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會悟

1898年7月8日，王會悟出生在浙江省嘉興府桐鄉縣青鎮，解放前烏鎮屬湖州府烏鎮縣，青鎮屬嘉興府桐鄉縣，但外地人習慣將兩地統稱為“烏鎮”。王會悟的父親王彥臣是晚清秀才，也是青鎮維新派代表人物之一。因其思想開明，使得王會悟能夠在私塾中與男孩子一起唸書，與維新人士一起談論時事。

由於王會悟的父親病故，因家庭經濟拮据，她決定自尋生路，於是在其13歲時接替父業繼續教書。後來教書的工作被一位鄉紳搶去，她就毅然離開了家鄉。

1913年，王會悟前往嘉興女子師範學校求學。求學一年後，她回鄉興辦女子學堂。在學堂中，除了教授讀書識字之外，還結合時事，介紹新思想。

王會悟18歲時，去湖州的湖郡女校求學。在校期間，她經常與同學一起傳看進步報刊、談論時事，並用白話文給陳獨秀、惲代英寫信。

1919年，王會悟積極聲援五四運動，採取多種形式反對封建禮教，這一舉動惹惱了烏鎮的保守勢力，也引起了學校的不滿，致使她不能在家鄉和學校立足。在同學的提議下，王會悟去往上海，並於1920年在上海女界聯合會工作。

1920年5月，陳獨秀在自己寓所裏成立了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為了創辦一份黨的機關刊物，宣傳馬克思主義，他邀請李達秘密從事相關著作和文章的翻譯和寫作工作。當時李達工作繁忙，需要人手，王會悟自告奮勇，擔任了李達的助手。在為李達謄寫文章和進行寫作的輔助工作中，她更加了解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對婦女解放的主張深表贊同，並主動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在此期間，王會悟和李達互生愛慕，並於1921年4月結為夫妻。 ^[5] 

1898年7月8日，王會悟出生於浙江桐鄉烏鎮觀后街14號的一幢普通民宅內。其父是晚清秀才王彥臣，王氏家族在烏鎮世代以教書為業。王彥臣以其嚴謹的教學態度在當地備受歡迎，所辦私塾學生最多時曾達四五十人。王會悟是他的第五個女兒，但開明的父親沒有絲毫失望，而是充滿喜悦地給她取名“會悟”。王會悟的母親以精美的刺繡技藝而享譽鄉里。王會悟在6歲時，便入父親的私塾讀書、認字。

1911年，王彥臣因訴訟蒙冤，被髮配關外，後雖獲釋卻大病不起，最終客死他鄉。王家至此家道中落，生活變得十分窘迫。由於王家世代以教書為業且在當地已頗有名氣，王會悟自小在父親的私塾讀書，所以她首先想到維持生活的辦法就是繼承父親的衣缽，繼續教書。教書之餘，她也做些刺繡、打毛線等手工活幫助母親維持生計。後來為了增加學生，王會悟向本鎮寶閣寺的方丈借了一間殿堂作為教室，每天到各個街頭巷口去貼招生廣告，廣發招生傳單，擴大宣傳。剛開始報名的人並不多，有很多家長持觀望態度，王會悟便讓學生來教室試聽，等聽過課之後再行決定是否報名。王會悟教學手段新穎，教學技能嫺熟，而且在教學中積極向學生傳授新知識、宣傳科學、倡導新觀念。大家不但口口相傳，還極力推薦一些孩子去王會悟那裏上課。鄉親們都説：“小王先生教得極好，跟老王先生一樣。”不久，學生的人數已增至100人左右，比她父親的私塾人數最多時還多一倍以上。

這所桐鄉縣的第一所女子學校，引起了很大反響，鄉親們的交口稱讚讓桐鄉縣教育部門做出了每月獎勵教員5元錢津貼費的決定。但是，好景不長，這5元錢的額外獎勵引起了一些頑固派的嫉妒，加上王會悟在學校極力反對養童養媳行為，宣傳婚姻自由，並鼓勵學生剪辮子、破除纏足等陋習，這些做法引起了鎮上保守鄉紳的極大不滿。他們聯合起來對教育部門施加壓力，對部分學生家長進行威脅恐嚇，以致學生人數日益減少，最後被迫停辦。雖然這次辦學在保守派的壓迫下以失敗告終，但這次經歷堅定了王會悟與頑固派決戰到底的決心，也為她日後參與創辦上海平民女子學校奠定了堅實的實踐基礎。

1913年下半年，王會悟在哥哥的支持下，去嘉興女子師範學校讀了一年預科（正科四年）。因為要16歲才能進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當時她才15歲便只能考預科。1914年夏，王會悟預科畢業想再讀正科，王母認為，雖然讀師範不用學費，但其他雜費也需要錢，並且時間比較久，便勸説她放棄。王會悟畢業後回烏鎮湖溪小學繼續教書，但學校男女同工不同酬，總覺得受歧視，氣憤之餘便想出去繼續求學。 ^{[1]  [4]} 

