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良

王仲良（1899-1974），原名王寶德，曾用名王承業、王耀中，浙江餘姚人。出生在浙江省餘姚縣王家（現屬慈溪市匡堰鎮）一個士紳家庭。幼時在私熟讀書，後到上海裘天寶銀樓做工。之後，曾與堂兄回家鄉開小銀鋪，由於生意虧本又回到上海。

1927年任上海金銀業工會常委，組織工人黑工，從事工人運動，並組建“護工隊”。1928年因領導工人罷工被捕，在獄中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刑滿獲釋。出獄後任中共上海金銀業支部書記，負責整頓黨的組織。

1930年4月，參加“五一”飛行集會籌備會時，再一次被捕，被判刑9年11個月，關押在國民黨中央陸軍監獄。1936年12月出獄。出獄後，找到黨組織，被安排到難民收容所工作。

全面抗戰爆發後，受黨組織派遣從事開闢京滬線敵後工作，任中共京滬線工作委員會委員。1938年10月，京滬線工委改為中共東路特委，全面領導蘇常太（即蘇州、常熟、太倉）、澄錫虞（即江陰、無錫、常熟）地區抗日遊擊武裝和黨政工作，王仲良任特委委員兼無錫縣委書記。

1941年2月4日,無錫縣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任縣長。5月，原中共淞滬中心縣委改稱中共路南特委，任特委委員。1941年10月，赴浙東三北（餘姚、慈溪、鎮海三縣姚江以北地區）開闢抗日根據地，任浙東軍分會委員兼“三縱”黨工委負責人。

1942年7月浙東區黨委成立後，任中共三北工委書記。9月，三北工委改為三北地委，仍任書記，統一領導三北地區黨政軍工作。11月，三北總辦事處改稱三北遊擊司令部總辦事處（又稱三、四、五支隊總辦事處），成為三北地區行使政權職能的機構，王仲良兼任主任，實行黨政一元化領導。其間，部署三北黨政軍民開展反“清鄉”鬥爭。

1943年下半年，區黨委提出“鞏固羣眾團體，改造政權”的任務，要求由羣眾團體、地方進步士紳、軍隊辦事處等各方面代表，建立全縣範圍的各界人民自衞委員會或各界抗戰工作推進會等民主機構，行使縣政府的職權。為此，1943年7月28日，慈（溪）鎮（海）(餘)姚抗日救國工作推進委員會成立，王仲良兼任主任。同月，為反對敵偽對根據地的蠶食，保衞秋收，三北自衞總隊建立，兼任總隊長和政治委員。曾作為主要領導者，組織三北地區的大規模破襲戰，對敵偽交通線和通訊設施進行全面的大破襲。

1944年1月27日，三北地區成立專署級的慈（溪）鎮（海）(餘)姚（上）虞辦事處，任辦事處主任。11月，浙東區黨委決定撤銷浙東敵工委，成立杭雨沿線城市工作委員會。三北地、縣委敵工部同時撤銷，成立三北地委城市工作委員會（簡稱“三北地委城工委”），由王仲良任城工委書記。

1945年2月，任浙東行政公署駐三北分區特派員。5月，三北地委與四明地委合併，繼續沿用四明地委名稱，王仲良任中共四明地委書記。8月，任四明工委書記。抗戰勝利後，奉命出任新四軍浙東遊擊縱隊第二旅政委，帶領部隊北撤。

解放戰爭時期，歷任新四軍獨立第一旅政委，華東野戰軍第一縱隊教導團政委，華東野戰軍衞生部政委等職。曾參加孟良崗、淮海等重大戰役。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任華東野戰軍後勤部接管委員會秘書長。

1953年在“三反”運動中受到錯誤處理（1956年上海市委撤銷對他的錯誤處理），轉業到地方工作。歷任中國科學院上海辦事處副主任，中國科學院華東分院黨委書記兼副院長，上海市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候補委員、市委監察委員會副書記等職。在此期間，王仲良正確貫徹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關心科學家，組織並幫助他們完成各項科研任務。“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迫害，後得到平反。1974年1月12日病逝。 ^[1] 

在建國60週年和建院60週年到來之際，懷着崇敬和感慨，追思紀念原中國科學院華東分院黨委書記兼副院長、上海市監委副書記王仲良同志。曾在中國科學院建院三十週年大會上，仲良受到國家領導人方毅同志的高度表揚。

