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柏棟

王柏棟父親王克明,是一個讀過書的農民,以農為本,間或也經營點生意。清末民初的商洛山區,兵匪如麻,生靈塗炭,哀鴻遍野,民不聊生。王老先生從親身的經歷中體會到,只有在城市碼頭地方經商,才可以免遭兵匪的侵擾。因此,在柏棟來到這個家庭後,父親一心一意地供養他上學,希望他有了文化後再出外學商。10歲始,柏棟就讀於舅父家所在地龍駒寨百頃灣私塾,因為他天資聰穎,深得塾師喜愛。不久，馮、蔣、汪相勾結，鎮壓工農革命，他即憤然離隊，在河南省荊紫關學商，聞知楊虎城在南陽辦教導隊，便欣然再次從軍. ^[1] 

1929年夏，王柏棟畢業於商洛鎮西的兩嶺小學。畢業後，父親執意把他送到河南荊紫關其岳父處當學徒、做生意。父命難逆，王柏棟雖然進了生意鋪，卻十分厭惡遞煙端水、算賬賣貨的經商生活，他勉強當了四個月學徒，便瞞着岳父，來到楊虎城屬下的楊子恆部當兵。因他勤奮苦練，又有文化，受到補充第四旅旅長的楊子恆的賞識，留在身邊當勤務兵。不久，適逢楊虎城將軍在南陽辦教導隊，楊子恆便保送王柏棟去南陽參加學習。由於教導隊的骨幹多為共產黨員，他的心情十分舒暢，政治覺悟大為提高，1930年6月在南陽教導隊第二中隊，經閻維良、王允端介紹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這年春節王柏棟返鄉探親，對當兵一事向父親做了耐心的解釋。父親説：“自古當兵沒好人，你為啥不學生意去吃糧?”王柏棟答：“兵有孬有好，梁山上的好漢也是當兵，你説是孬是好?”父親説：“要説梁山上的兵，當然是好的。”王柏棟答：“我當的這兵，比梁山的兵好得多。”父親説：“這麼講，你這次當兵當對了。”王老先生打消了疑慮，對兒子表示了由衷的支持。

1930年，國民黨軍閥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混戰中原，楊虎城第十七路軍奉命討伐馮玉祥，由南陽開赴洛陽，繼而進駐西安。這年10月，經十七路軍中黨組織介紹，王柏棟與中共陝西省委軍委士兵工作委員會接上了黨的關係。根據組織安排，在教導隊學習結束後，王柏棟仍回楊子恆旅。這時，該旅已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三十八軍第十七師第四十九旅，王柏棟先後任見習警衞排長、連長。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侵我國土，“收復失地，還我河山”，古城西安抗日怒潮風起雲湧。地下黨組織利用各種形式，積極宣傳抗日救國，號召廣大人民羣眾驅逐日本侵略者。王柏棟通過在陝西第一師範學校學習的學友米信公將《告西安各界人士書》、蘇聯《真理報》(中譯版)等抗日救國傳單秘密地散發到學生中，進一步激發了廣大愛國師生的鬥爭積極性，陝西第一師範學校、省立一中、省立二中，以及市高中等校廣大師生，先後掀起了“驅逐師範學校校長侯培蒼”、“反對蔣介石在西安設建陪都”等學潮。

1932年2月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正式成立，王柏棟任警衞隊政委。1933年調任紅二十六軍渭北游擊隊指揮部第一大隊第二分隊長。一大隊改編為紅二十六軍第四團後，先後任連政治指導員、連長、團參謀長、團政委。不久，奉命到陝北蘇區，在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邊臨時總指揮部參謀處工作；11月，任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第三團第一連政治指導員。1934年春，任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直屬機炮連連長。

1934年秋，王柏棟回陝南漢中、商洛一帶調查地方情況。在家鄉，他利用一切機會做羣眾工作，給其學友米信公、劉煥堯等送《社會發展史》等革命書籍，宣傳馬列主義的真理；給其二弟柏楨贈《政治常識讀本》；給商洛鎮民團頭目、他的故舊張虎森講團結抗日的道理；勸説在地方民團當班長的三弟柏梁多學軍事技能，待將來時機成熟時拉部隊參加革命。在此期間，他一心一意地完成黨交付的革命工作，白天，走親串鄰，東村進，西村出；夜間，總是雞叫後才和衣而睡。妻子埋怨，他勸釋；父母不解，他道歉。10月29日，他用墨筆在其家房檐牆上寫了“為了人類未來的光榮，終要度此血的慘辜生涯”等誓言，表示了革命者為了全人類的解放，不怕困難，視死如歸的決心。就在王柏棟回鄉瞭解情況期間，紅二十五軍長征轉戰到陝南商洛，大部隊西進後，留下了一支30多人的小分隊，在隊長程啓文領導下，活動於洛南與商縣交界的孫家山(今屬丹鳳縣)一帶，而國民黨軍隊亦正準備對此三路“圍剿”。得知這一情況後，王柏棟一方面對商洛鎮民團團總張虎森曉以大義，要他幫助紅軍小分隊，然後，又冒雪奔上30餘里外的孫家山，和程啓文取得了聯繫，促成雙方達成互不侵犯協議。後當敵軍“圍剿”孫家山時，由於張虎森事前送了情報，小分隊立即轉移到外線作戰，避免了損失。