1916年前後，在烏鎮教書一年多，沈雁冰（茅盾）堂妹知道王會悟要讀書，但是去嘉興讀師範是不可能了，便託人介紹她去湖州洋人辦的教會學校———湖郡女校學英語。那裏不收學費，還可以學英文，邊讀書邊教低年級學生（牧師太太、子女等）中文，以工換讀。這是一所由美國人創辦的教會學校，有相對寬鬆的學習環境，可以接觸到各種宣傳新思想、新文化的書刊。當時一起求學於湖郡女校的同學有後來成為南京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夫人的張維楨、北洋政府總理熊希齡夫人並創建北京香山慈幼院的毛彥文等。這些有理想、有追求的年輕女孩每天聚在一起討論怎樣恢復婦女獨立自主的人格，怎樣衝破“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等封建禮教對女子的壓迫與束縛。王會悟更是對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雜誌情有獨鍾，裏面所倡導的婦女解放思想激盪着她的心扉。她用白話文給陳獨秀寫信，表達自己決心為民主、自由而戰鬥到底的豪情壯志。陳獨秀欣喜地回信説：“沒想到我們的新思想影響到教會學堂了。”湖郡女校雖然有相對寬鬆的學習環境，但改變不了其為上流社會培養淑女的教育實質。王會悟為了更進一步探尋女子獨立解放的途徑，於1919年結束在湖郡女校的學業，經沈雁冰介紹來到上海。到上海後經學聯介紹，王會悟拜訪了上海中華女界聯合會負責人、黃興夫人徐宗漢。她先住徐宗漢家，後被安排在上海中華女界聯合會做文書工作。王會悟熱情開朗的性格、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得到徐宗漢的器重，她自己也得到了進一步的歷練，第二年便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由於工作關係，王會悟時常出入陳獨秀寓所，在這裏她遇到了一個剛從日本回國並寄住於此的人。這個人不善言辭卻謙和有禮又信仰堅定，王會悟立即被這個年輕人所吸引。這個人就是後來的中共一大代表李達。兩人被彼此對革命的熱情所吸引，開始戀愛。一個是浙江人，一個是湖南人，語言不通，他們便用筆寫在紙上進行交流，“多呈寫字談”，王會悟稱其為“筆談戀愛”。王會悟1920年4月，陳獨秀夫人高君曼做證婚人，王會悟與李達在上海法租界環龍路漁陽裏2號陳獨秀家中舉行了簡單的婚禮。 ^{[1]  [4]} 

1922年7月16日，中共二大在上海王會悟的家中召開。她抱着剛出生不久的大女兒李心田在門口放哨，繼中共一大之後又為中共二大做警衞工作。8月，湖南自修大學正式成立，毛澤東任駐校校董兼教務主任，特邀李達回湖南任自修大學校長。王會悟跟隨李達帶着才出生幾個月的大女兒離開上海來到長沙，與毛澤東、楊開慧夫婦一起住在清水塘。毛澤東誇獎王會悟：“你是很有魄力的一個人，敢到這個地方（指南湖）去開會。”他們在清水塘時，還有個笑話：當時王會悟不知道水很缺，用喝的水洗了尿布。毛澤東風趣地説：“將來會有自來水。”

湖南自修大學取古代書院與現代學校二者之長，是一所傳播馬克思主義、培養革命幹部的新型學校。李達主持全校教學工作，王會悟任英語教員。

1923年4月，湖南自修大學因旗幟鮮明地宣傳馬克思主義，被湖南省省長趙恆惕武力封閉。李達輾轉於武漢、長沙等地授課。1924年長子李心天，1926年小女兒李心怡相繼出生。

1927年底，由於遭到國民黨的搜捕，王會悟一家逃到上海法租界的一處偏僻弄堂暫避。雖然已經是三個孩子的母親，但王會悟的革命熱情絲毫沒有減退，依然積極地宣傳馬克思主義。1932年，她與李達以她的筆名“王嘯鷗”組建了筆耕堂書店，編輯出版了大量馬克思著作。李達著的《社會學大綱》便是1937年由筆耕堂書店首次出版的。毛澤東讀到這本書後，曾在給李達的覆信中稱讚他們夫婦是“真正的人”。1933年後，王會悟跟隨李達遷居北平，在宗帽三條買下一處四合院定居，全家才過了幾年比較安定的生活。但好景不長，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不久北平淪陷，李達去了上海，日本憲兵搜家，問李達的去處。此時，剛巧老家來一封電報説“父病重”，王即答“去湖南了”。王會悟被日本憲兵帶走，並遭捆打至骨傷。後雖經地下黨營救，但仍被敵人監視。王會悟借去朋友家之機，逃往天津，坐船去了青島，從此開始了多年的流亡生活。1938年冬，王會悟一家五口逃至貴陽，在郊區花溪鎮暫住。年底，年僅17歲的長女李心田病逝。李達之子李心天曾説：“爸爸有一句名言很容易記住，他説姐姐（李心田）是90分，是他最喜歡的。兒子（李心天）是60分。妹妹（李心怡）是30分。他最喜歡姐姐，而且現在留下來的照片，姐姐最漂亮。因為爸爸那個時候是名教授，所以就讓姐姐進培華（學校），當時北平最貴、貴族小姐上的學校。一個班裏只有兩個女孩：一個是姐姐，一個就是在北平最有名的中醫的女兒。” ^{[1]  [4]} 