仲良同志，浙江慈溪人，在上海蔘加過反帝反封建 “五卅”運動；1927年，在蔣介石發動反革命“四．一二”政變的白色恐怖下，投身革命，是中共上海地下黨金銀業工會領導人之一。因領導“工運”，兩次被捕入獄，身遭嚴刑摧殘，且家破人亡“幼兒餓死、妻子自盡”，但他不屈不饒、堅持鬥爭，在獄中加入中國共產黨。悲慘遭遇，沒有動搖他的堅定信念，更激勵他的堅強革命意志，他把“牢房當戰場、作學堂” 在監獄組織難友鬥爭，並刻苦自學文化，學會了日語，自詡為“監獄大學生”。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在“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強大政治壓力下，仲良同志，被釋出獄。於1938年5月，以中共江蘇省委代表身份，赴無錫創建蘇南抗日根據地，從無到有，先後建立中共無錫縣委、無錫抗日民主政府及兩千餘人的抗日武裝，改變了無錫地區沒有黨組織，沒有抗日武裝的局面。為打擊日偽漢奸的猖狂；鞏固錫澄虞及蘇南抗日根據地和擴大新四軍“江抗”部隊，作出了卓越的貢獻。1940年7月，仲良在無錫北鄉又一次被捕，後被營救脱險。獄中的酷刑使他遍體鱗傷，“老虎凳”折斷了他雙腿，但他寧死不屈。時任領導譚震林同志高度表揚他的革命意志，並以愛馬相贈；在蘇南根據地，他 堅持“一手抓抗戰、一手抓生產”，帶領民眾開拓因日寇侵略，被荒蕪的良田，恢復“江南魚米之鄉”美譽，被抗日民眾褒揚為“土地復耕的開拓者”。1941年10月，仲良同志帶着“打回老家去，開闢浙東抗日根據地”的使命，回到浙東，曾是三北地委、四明地委、浙東行政公署黨團、浙東縱隊等領導人之一，他組織抗日武裝、開展軍民合作生產、做好抗日統戰工作、謀劃日偽部隊起義投誠，參與了初創、擴大、鞏固浙東抗日根據地的全過程。他曾謀劃國民黨部隊張俊升旅起義，並冒着生死危難險阻，克服敵兵圍堵、平定叛亂、團結多數，帶領部隊從浙東撤到山東，勝利迴歸抗日陣營，受到新四軍代軍長陳毅同志的親切接見和表揚；譚啓龍曾題詞：王仲良同志是黨的好乾部他為創建和發展三北四明抗日根據地做出了積極貢獻。

解放戰爭時期，仲良同志先後在獨立旅、教導團、南下幹部大隊、華野衞生部等擔任政委職務。他以出色的政治工作謀略，教育改造孟良崮國民黨王牌74師戰俘軍官成為我軍戰鬥骨幹；他指揮所屬衞生部隊指戰員，一切為了救死扶傷，進行“戰地救護、搶險救護”，有力保障了華野部隊兵員戰鬥力，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出色的貢獻。

艱苦的革命歷程錘鍊了仲良同志勇於堅持真理、敢於實事求是的堅強黨性。

仲良同志是黨的忠誠戰士。他對黨無限信賴，建國初期，在“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中，他堅持領導帶頭以“教育者先受教育”的思想境界，把虛心接受羣眾的監督和意見，比作在“三反”中好好“洗個澡”；為排除“左”的傾向干擾，他反對“500個指標打老虎”的做法，因而被扣上“思想右傾”、“目無領導”的帽子，並視為運動的“絆腳石”，被停職反省。但對受的冤屈，他總是一句話“黨內的事，受點冤枉算啦，歷史會做出證明的”。

仲良同志是執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模範。在科學院工作十幾年，同歷屆領導，如：李亞農、王一平、劉述周等同志一起為華東分院建設，嘔心瀝血，彰顯業績。他一到任就深入抓組織建設，建立和健全了分院和各研究所的黨組織，並積極發展知識分子黨員，培養髮展著名科學家曹天欽、王應睞、嚴東生、優秀中青年科技人員彭加木等同志入黨，併發揮他們在科研主戰場的先鋒模範作用。他幽默地説我們有“穿西裝的黨員了”。