9月初，紅二十五軍到達陝北，在所謂的“肅反”中，王柏棟同紅二十六軍大部幹部被錯誤關押在“瓦窯堡監獄”。他在獄中渡過了一個多月。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吳旗鎮，毛澤東主席派周恩來親自去接管了“瓦窯堡監獄”，很快處理了這一大錯案，全部釋放了在押人員。王柏棟被釋放後到紅一方面軍工作，後任總政治部地方科科長。1936年6月又調任紅十五軍團總政治部地方科工作，後任敵工部科長。西安事變後，王柏棟隨紅十五軍團南下商縣(今商州市)。因他是本地人，情況熟悉，仍搞地方工作。 ^[2] 

1937年2月初，紅十五軍團北上甘肅慶陽整訓，準備抗日。王柏棟因身體狀況不佳，奉命留陝西省委做地方工作(對外稱中國工農紅軍駐雲陽鎮的前敵總指揮部民運部幹部)。8月底，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開赴抗日前線，遂在雲陽鎮建立了八路軍一一五師留守處，王柏棟任地方科科長。盧溝橋事變後，中共中央發出號召全國人民一致抗日的通電，抗日烽火遍燃祖國大地。此時，王柏棟正患病在牀，但他絲毫未考慮自己的身體，一再向組織要求赴鬥爭第一線殺敵。根據工作需要，中共陝西省委派時為省委地方科科長的王柏棟為中共商洛工委書記。於是，他立即於1937年11月返回故鄉，開展抗日救亡運動。12月下旬，即參加了省委在涇陽雲陽鎮召開的傳達中央政治局關於洛川會議精神的擴大會議。雖然早在1927年中國共產黨曾於商縣、龍駒寨建立過兩個特別支部，1932年紅四方面軍和紅三軍過境商洛，1934年紅二十五軍入陝建立以商洛為中心區域的鄂豫陝蘇區。但是，自紅軍撤離後，這裏的鬥爭又變得複雜險峻起來，地主階級勾結國民黨地方政權，瘋狂地向蘇區人民舉起了屠刀。原來建立的黨組織被迫停止了活動，一些黨員也因之和黨組織失掉了關係。面對這種情況，王柏棟依據羣眾受紅軍影響易發動的特點，以兩嶺小學為據點，向師生教唱抗日救亡歌曲，開展抗日救亡宣傳，從中發現與培養知識分子。接着，又把活動範圍擴大到龍駒寨、商縣的一些學校及商洛鎮一帶的農村和聯保組織內。經過一段時間發動工作，先後建立起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抗敵促進會、國難研究會和婦女救國會等抗日羣眾組織，在此基礎上，積極慎重地發展了王連成、劉丹東、彭一民、米信公、周文斌、王士哲、鞏德芳、薛興軍等一批共產黨員，建立了商洛鎮、兩嶺村、商縣中學三個黨支部和龍駒寨黨小組。到1938年6月底，中共商洛工委發展黨員30餘名。並有計劃地把王連成、劉丹東等共產黨員和部分“民先隊”員派往中共中央黨校、抗日軍政大學、安吳堡青訓班及省委黨員訓練班學習，為商洛山區以後的艱苦鬥爭培養了大批骨幹力量。