1921年7月，中共一大會議在上海召開前，負責會議籌備工作的是李達。會議籌備中，李達遇到了兩件事：一是會場安排，一是代表住處。他把這兩件事交給了妻子王會悟去辦理。

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各帝國主義列強染指頗深，社會動盪不安，各種黑惡勢力較多。在這種錯綜複雜的形勢下，王會悟認為，中共一大會場不能選在旅館。那選在哪裏呢？她在和李達商量時，建議在李漢俊住處開。李漢俊的住處位於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其建築是上海最具特色的居民住宅——石庫門建築。上海的石庫門建築採用一進院落，房間主體是兩層建築，大量吸收了江南民居的式樣。其建築追求簡約，門板不再講究雕刻。院落大門以石頭做門框，門框上邊略帶花紋，門板取材以黑漆厚木，門板對開兩扇，這種門被稱為“石庫門”。王會悟建議到李漢俊住處開會。對於為什麼要選擇這一地點開會，1983年8月2日，吉林大學曹仲彬教授專訪了王會悟。當時，王會悟回憶説：“因為李漢俊住在他哥哥李書城的公寓裏，在上海李書城有好幾處公館，李漢俊住的就是其中一處公館，如果在此公館開會，就比較安全。”王會悟在徵得李達同意後，親自去找李漢俊。王會悟對李漢俊説：“建議會議上午開，並在他家樓上開，以便好掩護。樓下家裏人來人往，買菜、做飯、洗衣服都可以掩護樓上開會。即使客人來，在樓下接待，樓上開會也不會被發現。”李漢俊同意王會悟的建議。於是，中共一大便在這裏召開。 ^[2] 

接下來，自然就是找一幢獨立的，又與李漢俊住處比較近的地方作為代表住宿處。

王會悟自然就想到了博文女校。這裏有兩個原因：一是博文女校的董事長是徐宗漢。博文女校於1916年由黃紹蘭與徐宗漢、章太炎夫人湯國梨等在法租界貝勒路（今黃陂南路）的一幢民房創辦。當時，湯國梨已經任神州女校（今虯江路四川北路附近）的校長，於是，黃紹蘭就擔任了博文女校校長，徐宗漢任董事長。後來，由於徐宗漢隨黃興去了美國，章太炎家境也遇到了困難，單靠收取學費難以維持辦學，在這種情況下，博文女校在1920年就停辦了。1921年，黃紹蘭得到了張謇之兄的資助，又租借了蒲石路（今太倉路127號）住宅覆校。二是博文女校距離李漢俊住處很近，中共一大代表開會來回非常方便。當時的蒲石路博文女校距離上海望志路106號李漢俊住處只有200米左右的距離。王會悟與博文女校聯繫住宿的名義是：“北京、廣東有幾位教師，其中有兩位女教師要來上海，準備在博文女校住些日子。當時，博文女校正在放暑假，房子空着，她們就同意了，給安排了樓上的兩個房間。後來，代表們來上海後就住下了。為了安全起見，門上了鎖。毛澤東來後，門已鎖了，王會悟“就安排他住在隔壁走廊，給他找了一牀蘆葦蓆子鋪在地上，好在是夏天，問題不大”。 ^[2] 

中共一大第六次會議是深夜裏在李漢俊住處召開的，會議剛開始，就有一個偵探闖進屋裏，他藉口説走錯了。這個偵探走後不久，警察突然前來搜查。在這以後，代表們提高了警惕，為了繼續開會，只好轉移到附近一個小城市去開。那麼，究竟到哪個小城市去開呢？當時，張國燾提出到杭州西湖。對此，王會悟説：“到杭州西湖開會，張國燾等可能被人認出。”於是，王會悟又説：“我的家鄉在嘉興，嘉興有南湖，有遊船，可以到嘉興去開會。”王會悟的建議得到了與會代表們的贊同。

最後一天的會議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轉移時代表們“是坐的早班火車去嘉興的，大家是同一批同一趟火車去的。不過，不在一個車廂，而是分散在各個車廂”。董必武、何叔衡、陳潭秋、李達穿着西服呢料坐二等艙。陳公博因在轉移嘉興前的最後一次會議結束後，回大東旅店被密探跟蹤，故沒有去。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因是外國人，相貌獨特，怕別人認出，也沒有去。代表們到嘉興後，先到縣裏的張家弄鴛鴦旅館（現為鴛湖旅館）落腳，開了兩個房間休息。早飯後，請旅館賬房給僱南湖遊船，原想僱一艘大遊船。而大遊船需要提前一天預訂（當天訂不到）。最後只好僱了一艘中號遊船。代表們稍作休息，離開旅館，到南湖煙雨樓參觀。11點左右，各位代表到遊船上開會。下午6點多會議結束。

最後一天的會議解決了幾個重大問題，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綱領》和《關於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選舉了中國共產黨全國領導人及產生了全國領導機構，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正如毛澤東所説：“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