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望如

王仕雲，又名王望如，號桐庵老人，又號過客，“江南江寧籍徽州歙縣”（今安徽省黃山市歙縣）人。生卒年未詳。他，勤奮好學，樂善好施。清順治九年壬辰（公元1652年）科進士。“兩任閩泉楚衡司季，俱以明允著聲。”他，“醉耕堂刊”，於順治十四年丁酉歲（公元1657年），撰寫了《王仕雲評論五才孚水滸傳》卷首，有《水滸序》、《水滸總論》。他，編寫了《鑑略四字書》的初級歷史讀物，記述了上起盤古，下至明弘治（即弘治十八年丙寅歲公元1505年）的古史，全為四言韻語，他的《鑑略》，“家炫户誦，瀕有益於童蒙。較《三字經》、《千字文》啓蒙讀書層樓更上。”古今有評論説。其實，這本書並沒有這麼好。它的特點是比較通俗，卻很嚴謹。但是封建統治階級的意識濃厚，歷朝事蹟，興衰治亂之故，終不免罷遭訊。由於“裁缺”，於清康熙七年戊申歲（公元1668年）任程鄉知縣。王仕雲蒞任程鄉知縣的第五年，即康熙十二年癸丑歲（公元1673年）建好了“望杏坊”，並寫下了《望杏坊記》。 ^[1] 

《鑑略四字書》，王氏作於康熙二年（1663），其在序中言：“餘彼逮西曹，日坐銀鐺湯火中，與甲士十餘人嗷嘈雜沓，口拈古史集為四字，或取諸故本，或發自心裁，鞿鞍繚轉，憂憂相接，以消永書耳！好事者錄而成書，歸來偶理殘文敗字，長兒部曰，此可為幼弟輩作句讀。不謂傳之坊客鄭子元美，力請以梓…”

此書後世翻印累累。許遯翁曾言：江上王望如著有四字《鑑略》，家炫户誦，頗有益於童蒙，較《三字經》、《千字文》啓蒙諸書，層樓更上。 ^[1] 

王仕雲在程鄉，不僅鼎建“望杏坊”，還做了不少好事、實事——

康熙九年、十年，（公元1670、1671年）霖雨，東城崩裂六丈，西城崩七丈奇，北城崩七丈，西南崩七丈奇。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王仕雲、王吉人（晉江人，貢監，康熙十七年任），相繼修築，以固城郭。

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北城樓”（即“鐵漢樓”）因“兵寇”“敝坭殆甚”，王仕雲“捐俸重修”並寫有《重修北樓碑記》。

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王仕雲“從紳士議評允列憲捐奉”，率紳士樂助鼎構“南樓”，並命其名為“文昌樓”，撰寫了《鼎建南樓碑記》。

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王仕雲捐奉，率紳士合力修葺“東樓”。

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王仕雲續修《程鄉縣誌》。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王仕雲捐俸，移舊南樓材料，率紳士合力重建環城號鋪二十六間。王仕雲增二間，通為二十八宿號鋪，並且撰寫了《鼎建南樓碑記》。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重修“鐵漢樓”，並寫有“碑記”。

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重修建在城西北一里的“社稷坊”（元天曆二年，知州馮惟吉建於大覺寺南。康熙十三年公元1670年御史沈復潔，移創城西北一里。）

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重修在大覺寺南，與舊“社稷”同坊的“雷雨山川坊”還寫有“碑記”。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捐俸首倡築建“祝聖大覺寺”。僧又募眾鼎建祝聖殿、三寶殿，兩廊大門。

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重修在城西北二里的“厲坊”。

康熙八年（1669年）修復“忠孝公祠”。

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重修“城隍廟”，並寫有《重修城隍廟碑記》。

王仕雲不僅熱心公益事業，還是位詩聯裏手。且不説過去曾編纂過：字炫户誦，頗有益童蒙的《鑑略四字書》，點評《水滸》，就蒞程鄉知縣，除寫“碑記”外，詩聯之作，也給程鄉人留下了一些——《梅州署中睡起》：“須臾枕上來高卧，睡起誰分先後天。詩顯畫圖休作字，琴中山水莫安弦。黃粱一甑長生國，白髮千莖大隱禪。最具耳鳴能學道，世間哪有異有傳？” ^[1] 

