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安

八路軍時期的王建安(3張)

1908年10月12日生於湖北省黃安（今紅安）縣桃花區朱家壠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少年時曾給地主打短工，並偷偷學會寫字、背誦三字經。1924年離家到武漢，在直係軍閥吳佩孚部隊當兵。1926年冬回黃安，參加農民協會和赤衞隊。1927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1月參加黃麻起義，率先登上黃安西北城牆的雲梯。1928年在中國工農紅軍第11軍31師當班長，參加創建鄂豫邊蘇區的鬥爭。1930年4月任紅1軍1師3團排長、連長，參加楊家寨、楊平口、花園、四姑墩、新洲等戰鬥和鄂豫皖蘇區第一次反“圍剿”。1931年1月紅1軍和紅15軍合編組成紅4軍後，任第10師營長，參加雙橋鎮戰鬥和鄂豫皖蘇區第二次反“圍剿”。同年11月紅四方面軍成立後，任第10師28團副團長，參加黃安、商潢、蘇家埠、潢光等戰役和鄂豫皖蘇區第四次反“圍剿”。1932年10月隨紅四方面軍主力轉移，12月任第10師30團政治委員，參加創建以通江、南江、巴中地區為中心的川陝蘇區。1933年任紅30軍88師政治委員，率部參加儀南、營渠和宣達戰役。川陝蘇區反“六路圍攻”初期，在88師師長犧牲的情況下，獨自率全師作戰，給敵以重創。後任紅4軍政治委員，率部參加廣昭、嘉陵江戰役。他經常深入第一線組織指揮作戰，並善於組織部隊開展思想政治工作和宣傳鼓動工作，被稱為“軍政雙全”的指揮員。長征中率部參加綏（靖）崇（化）丹（巴）懋（功）戰役。1935年冬入紅四方面軍隨營學校，任高級幹部隊副隊長。1936年到陝北後，入抗日紅軍大學（後為抗日軍政大學）學習。

抗日戰爭時期，1938年任八路軍津浦支隊指揮，率部先後在魯北慶雲、寧津等地殲滅偽軍1800餘人，並收復寧津縣，打開了冀魯邊的抗戰局面。1939年6月任山東縱隊副指揮兼第1旅旅長，參與創建山東抗日根據地，領導軍民多次挫敗日偽軍的“蠶食”和“掃蕩”。1942年8月起任山東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1943年3月任魯中軍區司令員。在1944年春季攻勢中，指揮6個團的兵力對駐魯山南麓的偽軍發起討伐戰役，殲偽軍7000餘人，攻克重要據點40餘處，擴大了魯中抗日根據地。1945年率部連續攻克臨朐、博山、益都、萊蕪、淄川、新泰等城鎮，並協同兄弟部隊解放章丘和臨沂城。

抗日戰爭勝利後，率部參加山東討逆戰役、膠濟路反擊戰和平安、魯南等戰役。1947年1月起任華東野戰軍第8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率部參加萊蕪、孟良崮、沙土集等戰役後，隨華東野戰軍主力進軍豫皖蘇邊區。1948年任華東野戰軍東線兵團（亦稱山東兵團）副司令員，先後參與指揮豫東等戰役和濟南戰役。所部第9縱隊25師73團、第13縱隊37師109團，曾被中央軍委授予“濟南第1團”、“濟南第2團”稱號。1948年10月22日提出有關淮海戰役使用兵力的建議，被中央軍委所採納。1949年2月任第7兵團司令員，4月率部參加渡江戰役。佔領杭州後，兼任浙江軍區司令員。

1952年9月參加抗美援朝戰爭，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9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在秋季戰術反擊作戰中，總結推廣小部隊活動的經驗，集小勝多勝為大勝，以消滅敵之有生力量。1954年春因病回國。1956年12月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1961年10月任濟南軍區副司令員，曾參與組織軍區部隊進行羣眾性大練兵活動。1969年8月任福州軍區副司令員。1975年8月任中共中央軍委顧問。經常深入部隊、工廠和農村進行調查研究，向中央、軍委提出許多有價值的調查報告。

1956年1月被授予上將軍銜，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一級解放勳章。

王建安曾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委員，是第二、第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在北京病逝 ^[1]  。

1979年3月25日上午9點20分，方毅團長、王建安等副團長和43名團員及隨員，乘三叉戟專機離北京西郊機場前往昆明慰問對越自衞反擊作戰部隊。韋國清、烏蘭夫、餘秋裏、胡耀邦、宋任窮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到機場歡送。專機在飛行途中，方毅收到從昆明報來的請示，雲南省委為歡迎中央慰問團準備了午宴。方毅徵求了王建安的意見後表示：“代表團一律乘麪包車；不準宴請，如吃‘便飯’時，代表團上街找飯館吃；每餐四個菜一個湯，絕對不能超過標準。”在雲南慰問期間，中央慰問團自始至終乘麪包車、每餐四菜一湯，從未超過標準。

