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德

王明德從小就過繼給伯父嶽澤普。嶽澤普是1924年7月由李大釗推薦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冀東一帶最早參加革命活動的老黨員之一。王明德從小受家庭革命薰陶和窮人翻身求解放的啓蒙教育，因此在他幼小的心靈裏早就埋下了革命的種子。

王明德因為家貧，他只念了六年小學。但他很用功，學習成績突出。一次學校舉行會考，他名列第二。發獎那天，當他走上領獎台時，那個一向鄙視窮人的校長竟然忿忿不平地説道：“這個窮小子也能得獎。”他聽了狠狠瞪了那傢伙一眼，把獎品一摔，轉身離去。不久，他投身學潮，積極參加學生們的各項進步活動，成為一名活躍分子。學校有五位進步教員，其中四人是共產黨員。在他們的影響下，王明德進步很快，經過秦芝介紹，加入少年共產主義青年團。當時他才只有十二三歲。天生的倔犟，加之革命的薰陶，鑄就了他反抗舊制度的叛逆性格。

1929年6月，王明德高小畢業，家鄉又遇到荒年，因不願意在家增加生活負擔，隨着逃荒的隊伍去闖關東，先後在白城子、哈爾濱等地打工，由於不堪忍受資本家的剝削與欺壓，於1935年3月又返回家鄉，繼續尋求革命真理。這時他遇到了本村一個名叫李運昌的青年，此人當時已是共產黨員，是他心目中十分崇拜的人物。經李運昌介紹，1935年9月王明德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6年3月，王明德來到津東特委機關所在地古冶，擔任黨的秘密交通員。這是一項責任重大又十分危險的工作，頭一次單獨秘密行動，心裏免不了又是興奮、緊張，又有點神秘。他工作的地區，敵人據點多，封鎖嚴密，掃蕩殘酷，他憑着對黨的赤誠，巧妙地與敵人周旋，一次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任務。當時他的公開身份是“遊學”。所謂“遊學”，有點類似遊街串巷的東北貨郎。只是專賣學習用品，不賣百貨。他在自行車的後座上放個箱子，裏邊裝着筆墨紙本等文具。有一次，他去一所學校，剛把箱子擺平，還沒有來得及接頭，敵人闖進了校園。見他是外鄉人，頓時產生懷疑。先是從上到下搜身，然後就翻查箱子，裏裏外外翻個遍，只找出一個小本本，敵人很感興趣，打開看，裏邊記的都是欠款的學生名單。審問了半天，沒發現破綻，只好放他走了。王明德當時很鎮靜。其實黨的重要文件就藏在貨箱底部的夾層裏。王明德在對敵鬥爭中逐漸成熟起來，不僅有膽量，而且更加有智謀。一次，他身穿長袍馬褂，手拎禮品盒子，打扮成闊商人模樣，到唐山去找市委，向吳德彙報情況。可是，他到聯絡地點一看，發現窗台上的聯絡暗號不見了，知道情況有變，趕緊離開。接頭的線斷了，天已漸黑，無處安身，到一般旅館投宿，敵人搜查很嚴，容易出問題。在街上、車站轉游，更容易暴露。情急生智，腦子裏忽然閃出一個冒險的念頭，到附近敵人開的一家旅館去住宿，他們怎麼也不會想到共產黨就在他們鼻子底下。王明德在那家旅館登記後，為了迴避，就到戲園子去聽戲，夜深後方回去睡覺，後來他用電話和吳德取得了聯繫，終於完成了黨組織交給的任務。

1937年初，王明德調至中共樂亭縣委，做農會工作。“七·七”事變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展開了全民族的抗日救亡運動。1938年7月，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中共冀熱邊特委遵照中共中央北方局關於開展抗日遊擊戰爭、開創敵後抗日根據地、組織武裝暴動的指示，在中共河北省委的領導下，由八路軍第四縱隊挺進冀東直接配合，在日偽統治比較嚴密的冀東地區，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抗日暴動。

暴動的中心地帶是在冀東的灤縣、豐潤、玉田、遷安、樂亭、冒黎、遵化、薊縣等地。暴動以工農羣眾為基礎，各階層愛國人士及各黨派武裝力量參加，可稱為冀東全民抗戰的一次大檢閲，是敵後戰場的偉大壯舉。轟動全國，震驚中外。