王仕雲到程鄉，“甫下車，輒問民疾苦，革弊釐奸，振興士類。百姓戴若父母”。鼎建“望杏坊”就是一個例子。為什麼會鼎建？這與他的信仰、意願、行狀分不開的。當時，世傳了一個“讖語”（客家民俗中稱“讖判”，是俚語的一種。）：“百花洲尾齊洲前，諸生出狀元。”又聽到、看到：“是邑多士祈瑞應。”加上，在縣東二里元天曆二年（己巳歲，公元1329年）為宋進士楊圭立了一座“攀桂坊”，在縣西，“新造望坊，將以對待攀桂而鼓舞風雲，不僅肅觀瞻也。”（王仕雲《望杏坊記》），於是在程鄉任職五年後的清康熙十二年癸丑歲（公元1673年）鼎建了“望杏坊”。 ^[1] 

1644年明朝的滅亡，在中國歷史上而言，不單是朝代更換社會變局，也是文化上的重要轉折年頭，以漢族為主體的社會，迎來了一個從東北入關的少數民族政權。位於廣東東北部的客家地區居民，則要等到兩年後，方才深切體驗社會變遷的痛楚。

1644年，清軍入粵，從此拉開了數十年的戰火紛爭。然而，就是遭受了這樣的戰爭創痛，經過百年的生息，梅州迎來文化上興盛的乾嘉年代，湧現出宋湘、李黼平、吳蘭修、謝清高、楊懋建、李光昭等一批在文化藝術領域取得很大成就的人物，出現了在科舉上鄉試“五科五解”的不凡成就。這些成就的取得，既有梅州自身經濟社會發展到具有一定基礎上的文教發達，也有文化傳承中的厚積薄發，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這個時期梅州地區迎來幾位具有文化意識、重視文教的地方長官。康熙初年的程鄉知縣王仕雲，就是一位有作為、文化意識強烈、施政敢於擔當的廉政官員。 ^[2] 

王仕雲是一位性格耿直的官員，他在泉州任職期間，閩浙總督佟岱彈劾吏部侍郎周亮工，誣陷他在福建布政使任上有濫殺百姓和鉅貪行為。周被押回福建受審。王仕雲受命參加審訊，但他秉公辦案，認為加在周亮工身上的一些罪名不實，不肯附和上峯，因此得罪了佟岱，也被逮捕下獄，一度被判死刑。後來，周亮工案得以大白，坐了幾年監獄的王仕雲才洗淨冤屈釋放回家，後獲重新起用。

王仕雲於康熙七年（1668）來到程鄉縣上任，約在康熙十三年（1674）離任。王仕雲可能是清初程鄉知縣中問政最為勤奮的官員，程鄉縣的城池、官署、文廟經過多年的戰亂，已經破敗不堪，在他帶頭捐俸的影響下，不斷得到修復。

由於戰火和年久失修，康熙初年，程鄉縣象徵國家統治的重要場所破敗不堪。如康熙九年、康熙十年（1670、1671）連綿大雨，程鄉縣東城牆崩裂六丈，西城牆崩七丈多，北城牆崩七丈，西南城牆崩七丈多，均是由任上的王仕雲組織修復。其後，他又對東西兩座城樓進行修復，資金由自己帶頭捐俸（薪金），發動士紳捐助解決。北門上的鐵漢樓，是明末程鄉知縣陳燕翼將鐵漢祠移建於北門城樓上的一座文化地標，奉祀北宋名臣劉元城。經過明清之際的動盪，鐵漢樓經歷戰火、寇變，已經“敝圮殆甚”，也是由王仕雲捐俸重新修繕的。

出於加強程鄉縣城防衞的需要，康熙十二年（1673），王仕雲率領程邑士紳將舊南門樓的建築材料，合力重建環城號鋪二十六間，他自己增建二間，合稱二十八宿，形成城池外圍的拱衞之勢。他採取這種措施，是鑑於1646年，程鄉縣在明朝即將滅亡之時，鎮平民變的隊伍攻破程鄉縣城的教訓，當時城外空地太多，缺乏民房、號鋪的地方預警，被賊寇乘夜攻城得逞。

