年代，接着是兩次世界大戰全球性戰亂，在國內是無止無休的軍閥混戰和各帝國主義從未間斷過的侵略，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血腥侵略。王棟先生度過了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最後經過艱苦的全國解放戰爭，迎來了新中國。

後50年，絕大部分發展情況王棟先生沒有看到。王棟先生51歲去世，英年早逝。但他充分利用了生命的最後10年，尤其解放後的五、六年，有了比較安靜的環境，有了簡陋但是專用的實驗室，有了走到農村牧區去，把科學奉獻給祖國的機會。這是王棟先生的黃金時段，肩負着沉重的負擔，取得了教學、研究的豐收。幾乎每年一本專著，總計達190萬字。

王棟先生的工作條件

? 王棟先生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工作的：

工作環境：社會（解放前－解放後）動盪，在學校、家庭、辦公室、實驗室範圍內活動。

工作任務：作為系主任，承擔畜牧獸醫系的系務；承擔本科生，研究生教學；培養青年教師，進修生；實驗室、試驗地建設；參加大量政治運動和學習。

家務：侍奉高齡多病的母親。

? 科學研究——緊密結合教學、生產：

進行牧草栽培，牧草加工方面的研究。在西北農學院製作了中國黃土高原的第一窖青貯飼料，在南京又作了玉米、野草、苜蓿、浮萍等青貯試驗，分析化學成分，進行飼養試驗。經費很少，體力勞動繁重，總是親自到場操作；

調查蘇北鹽城地區飼料資源，在此基礎上進行了“鹽蒿籽餅餵豬”、“糠粉的飼用價值”等研究；

1951年，在甘肅皇城灘大馬營草原進行了調查研究；

1952年，在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進行草原調查研究。

? 著述條件：

用毛邊紙，沒有稿紙；

用毛筆，不能用鋼筆等硬筆；

用手寫，沒有打字機，微機；

用手搖計算機和計算尺，沒有微機統計軟件；

裝訂，自己用錐子線繩裝訂成冊。王棟先生曾對我感慨地説：“寫書，很不容易。常説‘筆耕’，真是一筆一筆、一點一畫地‘耕’”。就是這樣，一年編寫出版一本專著。

* 20世紀40年代，他首先把植物—動物生產這一現代草原學的核心和精髓介紹到中國來，並親自探討了植物—動物生產的幾乎全過程。其中包括牧草、草原、動物營養、農畜飼養以及種植業和養殖業結合等各個領域，並寫出了一系列科學專著。

* 注意了草原與環境的關係。“草原的形成受風土的影響，風土的情況足以改變草原，同時草原的盛衰亦足以影響風土”，“草原的利用管理不僅要適應自然環境，亦與社會情形有不可分割的關係。草原的利用管理視牧場的經營目標定其內容，而牧場的經營目標又視社會情形定其重點”。把土、草、畜、環境(風土)及社會作為一個整體考慮，這已是草地農業生態系統思想的萌芽。

關注動物營養學理論及其應用的研究

* 所著的《動物營養學》達到當時的最高水平，作為大學叢書在商務印書館出版。

* 進一步將營養學原理應用於家畜飼養科學。當時世界流行的莫爾遜飼養標準，以總消化養分(TDN)為指標，王棟認為其中有些養分以甲烷等氣體及尿液的形式排出體外，總消化養分系統不盡合理，因而制訂了以代謝能(ME)為指標的王氏飼養標準。

* 為了使營養學原理在生產中應用，創造了碳水化合物與脂肪分解百分比的“王氏查對圖”，可以根據呼吸熵很方便地查出脂肪與碳水化合物的分解量。

* 發明了配合農畜日糧用的“配料標尺”和“配料盤”。這是以後許多同類方法的濫觴。

* 認真探討威廉士的草田輪作系統。他收集了當時所能看到的文獻，認真思考，寫出了《草田輪作的理論與實施》專著。對大農業的概念從一個側面作了闡述，表達了他對植物生產與動物生產兩者之間加強聯繫的執著追求。