冀東大暴動首先是在冒黎、灤縣、樂亭三縣發動起來，王明德當時在中共樂亭縣委做農會工作，負責籌備並參加了這次大暴動。1938年7月6日，紅軍幹部李潤民和中共灤縣縣委的同志，秘密組織300名暴動骨幹在港北頭村舉事成立“冀東抗聯第五總隊”，攻打日偽警察局，摧毀敵偽政權，收繳武器，擴充隊伍，活動於冒黎、灤縣、樂亭三縣之間，暴動隊伍迅速發展到3000人，並在錛城與商志遠暴動隊伍會師，共同南下，曾一度攻打樂亭縣城。在樂亭東西部暴動隊伍又配合第五總隊攻下樂亭的胡坨鎮，樂亭暴動隊伍組成“冀東抗聯第十總隊”。在中共京東特委閆達開、嶽澤普策動下，樂亭沿海地區鹽警隊參加起義，成立了“冀東抗聯第三一九總隊”，由劉定任總隊長，嶽澤普任黨代表。王明德對發動羣眾參加冀東大暴動做了很多工作。

冀東暴動後，日本侵略者對冀東人民進行殘酷的鎮壓和掃蕩，人民陷人白色恐怖之中。從1939年至1945年8月日本宣佈投降，王明德一直堅持敵後抗戰，對領導和發動羣眾開闢冀東抗日根據地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解放戰爭的硝煙尚未散盡，黨中央就要求各城市黨委選派強有力的幹部去加強工會工作。1949年10月，王明德身上征塵未落，又奉命從山海關來到東北入關的咽喉之地——遼西，擔任省總工會副主席、主席。剛剛經過戰爭洗禮的遼西大地，千瘡百孔，工廠廠區只見蒿草長，車間不聞機器鳴。年輕的共和國需要休養生息，儘快恢復國民經濟，這是舉國上下的頭等大事，工會當然義不容辭。王明德緊緊把握住這個主旋律，在省委的統一指揮下，他團結“一班人”動員全省職工以主人翁的姿態投身到恢復國民經濟的鬥爭中。

不久，朝鮮戰爭爆發。鴨綠江畔的戰火，牽掛着遼西工人階級的心，“抗美援朝，保家衞國”的口號激勵着遼西幹部的情懷。年輕的共國和又在經受着血與火的考驗。要鋼鐵，要煤炭，要機器，要飛機大炮，要人民生活所需的一切東西，這些都得靠工人階級用自己的雙手去創造。作為親身參與創建紅色政權的一名老戰士，王明德深知自己肩上的擔子的份量。在全省職工中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創造新紀錄運動、愛國生產競賽運動、增產節約運動。

王明德深深懂得，翻了身的工人，已經不是昔日資本家的僱傭工具，他們做每件事，都要懂得為什麼。因此，他特別注意讓工人明白自己工作的目的意義。他要求各級工會開展思想教育，多做思想工作，讓工人懂得只有把工廠恢復起來，國家才能富強，工人生活才能得到改善的道理。他不僅要求工會幹部多做思想工作，還自己帶頭給工人講課。大量的思想教育，提高了職工的思想覺悟，從而迸發出忘我的勞動熱情。當時工人的工資很低，生活很苦，但是，日夜搶修被敵人破壞的工廠，不計報酬，不講價錢，出現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模範人物。

王明德在工作中還特別重視典型作用。他先後組織總結了鐵嶺糧米加工業的先進經驗、李長生翻砂小組8個月不出廢品的“十檢查十不倒”的經驗、李川江制豆油出油率高的經驗、第七紡織廠劉秀英先進工作法經驗……，還培養“馬恆昌式小組”400多個。這些先進經驗的推廣起到的不是一時一地的作用，而是在全省乃至全國都有重要意義。

1954年，王明德奉命從遼西調吉林，擔任省總工會主席。還幹工會這個老行當，還是那股拼命工作的勁頭，還是那種深人紮實的作風。

新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運作，王明德緊緊把握住這個契機，組織全省各級工會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發揮工會的優勢，有聲有色地開展了社會主義競賽。其中包括以“互相學習、互相幫助、取長補短，共同提高”為原則的先進生產者運動，以“勤儉建國、勤儉辦企業、勤儉辦一切事業”為宗旨的增產節約運動。