據志書記錄，程鄉縣的南門，在順治初年，由知縣葛三陽加建了一座文瀾門，這既有風水的考慮，也有方便交通出入的因素。但有城門而無城樓，既不利於防守，也有礙觀瞻。王仕雲通過努力集納資金建起文昌樓，後士子陳鶚薦等數十人中舉，陳鶚薦還考上進士翰林，民間傳説這與文昌樓的興建有很大的關聯。

當然風水興人才只是一種文化心理的體現，真正的原因還是對地方教育的重視與推動。王仕雲的努力，包括同時續修刻版已遭毀壞的《程鄉縣誌》，正是出於對這種文化心理的激勵。 ^[2] 

早在宋代，梅州在劉元城、楊萬里、劉渙等名宦寓賢的努力下，文教開始興盛，遞至明代初期，文教再次取得長足的發展。標誌是文廟、武廟、城隍廟等重要文教設施不斷完善，書院、私塾不斷髮展，“百花洲尾齊洲前，此地出狀元”的讖語在文化人中深入人心。但是，由於明代中後期實施海禁政策，導致“倭寇”禍害廣東沿海地區，在海上貿易的上游地區——梅州，先後發生張璉的飛龍國起義以及梁寧、徐嘉悌、陳紹祿、徐東洲、林朝曦等遍及程鄉各地的民變起義，已有“文教鄒魯鄉”雛形的客域，被朝廷視為需要王化的“賊巢”。到了明末，寇變蜂起，加上反清復明的戰爭在粵東北的拉鋸展開，當時梅州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遭到嚴重破壞，文化的自信也降到一個低谷。王仕雲在重建程鄉人民的文化自信上做了大量的工作，為乾嘉年間的人文鼎盛打下良好的基礎。

王仕雲先後對孔廟、城隍廟、較場的約所、厲壇、社稷壇、山川壇、曾芳忠孝祠等具有文化意義的建築進行修繕。明代知縣劉彬興建的濂溪書院是一處重要的文教場所，位於周溪西岸，曾得到大儒陳白沙題寫碑記。到了清初，濂溪書院已經破落，舊址被當地劣紳陳振權霸佔使用。王仕雲驅逐了霸佔者，將之恢復原貌，仍禮奉周濂溪、朱文公牌位於內，安排常年經費，書院成為北社學的地點。

興建七賢祠也是王仕雲的一大政績。七賢祠位於城內東北隅，這裏明代是雙忠祠的所在地。明末，知縣陳燕翼將舊址賣給生員黃茂桂之父，用經費在攀桂坊興建七賢書院。經過明清的戰亂，攀桂坊的七賢書院不復存在。這時，黃茂桂決定把城內買得的產業捐出，由王仕雲倡導各界支持，重新按原來的格局建起七賢祠。後來在七賢祠的基礎上，知縣王吉人建起培風書院。

梅城東郊有一社區名為攀桂坊，乃紀念宋末鄉進士楊圭而得名，另一位宋末鄉進士侯安國教授於梅州，見當地風俗淳美，遂舉家移居於此，聲名鵲起。明代就出了翁耆碩、陳一厚等舉人。明末清初，舉人張琚所在的張氏家族、舉人蕭墱的家族、鬆口翰林李士淳家族部分後裔移居此地，加上江夏堂黃家、隴西堂李家等陸續進入，蔚然成為一大人文社區。相反，宋代程鄉縣老城的西區在清初卻陷入沉寂狀態。

西區大覺寺一帶，在宋代是著名五馬坊社區，是宋代進士古革、黃僚、葉大經等居住的舊宅所在地，附近的曾井也是當年文化名流定居的地方，如蔡蒙吉家族就曾定居於此。康熙九年（1670），剛為大覺寺完成祝聖殿興建和三寶殿維修，王仕雲認為，既然程鄉縣城東郊的攀桂坊聲名鵲起，出了不少文人雅士，西郊也很有必要促成一個人文社區與之對應，“不僅肅觀瞻，而且鼓舞風雲”，激勵當地的讀書人奮進，令更多的士子榮登科甲。經過籌劃，終於在三年後建起一座坊表，他將之命名為“望杏坊”，即希望當地的讀書人奮發進取，最終在科舉考試中脱穎而出，榮登天子堂。唐代高蟾“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之句，“天”和“日”是天子的代稱，天子之下的碧桃和紅杏意為位極人臣的讀書人。這片區域後來以“紅杏坊”而知名，成為一個地標。

