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華

曾任廣東省第四屆、第五屆政協委員、第六屆常務委員，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常務理事，衞生部和廣東省新藥評審委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廣東省專家庫評審專家，《中藥藥理與臨牀》雜誌主編，《中藥新藥與臨牀藥理》、《廣州中醫醫大學學報》副主編等學術職務，1991年起獲政府特殊津貼。

從事中西醫結合、中藥藥理教學和研究工作50多年。早期從事中藥麻醉研究，是我國中藥麻醉研究的開拓者之一，研究成果獲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自上世紀70年代中期，致力於中西醫結合脾虛證辨證論治規律和中藥複方藥理研究，先後主持國家七五攻關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衞生部、廣東省自然科學基金等多項課題研究。主持的“脾虛證辨證論治的系列研究”獲2000年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相關成果“脾虛證辨證論治的基礎研究”獲1999年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藥基礎研究二等獎，“微電腦胃腸電檢測和分析系統”獲1986年衞生部重大科技成果乙級獎，“脾胃學説研究”獲廣東省科學大會獎，及廳局級成果獎多項。先後發表論文150餘篇。出版專著8部。先後培養研究生47名，其中碩士生26名，博士生21名。1997年獲廣東省“南粵教書育人優秀教師” 稱號，1998年獲教育部頒發的“全國優秀教師”稱號。

1951年，王建華教授從同濟大學醫學院畢業後，進入當時的北京協和醫學院藥理高師班進修。當其時新中國藥理事業正急需大批人才去開展工作，王建華教授按照祖國的需要分配到江蘇醫學院(現在的南京醫科大學)藥理室工作，其間對中醫藥研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參加了有關的中藥藥理研究工作。1960年參加“西學中班”學習，對中醫理論和臨牀有了較全面的瞭解，並更加堅定了畢生從事中醫藥研究的信心。在七十年代初期，他在徐州醫學院工作期間，開展了中藥麻醉的基礎研究，首次成功發現了“麻沸散''中主藥洋金花的麻醉有效成分為東莨菪鹼，這一發現為其後的中藥麻醉劑型改革及麻醉作用機理的研究提供了依據，同時這一研究也揭開了中藥麻醉的千古之謎，使古老的中醫藥理論煥發出新的光芒，研究成果先以多篇論文的形式發表，後來由人民衞生出版社出版《中藥麻醉》專著(1971年，1974年再版)，有關中藥麻醉的研究成果獲得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

1974年，王建華教授調入廣州中醫藥大學，不久之後，被任命為新組建的脾胃研究小組的負責人、脾胃研究室主任，1992年撤室成立脾胃研究所，王建華教授任脾胃研究所所長。

王建華教授長期從事中西醫結合研究工作，在中西醫結合脾胃學説研究和中藥藥理特別是複方藥理研究領域，是國內外知名的專家，是我國脾胃學説研究的開創者之一，也是我國中藥複方藥理研究的主要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主講過《脾胃學説研究》、《中西醫結合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學》等課程。主編了《藥理學》 (全國高等中醫藥院校教材，1989年)，合作主編了《中藥藥理與臨牀研究進展》(系列叢書第二、三、四、五冊)、《中醫基礎理論研究進展》、《消化道電活動及臨牀應用》、《中藥方劑藥理與臨牀研究進展》等書。培養了大批高級專門的人材，有的已經成為學科帶頭人，有力地推動了中西醫結合事業的發展。王建華教授為《中藥藥理與臨牀》雜誌和《中藥新藥與臨牀藥理》雜誌的創刊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現為《中藥新藥與臨牀藥理》雜誌的副主編。

在中西醫結合脾胃學説研究中，王建華教授創造性地提出了“負荷理論在虛證研究中的作用”，為中西醫結合虛證研究指明瞭方向，為後來中西醫結合研究的深入開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在脾胃研究室成立初期，條件非常簡陋，王建華教授為了打開脾胃研究的局面，帶領其合作者深入工廠，進行脾胃病人的診治。他們以慢性低熱病證為脾虛研究的突破口，以負荷理論為指導進行研究工作。研究發現運用四君子湯加味對慢性低熱病人有較好的療效，其後立即着手實驗工作，基礎研究與臨牀研究相結合，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王建華教授提出了唾液澱粉酶活性在酸刺激前後的變化可能是反映脾虛證本質的有效指標之一，初步證實了四君子湯對家免離體腸管運動具有雙向調整作用，這種作用與植物神經系統的功能狀態有關，該研究成果於 1976年上報國家衞生部，並在全國中西醫結合會議上介紹，引起了與會者們的高度關注，隨後，廣東省衞生廳拔專款支持王建華教授所領導的研究。1980年，衞生部將脾胃學説研究列為部屬重點科研項目，研究小組也正式升格為脾胃研究室，為後來進一步的脾胃學説研究打下了基礎。

