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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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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玷,原名王思璜,曾用筆名王一民(王亦民),1895年出生于山東省蘭陵縣蘭陵鎮西南圩村。
中文名
王思玷
別    名
王思璜
民    族
漢族
出生日期
1895年
逝世日期
1926年
主要成就
清朝的舉人
出生地
山東省臨沂市蘭陵縣蘭陵鎮
代表作品
《風雨之下》,偏枯》,《劉並》,《歸來》

王思玷人物背景

其曾祖名王曉榮,字春旭,系清朝的舉人,任過知縣,為官清正(參見《臨沂縣誌》卷十);祖父王紹翀,庶出受歧視;其父王賡庸,一生勤儉,無功名,有地200餘畝,在當地屬中小地主。

王思玷人物生平

王思玷自幼酷愛文學,受學於清末秀才王思穎(系當地塾師),後來受同代文學先鋒的影響,走上了創作道路。他生活在軍閥混戰的年代,深切痛恨反動的北洋政府,同情在苦難中掙扎的廣大農民。
為了實現教育救國的理想,他自願在蘭陵小學任義務教員,而不要任何報酬。在教學時,他常以“怎樣做一個人”為題,向學生們灌輸愛國思想。
1919年“五四”新文學運動的興起,使憂國憂民的王思玷受到鼓舞,他不但如飢似渴地閲讀進步文人的作品,還經常給他的學生講魯迅、茅盾、郁達夫等文化先驅的作品,宣傳自由和民主思想,鼓勵學生們長大後要為救國救民做貢獻。在他的教育和影響下,他的許多學生後來都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活動,有的還成為著名的革命家和作家,如田兵、王秋巖、孫立晨等革命前輩,都曾是王思玷的學生。
上海發生“五卅”慘案後,他不但自己募捐,還發動別人參加募捐,並將蘭陵小學作為當地的募捐大本營。
1921年,《小説月報》在第12卷第5號上以“風雨之下”為題,徵求反映現實生活的短篇小説和長詩。王思玷聞訊,立即投筆參加了這場剛剛興起的文學革命。他懷着一腔孤憤,寫下了處女作《風雨之下》,以第一人稱的筆法敍述了混亂世事給農民造成的災難,控訴了北洋政府統治下農民的疾苦。
小説在當年的《小説月報》第12卷第9號上發表,被評為入選的優秀作品。此後,他又連續寫了六篇小説,均發表在茅盾、鄭振鐸先生主編的《小説月報》上。這些作品,不但引起了當時文壇的注意,而且得到了茅盾先生的高度評價。另外,他還寫過許多散文、詩歌,分別發表在當時的《東方雜誌》、《魯南時報》上,在當地廣為流傳。
1925年,國共兩黨積極醖釀北伐。蘭陵有一個名叫袁永平的國民黨人士組織起一支隊伍,約有兩萬餘人,被編為河南國民二軍山東遊擊隊第一支隊,由袁永平任司令,組織起義,迎接北伐。王思玷認為救國救民的時機已到,毅然棄筆從戎,在袁部任參謀之類的小官。但他很快發現,參加起義的人員多是紀律鬆弛的農民和被吸收的軍閥殘部,內部思想混亂,起義的目的也不明確。
因此,他力勸袁永平不要急於求成,應先整頓隊伍,籌備糧餉,爾後再行動。但袁永平不聽勸告,於1925年秋天率部攻打軍閥張宗昌的部下盤踞的魯南重鎮臨沂城。
但由於革命的不徹底性,起義軍攻城勝利不久,便被山東軍閥張宗昌、江蘇軍閥白寶山的部隊擊敗。袁永平被誘降爾後被殺,王思玷則堅貞不屈,率殘部繼續轉戰於蒼山與臨沂一帶,後於1926年秋天不幸被反動武裝殺害,時年僅31歲。他的死,無疑是新文學運動的一次巨大損失。新中國成立之前,魯南根據地的民主政府曾追任他為革命烈士,併發放撫卹金給其妻子,但由於種種歷史原因,解放後便無人過問了。
隨着歲月的流逝,王思玷的名字和業績幾乎被世人遺忘了。但十年浩劫仍沒放過他,造反派們掘墓破棺,毀壞了他的墳墓,至屍骨皆無。
他的妻子也歷盡磨難,於1974年離開了人世。“文革”之後,王思玷的親屬們一直想修復他的墳墓,因各種原因,一直沒能如願。
王思玷生有一女,名王繽和,解放前隨夫南下,後在台灣任教員,現仍健在。他還有一養女名王繪和,嫁給了山東省棗莊市嶧城南樂莊一户姓孫的農民為妻,今也健在。王思玷排行居二,其兄王思璞與其弟王思瑕曾將王思玷的所有詩文抄成一集,將其中一部分詩稿經山東文化界老前輩楊希文轉交給抗戰時我黨領導的山東某家報刊,後下落不明。
在20年代的中國文壇上,應該説王思玷是一顆明亮的星。他的溘然消失,令人惋惜,堪可悲矣!