在積極建立各種抗日羣眾團體和發展黨組織的同時，王柏棟面對現實，把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生動地運用於商洛山區的實際，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和黨員們廣泛結識具有進步傾向的知識分子王佑卿、劉清源、劉筱齋，和地方民團頭目及一些有影響的人士如王建三、劉松林等交往，向他們宣傳中國共產黨的各項抗日政策。在龍駒寨一帶工作有了進展後，他又及時地把工作範圍擴大到豫鄂陝邊界地區及商洛西部山區。先是派其弟王柏梁和謝華等去商南大嶺觀，和在這裏活動的共產黨員魏志毅聯繫，商籌建立豫鄂陝抗日遊擊縱隊事宜，雖因敵人破壞未果，但擴大了黨的影響。後又派謝華等回到楊家斜山區進行活動，組織抗日力量。1938年4月中旬，商縣第六七區保安中隊長馮麟生為擴充勢力，煽動龍駒寨的國民黨駐軍收了商洛鎮聯的100餘支槍，而商洛鎮聯正是王柏棟工作的重要基地。於是他組織商洛鎮周圍1000多人，向當地駐軍暫編騎兵第一師師長馬彪請願，用大量的事實據理説服馬師長，悉數歸還了槍支，大長了抗日民眾的志氣，滅了頑固派的威風。這樣，他在當地名氣頓時大增，極受民眾的擁護，被選為商洛鎮聯的聯隊附。接着，他便把共產黨員彭一民、張銀治等三人派進常備隊裏任班長。正在這時，商洛山區出現了漢奸組織“復興倒蔣保皇黨”(俗稱黑煞道)，企圖利用陰曆月初古會全面暴亂。王柏棟覺察到這一陰謀，即與當地駐軍聯繫剿滅。在駐軍的支持下，龍駒寨的道首陳會明所領的數百暴徒剛一起事，就遭到了滅頂之災。道首何根慶、薛長有在夜村起事，剛殺羊祭旗，亦被他聯繫的地方武裝剿滅。事後，王柏棟組織商洛鎮周圍數千民眾，赴龍駒寨慰問駐軍。在慰問大會上，他發表了鼓動人心的抗日演説。

王柏棟在商洛山區點燃的抗日烈火愈燒愈旺，國民黨陝西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温良儒如坐針氈，曾幾次找王柏棟進行“談話”，而他義正嚴詞地據理予以駁斥，駁得温良儒只有招架之功，無有還口之力。特別是第三次温良儒把王柏棟“請”到龍駒寨其下榻之處，兩個人帶着各自的觀點，唇槍舌劍，從傍晚一直辯論到深夜。説到龍駒寨請願要槍的事，温説：“你宣傳抗日很好，不該弄得民眾都上街示威。”王柏棟説：“國難當頭，要抗日必先有武器。商洛鎮的武器被馮麟生收了，民眾們赤手空拳，怎麼去抗日!”温又發難道：“你搞抗日，我不反對，可你回來為啥不向我打招呼?”王柏棟當即嚴正申明：“我一回來就向當地保甲組織説過了，至於他們是不是稟告你，那不干我的事。”温良儒被激怒了。便使出無賴手段：“你要抗日到別處去，我這裏不容你胡鬧。”而王柏棟則用蔣介石的話堵他：“人不分男女老少，地不分南北東西，都有守土抗日之責。這是誰説的，專員一定知曉。拿這話衡量，你不覺得你的話説錯了嗎?”接着，他又説：“若專員不許我宣傳抗日，就給我出個證明。”過後，王柏棟舌戰温良儒的故事，在商洛山裏不脛而走，盡人皆知。

1938年6月，中央陝西省委派趙希愚赴商洛視察工作。經過調查瞭解，證明王柏棟回商開展工作七個月，取得了很大成績，但同時也指出他的缺點：在慰問騎兵第一師的會上，發表激昂慷慨的演説，搞得太暴露了。考慮到今後的工作和他本人的安全，組織決定他立即返回省委。熱情似水的王柏棟，經過冷靜的考慮之後，誠懇地接受省委的批評，表示服從組織。同時立即指示各地黨的支部和羣眾組織，注意在學校、地方軍隊、保甲、農村，做深入細緻的思想發動工作，積極積蓄力量，慎重發展黨員，堅決防止搞得太暴露。

安排好了工作，王柏棟打算很快返回省委。然而，他萬萬沒有想到，就在這時，國民黨頑固派分子已準備向他下毒手。温良儒指示馮麟生買通土匪頭子曹建勳，伺機暗殺王柏棟。7月25日黎明，曹率匪眾到顯神廟村，向王柏棟連擊數槍。黨的好兒子、商洛地區革命事業的播火者王柏棟就這樣犧牲了，英年28歲。

8月1日，中共陝西省委在雲陽鎮舉行了追悼王柏棟大會，省委常委、統戰部長汪鋒代表省委致悼詞：“王同志的犧牲，不僅是共產黨的一個損失，而且是民族解放運動中不可補救的損失!”第二年，中共陝西省委常委、組織部長張德生在為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十八週年寫的《紀念“七一”與陝西共產黨》一文中，頌揚了王柏棟，把他和劉志丹、謝子長、魏野疇、李子洲等著名烈士並提，説：“這種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為黨為革命犧牲一切的偉大精神，真不愧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中華民族的英雄，頂天立地的好漢。”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