“紅杏坊”命名後的兩百多年裏，雖然未能如王縣令所期望的那樣產生狀元，但並未辜負倡建者的一片苦心，人文一片鼎盛，產生了黃仲容、林丹雲、張敦道“一里同科三進士”的奇蹟。至晚清，更出現“上市梁，下市黃”的説法，證明這時的紅杏坊與攀桂坊已旗鼓相當。紅杏坊與攀桂坊的交相輝映，支撐起梅城文教平衡發展的理念，大大刺激了梅州士民發展文教的信心，使得宋代流傳下來的百花洲讖言不再是神秘的預言，而成為梅州城市發展、文教推廣的助推器。而文教意識的覺醒，首先要歸功於王仕雲。 ^[2] 

應該説，自宋代以來，擔任梅州知州、程鄉知縣的地方行政長官，大多是以科舉出身或者具有相當文化素養的人。若以發自內心對文化的熱愛，且躬行於施政當中成績突出的標準來衡量，王仕雲是其中的佼佼者。

西陽的李素是明代中葉舉人，致仕歸家後曾在梅城東社講學，後又在家鄉西陽松岡創辦書室，名為“拙庵”，學者遠近宗之。其子李尚理與著名思想家湛若水交好，熱衷於心學的傳播。這樣一個傳播白沙之學的文化聖地，到了王仕雲履梅任職的清初，已經破敗不堪，也是由他倡導修復書室，書其祠曰：“山中宰相”。李素的後裔李藴（字毓真）曾經仗義寧願捨身，也要救護全鄉人民免於土弁的禍害，王仕雲曾為其頒旌（匾）表彰，題曰“潛德幽光”。

王仕雲還熱心程鄉縣宗教文化建築的修復，除了上述的大覺寺外，西陽明山宮、感應巖、陰那山西竺寺、鬆口二水庵、縣東開泰寺等都有他參與捐俸維修的記錄。

著有《四字鑑略》這部歷史啓蒙讀物的王仕雲，還關注通俗文學，表現出與當時儒家知識分子不同的氣度與品味。這位繼金聖嘆之後評點《水滸傳》的文人官員還喜歡撰擬楹聯，在梅州曾留下多處文化遺蹟，遍及縣衙、寺廟、文廟等處。程鄉縣衙署頭門雲：“訟貴平情，如得情則勿喜；事求無過，欲寡過而未能。”儀門雲：“律己無私，願披五藴千人見；居官有則，雖設重門四望開。” 他於康熙八年（1669）重修忠孝曾公祠，銘楹雲：“曾公鑿井，狄公壽泉，程處士應配享萬年香火；鄭侯擇裏，陸侯肯堂，王令尹恐難對異姓高曾。”城西垣下有華光古廟，不知創建於何時，望如中丞（王仕雲）鐫柱雲：“面前行走不甚寬，處處留轉腳地，作長依廣廈；空中感應何大巧，時時用誅意法，現垂復慈雲。”梅城北今金山頂附近有雨花庵，內柱雲：“趁色身精猛，及早回頭，便有放下處放不下處，全仗蓮花藏裏，手段輪迴；靠平素積心，隨時歇腳，斷能今死得明日活得，豈令優缽香中，業因逼現。”也是王仕雲的楹聯作品。

王仕雲自號“古今過客”或者“江南過客”，喜歡以此作題名落款，顯出他作為江南文人的真性情一面。他在南口參與興建一座石橋。這座石橋本來在明末就由翰林李士淳提倡興建，未果。他捐俸建成後，將橋命名為“過客橋”，既有方便來往過客的意思，又寓含了他“古今過客”名號。 ^[2] 

清朝康熙年間的進士、廣東學政遲煊這樣評價他：“王君仕雲，以淹雅恰博之才，當盤錯畢舉之地，政治閒於迎刃，文學茂以通淵。” ^[2] 

《梅聯最話》作者、梅縣籍晚清貢生王漱薇評價道：“中丞各處所題聯，官銜下必書‘古今過客’，用於寺觀固不妨，乃重修孔廟碑，豎於儀門者亦然，殊不莊重，且與官銜並舉，亦不稱。”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