王思玷人物影響

王思玷留給我們的作品並不多,但為什麼茅盾先生説“單單這少數的幾篇也就值得我們再來提起”呢?我想,除了王思玷在小説藝術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之外,與當時的歷史背景也有直接關係。
早在1917年初,胡適陳獨秀先後發表文章,倡導“用白話文寫文章”,雖有人響應,但為數極少,直到1921年,許多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仍沿用古文。
1921年8月,魯迅用白話文寫出來第一篇反映農民生活的小説《風波》,王思玷則於當年的9月便在《小説月報》上發表了用白話寫成的、真實反映農民疾苦的小説《風雨之下》。這篇小説在寫作方法上“完全擺脱”了章回小説的影響,非常成功地運用了“活人的口語”,真切的表現了“活的人生畫圖”,這恰恰是當時文學作品所缺少的。雖然與王思玷同時代的作家殷夫、肖軍等人的作品,在直面揭示人生艱辛方面要比王思玷深刻,但他們的作品則是1924年以後才問世的。由此可見,王思玷的小説從題材到表現方法都起到了先鋒的作用,他的作品受到茅盾先生及後人的重視也就不足為奇了。
1935年,胡適、魯迅、茅盾共同編纂《中國新文學大系》(良友圖書公司出版),這是一套在中國文學史上不朽的煌煌巨編,入選作品從藝術到內容都是經過嚴格篩選的。而王思玷雖然僅有七篇小説問世,卻有三篇被選入該書(這三篇小説的題目是《偏枯》、《瘟疫》和《幾封用S署名的信》),成為廣為流傳的文章。同時,茅盾先生還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説一集導言》中,用了千餘字的篇幅對王思玷的小説進行了詳細分析,並給予了高度評價。
新中國成立之後,雖然已極少有人提起王思玷的名字,但他的小説卻沒被世人忘記,國內出版社的許多重要短篇小説選都收入了他的作品。1979年,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學院三校中文系聯合編選《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一書時,又選收入了王思玷的《偏枯》。
由此可見,王思玷的小説是能夠經得起歷史考驗的,時光不但抹不去他作品中閃射着的思想和藝術光輝,而且隨着歲月的流逝,這些作品的認識價值也越來越高。
總之,王思玷雖然從事文學實踐時間並不長,但他對“五四”新文學革命的傑出貢獻,卻是不應被歷史忘卻的;他的作品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影響和地位,也不容忽視。他像一顆光芒四溢的彗星,雖然一現就不見了,但他卻用自己的才華織成藝術的火焰,閃射出了燦爛的光輝!