* 當時米丘林和摩爾根的爭論正在進行，他也曾經企圖在牧草育種領域有所探討，但論據不足而中止。

* 針對中國根深蒂固的單一穀物農業系統，王棟先生提出種植業必須與畜牧業結合，這在當時可謂獨具慧眼。他把挑戰寫在專著的扉頁上：“無草，無牛；無牛，無糞；無糞，無農作”，“肉皆是草”。

* 面對中國單一穀物生產的舊農業系統，把“糧食不過關不能發展畜牧業”當作真理的年代，對超穩定傳統農業的挑戰需要勇氣。

王棟先生面對的是超穩定傳統農業

古代社會的基本特徵：一是農耕，一是戰爭。“耕”、“戰” 並列。

馬克思：“古代人一直認為農業---是訓練士兵的學校”。

中國模式尤其突出：“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 ， “國之所以興也，農戰也。”《管子》。

“土地－農民－戰爭”歷史上源遠流長，也曾經取得重大成就。

秦代商殃：“墾草”興農，在黃河中下游沖積平原，將林緣草地開墾種植穀物，寓兵於農，國勢大強，秦始皇由此統一六國。

漢代：“闢土殖穀曰農”，重農業輕工商，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政策結合，發佈“告緡(min) 令”，建立了空前強大的中央集權大帝國。由單一穀物農業發生的糧－豬農業系統更加鞏固。

建國以後“以糧為綱”：以糧為綱的單一穀物生產，將大部分食物資源、土地資源排斥在外，導致資源浪費與資源匱乏並存，這個病態農業系統又作用於病態食物系統，反過來，病態食物系統加劇病態農業系統。兩者互相激盪，愈演愈烈，導致全國上下為三農問題所困擾。王棟先生半個世紀以前提出的“肉皆是草”的聲音真是“空屋足音”，多麼難能可貴！

一是境界高。他是以天下為己任的。1950年我從南京去西北工作時，王棟先生送我一副對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與牛羊同居，與鹿豕同遊”。這是對我的教誨，實際也是王棟先生自己的抱負。在逆境中磨礪自我，在順境中，抓緊時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條件，奮力拼搏直到生命最後一刻。他揹負了歷史使命，把自己同祖國和草原科學融為一體。

二是將崇高境界落到實處，塑造了科學家修養的典範。富於親和力和標誌型的長者風範；具有卓越的組織能力（自我組織和集體組織），是優秀的學術領路人；對新事務高度敏感，善於自我更新，具有開拓而又實幹的治學精神。具有敦厚、博大、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豐厚積累，這是最根本，也是最難達到的。對照當前淺薄浮躁之風，有重要示範意義。

王棟先生誕辰80週年時《中國草原與牧草》（《草業科學》前身）編輯部發了社論，王棟先生的助手、學生們寫了紀念文章，記述了王棟先生在教學、研究和培養人才方面的突出成就。錢學森先生看了這組文稿，來信説“我看王棟先生才是真正的草業科學奠基人”。草業科學的奠基人錢學森回溯草原科學的奠基人、草業科學的先行者王棟並尊為草業科學奠基人，這是難得的歷史機緣。意味着從草原科學到草業科學的圓滿過渡。

可以告慰於王棟先生的是，王棟先生身後50年來，儘管還有不盡如人意處，但草業已經展現了美好壯闊的前景。

王棟先生奠基的草原科學已經發展為草業科學。

王棟先生生前企望大學中的草原科學專業、專業刊物和專業研究單位，不但已經建立，而且不斷髮展、壯大。

更重要的是在杜青林部長和洪紱曾名譽理事長領導下，《中國草業可持續發展戰略》已經制訂，草業必將納入國家產業主流而成為朝陽產業。

在2004年的草原學會年會上，我本人以“杞人憂天，草人憂地” 為題曾作一簡短髮言：

一憂——糧食安全又要走老路；

二憂——草業科學不做試驗往上浮；

三憂——理論誤導不往正路走；

四憂——科技人員不讀人文書。

這四個憂慮中有三條與學風有關。我想我們一定能夠學習王棟先生的敦厚、博大，改進我們的學風，不辜負大好時代賦予我們的使命。

讓我們沿着王棟先生的足跡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