仲良同志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 的踐行者。他認為“要領導知識分子，必須瞭解知識分子、熟悉知識分子，深入到知識分子中，與他們廣交朋友”。他常在下班後，到科學家家中串門、聊天、談心；週末，經常參加科學家“橋牌沙龍”，在和諧氣氛中關心同志、瞭解情況、解決問題；他頂住“反右”運動中的壓力，冒着個人政治風險極大地保護了科技工作者的政治生命和科研活力。有人説：“幾千知識分子成堆的華東分院，竟沒有一位科學家和高級知識分子被劃為右派，簡直是奇蹟”；科學家們讚譽：仲良——科研戰線的開明領導、知識分子的知心益友。

仲良同志是堅持“出科研成果、出科技人才”辦院方針的帶頭人。他提出“服務好就是領導好”，在科研管理及政治思想等工作領域發揮重要作用，引領科學家們，集中主要精力和時間致力於科學研究，並反覆叮嚀各研究所黨政負責人，務必劃清政治與學術問題的界線，切不可任意替代科學家作學術爭議的結論。他身體力行，當好“後勤部長”，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親自為科研人員搞糧食、副食品供應；自己喝粥，省下糧票、食品送給科學家；帶頭騰出住房解決中青年科技人員結婚户用房。他不甘為“外行”領導內行，帶着“虛心學習、紮實苦幹、帶頭創業”的精神，努力探索科研工作運行規律，積極組織科研攻關，大力推進院所建設。科學家們驚奇發現，這位“貌不驚人”的黨委書記，與科學家們探討科研規劃，常常能抓綱攜領，把握本質，切中利弊；他任職期間，華東分院在科研學術領域，進取獲得了多項重大成果，他擔任總指揮的人工合成胰島素項目，曾一度受挫，但他能聽取各方意見、總結經驗教訓、承擔領導責任、找準科學規律、調整科研力量、堅持屢戰不殆，他有句名言——“科學加拼搏，神仙也讓道；科學有險阻，苦戰能過關”那種面對科學事業敢於攀登高峯的思想精神，感召帶領着科技人員刻苦攻關，經過6年9個月的不懈努力，終於攻克“堡壘”，“人工合成胰島素”的成功，被科學界盛讚其可與原子彈相媲美；在科研院所建設方面，組織建立中科院上海圖書館、創辦上海科技大學、規劃“實驗生物學研究中心”設想等方案，逐步構架了發展藍圖。他熱愛科學事業，嘔心瀝血服務科研，，為改變基礎科學理論研究一度幾乎被全盤否定的局面，他斗膽向上級領導反映情況，並受邀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彙報工作，與會中央領導充分肯定了基礎科學研究的重要性；之後又以“神仙會”形式，組織科學家和科技人員，幫助黨委整風，發動廣大科技人員的主人翁精神，廣開言路、揭示和糾正大躍進中暴露的問題，並彙編成材料上報，受到上級重視。就此，仲良同志再次參加由聶榮臻同志親自主持，中科院黨組張勁夫、杜潤生等領導都參加的專題討論會，會議之後形成了由中央頒發的《關於科研工作十四條》文件。鄧小平同志曾評價科研工作十四條，“這是一部科學憲法”。1964年仲良在上海市委監委擔任副書記，以後又帶着“硬骨頭書記”的殊榮，回到科學院，此時，華東分院已被撤銷，僅保留科技物資管理站。時年已74高齡的他，在“文革”動亂中，身心受到嚴重摧殘，但他並不計職務、名利，一心為科學事業，為科研和基層服務，他每天住着枴杖上班，深入基層，瞭解解決科研工作中後勤保障、條件支撐等問題；他鼓勵激發科學家們鋭意創新、不斷開拓、積極進取的科研主創精神。1974年1月12日，仲良同志終因勞累過度，倒在為科學服務的崗位上，真正實踐了共產黨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座右銘。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仲良同志被平反昭雪，“四人幫”強加他身上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詞全部推到。1979年，在慶祝中國科學院成立三十週年大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科委主任方毅同志高度表揚了為我國科學事業發展作出了傑出貢獻的王仲良同志；1999年，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了《王仲良紀念文集》，中央和軍隊以及地方的一些老領導為“文集”題了詞，時任上海市市長的徐匡迪同志為“文集”題寫了書名，許多老同志和科學家撰寫了紀念文章；現在，又出版了他的傳記《燧石》。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