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虎

除了發表大量的新聞稿之外，還開設“問何時評”欄目發表了大量時事及文化評論。論文近20篇，代表性作品：《三十年的學術征程鑄就了現代中國人》、《知識農民和農村知識工程》、《〈矛盾論〉體系新探》 ^[2]  、《關於毛澤東方法哲學的基本問題》、《毛澤東哲學體系和傳統哲學的終結》、《馮友蘭對《矛盾論》的誤讀》、《再論辯證方法與最高目標的內在衝突》、《毛澤東實事求是之學與馮友蘭新理學的比較》、《隨州文化探源》。此外，《對作為宇宙基本規律的否定之否定的質疑》 ^[3]  、《普世價值是一種價值?--與李德順先生商榷- 》等網絡論文流傳極廣，影響很大。

《大賢季梁》（武漢出版社出版） ^[4]  、《新實學》 （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5]  、《桐柏山志》（與明麗合著，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神農氏世與隨州史前社會》（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 ^[6]  、《隨州文化探源》（中國言實出版社出版）。

自2000年以來，王文虎的學術思考，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哲學思考，主要方向是實踐及其規律性問題；二是隨州區域文化的研究與運用。

關於隨州區域文化的研究與運用。王文虎提出了建立“隨州學”即楚文化中的隨州學派的主張。他將隨州文化劃分為始祖形態、侯國形態、郡縣形態三種基本形態，將研究的視角放在前二者，根據“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這個一般歷史進程，將隨州的歷史文化分為三個基本階段：與石器時代相對應的烈山文化，這是隨州文化的形成期，其代表性人物就是傳説中的炎帝神農氏，即烈山氏；與青銅時代相對應的編鐘文化，這是隨州文化的發達期，其代表性人是季梁；與鐵器時代相對應的曾國文化，即從曾侯乙墓到擂鼓墩二號墓這一歷史時期的文化，這是隨州文化的衰落期，其代表性人物應為擂鼓墩二號墓墓主，但我們至今不知其名。既然在曾侯乙時代，隨州文化已經明顯走向衰落，所以我們將隨文化第三階段的代表性人物確定為“曾侯乙”。王文虎已經出版的《隨州文化三次浪潮》、《大賢季梁》、《神農氏世與隨州史前社會》、《隨州文化探源》等著作，代表了他在這方面的研究進展。王文虎強調，隨州文化三次浪潮所取得的思想成果，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史前時期的宗教文化,達到了以人（文化英雄）為崇拜對象的高度，二是春秋早期季梁的歷史觀達到了民為神主、君忠於民的民本論高度，三是戰國早期曾侯乙建立了以火為天之根的宇宙觀，其天文學及神話體系都是由此根而生成的參天大樹。這些思想，足以使隨州文化在思想史中形成一個體系，我們稱之為“隨學”或不為過。

追求自由的“三個環節兩個飛躍”。第一個環節是將哲學理解為“自然辯證法” ^[7]  。與傳統觀點一樣認為哲學是關於自然界、人類社會、思維最一般發展規律的學問，亦即“世界觀”。其《新實學》出版以前的大量手稿，都是這類性質的“論文”。第二個環節是將哲學理解為關於能動活動與文明事物之矛盾的實踐邏輯學，亦即“新實學”，對實踐及其規律性問題做了系統的、開創性研究。第三個環節是將哲學家理解為關於自由及其實現條件的學説。《大賢季梁》、《毛澤東”自由“理論的三個維度》 ^[8]  等都是以自由這個概念為主軸的。這種理解是對《新實學》思想的拓展。

以上三個環節構成了兩個階段：從關注天之道到關注人之道的發展階段和從關注人之道到關注自由的發展階段。這心路歷程中的兩個飛躍，集中到了一點，那就是：人與自由的問題。哲學，在王文虎看來，就是關於自由的學説。 ^[9] 