國家七五期間，王建華教授作為國家科委“七五”科技攻關項目“脾虛證候發生機理的研究”組組長，帶領全國多家協作單位一同攻關，克服重重困難，較好地完成了攻關任務，把脾虛證的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其研究範圍涉及生理、生化、免疫、遺傳、內分泌、神經、藥理等多個領域。在脾虛證客觀變化規律的探索中，王建華教授終於發現唾液澱粉酶活性比值屬於脾虛證的客觀量化指標，研究結果為多家研究單位所證實，在 1986年舉行的全國中醫理論現代研究討論會上，唾液澱粉酶活性比值與木糖排泄率被列入脾虛證診斷的參考指標，使中醫證候診斷走向客觀化研究跨上了一個新台階，為我國的中西醫結合工作的開展作出了貢獻。在隨後的證本質研究中，許多研究者都集中於發現一些微觀定量的指標來説明證的本質，甚至還寄希望於發現一、二個金指標來説明證的本質，王建華教授發現，就證而言，試圖以某一個金指標反映證的本質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是由證本身的特點所決定的，所以王建華教授及時提出了“多指標合參”的思路，這一思想為證本質的研究工作打開了新的局面，為證本質研究的深入開展作出貢獻。

在科研中，王建華教授除強調中醫理論的指導作用外，還十分重視運用現代科學技術的手段，進行多學科的滲透研究。在 70年代末期，王建華教授所領導的研究小組曾用簡單的胃腸電記錄儀觀察脾胃病患者的胃腸運動狀況，並發現脾虛患者的胃電波幅較肝胃不和患者及正常人低，但由於實驗結果均用手工測量而存在很大誤差，為此王建華教授帶領科技人員與中山大學電子系合作，經過艱苦努力，首次開發出了“微電腦胃電檢測分析儀”，使胃電測量實現了自動分析，這項成果在全國多家醫療單位推廣，並獲得1986年衞生部重大科技成果乙等獎。在他的帶領下，脾胃研究所對胃腸運動方面還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從唾液澱粉酶活性比值，到多指標合參，到胃腸動力的研究，王建華教授走過了一條不平坦的路，然而卻是一條成功的路。王建華教授並沒有就此止步，在近年，除進行脾虛本質的研究的同時，王建華教授又帶領全所人員走上了脾胃虛實證研究的道路，使脾胃學説的研究更全面、更深入。

王建華教授不但專心中西醫結合脾胃學説的研究，也非常重視中藥藥理的研究。他早期的研究多以分析方法為主，在深入開展脾胃學説研究中，他認識到中藥藥理的研究不能單純是分析模式，而必須結合中醫理論的特點，從整體方面去進行研究，從而提出了中藥整體藥理學的觀點，首倡中藥複方的藥理研究，並且為中藥複方的藥理研究搖旗吶喊，使得中藥複方的藥理研究從無到有，不斷壯大，走到了今天的繁榮。王建華教授及其合作者，結合脾胃學説研究的成果，對四君子場、補中益氣場以及健脾、化瘀、清熱法則方藥等在不同的層次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其中“補中益氣湯對消化功能活動的調整作用研究”獲 1994年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藥科技進步三等獎。中藥藥理界已經普遍認識到複方藥理研究的重要性，這一研究方向已經被納入國家重點科研招標中去，相信不久的將來，複方的藥理研究定會取得更豐碩的成果。

王建華教授所帶領的脾胃研究所，先後獲得中標科研課題 18項，獲得各級政府部門的科研成果獎勵11項。除上述兩項部級成果外，“脾虛證辨證論治的基礎研究”獲國家中醫 ^[1]  藥管理局1999年度中醫藥基礎研究獎二等獎。“脾虛證辨證論治的系列研究”獲國家科技部2000年科技進步二等獎。王建華教授先後發表論文150餘篇。王建華教授一直十分重視人才的培養，無論是對青年教師崗位培訓，還是對研究生的教導，都顯示出一個學者、一個嚴師的胸懷。他始終認為人的因素在科研中是最為重要的因素。王建華教授先後招收碩士研究生26人，博士研究生20人，已畢業碩士研究生26人，博士研究生1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