王思玷藝術成就

王思玷一生寫了多少文學作品,我們已無從查考,當下能夠見到的,只有在《小説月報》上發表的七篇小説。這些小説的篇名及刊載時間分別是:
《風雨之下》(1921年9月·載12卷9號)
《偏枯》(1922年11月·載13卷11號)
《劉並》(1922年12月·載14卷2號)
《歸來》(1923年5月·載14卷5號)
《瘟疫》(1923年12月·載14卷12號)
《一粒子彈》(1924年7月·載15卷7號)
《幾封用S署名的信》(1924年8月·載15卷8號)
從《小説月刊》的發表時間可以推算出,這些作品大約寫於1921年至1924年間。茅盾先生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説一集導言》中説:“我記得他的稿子都是從棗莊寄的。”由此可見,這些作品均是在魯南寫成的。據王思玷的侄子王倫和介紹説:當時蘭陵沒有郵局,只有一個代辦人負責寄平信,若寄掛號,就只好到別處去。王思玷在棗莊有親戚,經常走動,所以他到棗莊寄稿子也就很自然了。
這幾篇小説,比較真實地描繪了20年代初期魯南農民的痛苦生活,憤怒地譴責了軍閥混戰給人民帶來的疾苦,活靈活現地塑造了幾位貧苦農民形象,被茅盾先生稱讚為“活的人生圖畫”。
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文學研究會的作家們很少寫出真實地反映民眾生活的作品。就在這種情況下,王思玷與另外幾位青年作家一起登上了文壇,奉獻出了幾篇從題材到藝術形式全新的文學作品,給新文學運動注入了新鮮血液,也為現實主義的文學發展奠定了良好的開端,所以茅盾先生興奮地説:“他們的作品……我以為有值得注意的兩點,就是在題材方面不是單調的學校生活和戀愛,技巧方面也有自己創造的地方。”在這裏,我們以茅盾先生最喜愛的小説《偏枯》為例,談談王思玷小説的藝術價值。
這篇小説大約寫於1922年秋天,全文約4000餘字。故事講述的是:在一個暖風染綠枝頭的春天,有一個名叫劉四的“苦人兒”得了半身不遂病,“失去了一切舉動的自由”,也就不能撫養他的妻子和三個孩子了。
他的鄰居張奶奶是位心地善良的好心人,為了幫助劉四一家渡過難關,不至於被餓死,熱心當中間介紹人,把劉四的大兒子賣給廟裏當和尚,並讓劉四的妻子帶着二兒子給地主當奶媽,張奶奶則將尚未斷奶的三兒子抱去撫養。作者在講述這一悲慘故事時,並沒有設置離奇的情節,而是在淡淡的敍述之中推動情節的發展,將主要筆墨用來展現貧苦農民的善良品格,以極細膩的筆觸描繪了“貧農夫婦在賣兒賣女那一瞬間的悲痛心理”(茅盾語),從而較深刻地揭露了北洋政府統治下的黑暗現實,用血與淚的事實控訴了殘暴的軍閥統治給人民帶來的悲慘命運,成為上個世紀20年代初期千百萬農民的痛苦縮影。
小説在藝術形式上取得的成就,也值得我們加以研究。作者以深沉而含蓄的藝術風格,用白描的敍述手法,將一個本來錯綜複雜的悲劇故事,僅僅用幾千字就生動地展現到了讀者面前,這不能不讓我們驚歎作者創作技巧的完美。同時,作者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頗見功力。
如小説中塑造的劉四的妻子這一普通婦女形象就是很成功的。當着不公的命運逼她賣掉兒子然後去另尋生路的時候,她非但不埋怨無法養活全家的丈夫,而且臨走之前還強忍着淚水給丈夫打麥草苫子,用家中僅有的一個雞蛋給孩子燒煎餅湯。當劉四為不能養活妻兒老小感到愧疚時,她卻恨自己的無能,安慰丈夫説:“這不是你的病累贅你,是我累贅你。
”這些生動的細節描寫,真實地再現了偉大的母性之愛,成功地塑造了一位賢妻良母式的女性形象,那是千百萬魯南婦女形象的高度概括,難怪茅盾先生在評價這篇小説的人物塑造時稱讚説:“……登場人物有六個,而這六個人物沒有一個不是活生生(的)——連那還在吃奶的三兒也是要角,不是隨手抓來的點綴品。
另外,王思玷的小説語言,在吸收鄉土語言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擱上”、“累贅”、“怪好”、“難為”、“不出奇”、“應承”等等均是魯南羣眾的口頭常用詞彙,把這些生動的鄉土語言揉進小説裏,不但增加了人物的真實性和可信性,而且也為作品增添了濃厚的生活氣息和地方色彩。特別是在當時用白話文寫小説的人還極少的情況下,作者敢於大膽運用鄉土語言寫作,其意義則更加深遠。
總之,王思玷雖然是一位一閃即逝的作家,但他的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就是用當代人的眼光去衡量,也不失為我國現代文學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