1、科學發展着的以人為本的社會，是民主高度發達的社會，是一種權利社會，而民主及權利的精髓在於高度關注個性。因為個人是享有權利的主體。沒有主體的自由與獨立，沒有個性的發展，沒有確保人權制度體系的建立，就不可能有什麼“以人為本”。

2、社會主義在蘇聯的歷史時期，用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將馬克思的“協作和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共同佔有”變成了現實，這就消滅了異化的產物，使人的勞動接近了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但是這種公有制的具體實現形式是以集權為其基本特徵的計劃體制，個人的意志要在對象中表達出來，必然經過這個官僚主義嚴重的計劃體制的許可，否則就是不可能，因而人的自由發展在此體制形式中並沒有表達出來；而且在這種體制中，“個人”成了構成的一個“螺絲釘”，其功能是固定的，所以“按照任何一種的尺度進行生產，並且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到對象上去”的全面發展也沒有表現出來。

3、一部中國思想史可以歸結為四個字“道的追求”……就邏輯而言，求道之思必始於“什麼是道？”這樣一個問題，即必始於“所謂道”。提出問題是一切思考的前提。

4、新石器時代的人們為什麼會產生死後世界與靈魂永存的觀念，，人們已經做了多種解釋。比如夢中時常見到已經死去的或離別的人，並且與之交談，這足以讓他們覺得夢中的表象是客觀存在的。對於死來説，夢象使他們相信人死只是滅的肉體，而靈魂則存在着。生前與死後、靈魂與肉體的劃分實際上構成了思想史的起點，而肉體可滅靈魂永存的觀點的出現實際上可以視為現代哲學語話中的“唯心主義”的胚胎。從這個意義上看，“唯心主義”在思想史上比“唯物主義”的“資歷”要更老一些。

《新實學》所構築的實踐哲學，堅持實踐自“文明物”始，且以“文明物”終的原則，包括“實踐哲學論””、“能動活動論”和“實踐本體論”三個部分。其主要思想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

一，將實踐理解為由活動到結果的物化過程，強調實踐是能動活動，突出活動的歸宿是“文明物”。

二，將實踐理解為由“結果”到“活動”的轉化過程，強調活動的起點是文明事物，或者説，文明事物是承擔活動的主體。

三，將前兩種理解結合起來，把實踐描述為“結果”（文明物）轉化為“活動”和“活動”物化為結果（文明物）的辯證統一過程，其間，活動與結果的矛盾被凸現了出來，因此實踐概念被具體化了。

四，將這個以“活動”與“結果”的矛盾為內容的“實踐過程”，理解為追求用的過程，認為實踐對“用”的追求可以表述為“用”本身由有限到無限的優化過程。“用”之有限使實踐的發展處於功利境界；“用”之無限則構成實踐邏輯展開的極限，即自由境界。使功利境界中的實踐不斷接近自由境界，就是優化過程。實踐的規律就是以這個優化過程為軸心而展開的。

著者認為，由這四個方面的內容所組成的實踐哲學具有實在性、實踐性、實用性，可以與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實學思想相對接，因此關於實踐及其規律性理論的實踐哲學其實就是“實學”。然而傳統實學並沒有將自己確定為“關於實踐及其規律性理論”，所以著者認為實在的、實踐的、實用的實踐哲學當為“新實學”。

本書以析古為出發點，從考古、傳説、民俗和文獻幾方面對隨棗走廊，特別是湖北隨州地區新石器時代人羣的宇宙觀念、宗教信仰、社會形態、文化淵源、創世神話及與傳説中神農氏世的對應關係進行了綜合研究，揭示了炎帝神農氏這一文化英雄在古史記錄基礎上的形成之謎，對炎帝神農氏是人是神的問題做出全新解答，對隨州新石器時代文化做出了系統闡述。

本書對隨州文化進行了形態分析，描述了隨州文化發展的三次浪潮。對隨州文化的特徵、淵源及發展規律做了系統闡述。探討了隨文化與楚文化的關係，提出了建立隨學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