這段時期，全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困難。王明德認識到，做好睏難時期職工生活工作具有極其重要的政治意義。他要求各級工會要滿腔熱情地關心職工的困苦，特別是對老工人更要格外照顧，盡最大努力協助政府安排好職工生活，解決臨時和特殊的困難問題。各級工會在省總工會的指導下，組織副食品生產，搞好職工食堂、託兒所等集體福利事業，開展扶貧解困活動，做了大量紮實有效的工作，受到廣大職工的歡迎，為戰勝暫時困難做出應有的貢獻。

王明德為人正派耿直，無私無畏。在大是大非面前敢於闡述自己的意見，不考慮個人得失。王明德多年從事工會領導工作，他很熱愛工會事業。可是新中國成立不久，工會組織就接連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和錯誤的批判。1951年至1953年在肅清所謂“立三錯誤”的影響下，工會工作遭到嚴重破壞，許多工會幹部情緒低落，不安心工作。王明德看在眼裏，急在心上。他回想起幾年來工會工作實際，覺得那些批判不是實事求是，心裏怎麼也想不通。1957年5月的一天，新華社吉林分社一位記者來採訪王明德，請他談談對全總第一次黨組擴大會批判李立三問題的看法，他把多年來憋在心裏的話毫無顧忌地傾吐出來。他旗幟鮮明的指出，批判李立三擔任全總主席期間工會犯有“經濟主義”和“工團主義”錯誤，是不符合實際的，他列舉遼西、吉林兩省工會為發展生產所做的大量工作和取得的成績，説明工會工作的方針沒有錯誤，批判工會是冤枉的。他説：“我對全總這兩個問題（指經濟主義和工團主義），要心服是困難的，我們這些人都是黨培養提拔起來的，沒有不尊重黨領導的現象，即使有也是個別的。”他指出，在工會系統批判“經濟主義”和“工團主義”，使工會幹部不敢講話，不安心工作，“一頓夾板氣，把工會幹部打啞了。”他認為，對工人的合理要求，工會應該代表工人説話，但是得不到支持，工會人員成為豆餅乾部——兩頭挨擠。他還舉例説，有的縣委挪用工會經費工會幹部不敢吭聲，省總干預也不頂用，這種現象是不正常的，都是錯誤批判工會造成的後果。在當時那種“左”的政治氣候下，在那樣敏感的政治問題上，王明德敢於實事求是的説出廣大工會幹部想説而不敢説的真話，非常難能可貴，其膽識令人飲佩。王明德的這些耿直之言，通過新華社的內參發出去以後，給他招致了政治上的厄運，不久，他就受到了嚴厲的批評。

在全總的會議上，他的那篇談話成了批判的靶子，印發給會議人員，並且還拿到展覽會上展出。全總、省委、省總接連開會批評，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隨着李立三問題的徹底平反，王明德的這個冤案才得到完全糾正。

“文化大革命”對老幹部來説是一場更大的災難。王明德還是那樣直抒胸臆，坦誠直言。他不隱瞞自己觀點，認為“文化大革命”把南征北戰的老幹部都打倒是不應該的，認為江青提出“文攻武衞”的口號是錯誤的，他看到“九大”主席台上，江青、葉羣等人坐在前排，陳毅等老帥坐在後面感到忿忿不平。這些又使他招致更大的打擊。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王明德身陷囹七年之久，身心健康受到嚴重損害，全家人受到株連，兩個兒子也遭受打擊，但他毫無怨言，對黨無比忠誠，敢於堅持原則，對自己的問題一是一，二是二，敢作敢當，不牽連別人，對他人的問題也是實事求是，從不亂説。粉碎“四人幫”後，王明德得以平反昭雪。

王明德重返省總工會領導崗位後，心情無比激動，雖然他已年過花甲，體弱多病，但依然精力充沛，不減當年，對工作更加充滿熱情，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在短短的六年時間裏，對吉林省工會工作做出了新的貢獻。

1983年7月，王明德從工會戰線上離休。1987年6月，根據中共中央組織部的規定，王明德享受副部（省）級待遇。

1998年8月5日下午2時15分，深受工人愛戴的老工會主席王明德因病醫治無效，永遠地離開了他的親人、朋友、戰友和同志，離開了他為這奮鬥了一生的工會事業。人們沉痛悼念他，緬懷他的革命精神。中共吉林省委按副部（省）級規格為王明德同志舉行追悼會，並對他作出很高的評價。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