1979年4月4日，王建安要聽取省紀委和軍區紀委的工作彙報。接下來的日子裏，王建安在廣州、福州、上海、杭州分別聽取了廣東省紀委和廣州軍區紀委，福建省紀委和福州軍區紀委，上海市紀委，浙江省紀委的工作彙報。王建安與省市紀委和軍區紀委的領導同志座談時每次都強調要認真汲取“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四人幫”一夥撤銷黨的各級紀律檢查機構，摧毀黨的紀律檢查工作，在黨內大搞法西斯專政的沉痛歷史教訓，呼籲各級黨委要實行集體領導，反對“一言堂”。凡涉及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以及重大人事變動，都應提交委員會或常委會集體討論，不能由個人擅自決定。要求黨員講真話，做老實事，當老實人。要認真維護黨規黨法，搞好黨風，堅決按照中紀委第一次全會的要求嚴格區分、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反傾向鬥爭必須從實際出發，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對人的處理要持十分慎重的態度，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

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恢復工作初期，信訪件特別多，凡是涉及軍隊的信訪件，中紀委領導一般都批轉給王建安閲批。王建安唯一的秘書，在跟隨王建安七年的時間裏，協助他處理了大量的信訪件，遵照王建安的要求，用中共中央軍委辦公廳的便箋，請打字員打印了“您的來信，王建安已收閲，現已批轉……查處”的回覆信，做到了件件有回覆。

王建安對他在戰爭年代的老戰友、老部下從不袒護和包庇，對高級幹部存在的問題總是如實地向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反映。鄧小平曾在王建安的調查報告上親筆批示：“總政要特別注意這種調查報告，隨時掌握幹部的情況，適當時加以調整。”有一次，機關在印發王建安向軍委的報告時提出，是否不提被批評的軍委某領導人，王建安沒有同意。王建安説：“共產黨員就是要敢説真話，實事求是地反映問題，怕個鬼呀！不但書面材料要發，王建安秘書見到他還要説。”對與自己發生過沖突的人，王建安不歧視、不排擠。某軍區有位副參謀長曾因工作和王建安爭吵過，但當王建安了解到該同志是個德才兼備的幹部時，主動向總政幹部部提出了晉升建議。

王建安十分重視調查研究。為了黨的事業和部隊建設，他任中央軍委顧問、中央紀委常委期間，每年搞調查研究的時間都在四五個月以上。在調研過程中，王建安最反對的是前呼後擁層層陪送。

王建安常説，共產黨的幹部是人民公僕，要講廉潔，要嚴於律己。王建安對親屬和子女要求十分嚴格，王建安的夫人抗美援朝回國後服從組織決定退役，本來有幾次機會可以再穿上軍裝，而且已有先例，可王建安卻堅決拒絕給他夫人辦理再入伍手續。王建安對黨忠誠、對羣眾關心的高風亮節時刻激勵着大家做好紀檢監察工作。在“做黨的忠誠衞士，當羣眾的貼心人”主題實踐活動中，在市直機關紀工委提出了紮紮實實樹形象的要求：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更要學習老一輩革命家愛憎分明的政治立場、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清正廉潔的高尚品德，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詮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做黨的忠誠衞士、當羣眾的貼心人。

1948年7月，豫東戰役勝利結束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正在醖釀攻打濟南的方案。中央軍委決定儘快拿下濟南，並召王建安來西柏坡面談，聽聽前線的意見，再作出具體的部署。王建安帶着豫東戰役勝利的喜悦和征塵，匆匆趕到西柏坡。毛澤東展開一張地圖，指着用紅藍鉛筆劃出的地方，向王建安講述了國共雙方軍事力量的對比及當前的任務。講完以後，毛澤東點燃一支煙説：“建安同志，根據軍委的決定，這次讓你來，就是要交給你一個重要的城市攻堅任務，攻下濟南！”王建安不假思索地答道：“服從軍委的決定。”説着，站了起來。毛澤東很高興，用手示意王建安坐下，並解釋道：“中央考慮了，山東兵團，大都是山東人，許世友在膠東部隊裏很有威望，你在魯中、魯南也頗有名氣哩！你們是山東‘兩雄’。人言‘兩雄難並立’，我則説‘孤掌難鳴’，你們二人手要擊得響，同心協力，那我們的戰士會跟隨你們去赴湯蹈火！”

王建安明白毛澤東的話中話是“團結”二字。他心想，主席是怕他不服許世友，而且他們過去又有過一些爭執和誤會。1937年，在延安批判“張國燾右傾逃跑主義”的鬥爭中，抗大的原紅四方面軍高級幹部許世友、王建安、陳再道、洪學智、詹才芳等十多位軍師級幹部準備拖槍出去，回四川打游擊。臨出發前，王建安覺得不妥，立即向抗大校方作了報告，黨中央、毛澤東果斷地處理了此事，但許世友因此對王建安持有成見，兩人之間結下了疙瘩。

王建安沒有猶豫，王建安當即站起來向毛澤東表態：“請主席放心！我一定協助許世友打好這一仗！” ^[2]  毛澤東笑了，再一次示意王建安坐下，並説：“那好！我們來演一出《失空斬》：失了街亭，打不下濟南，先斬許世友，然後打你40軍棍。我也向中央請罪，官降3級。好嗎？”説罷大笑起來。隨後，毛澤東安排王建安去找周恩來商談關於解放濟南的戰略部署。王建安與周恩來促膝秉燭長談，一直談到翌日東方發白。等到王建安告別周恩來的時候，他的手上就多了件公文包。王建安的兒子王東波説，父親在世的時候並未講過這件公文包的來歷，這件公文包後來伴隨着父親走過了幾十個春秋，到底是毛主席贈送的還是周副主席贈送的，成了一個謎。 ^[2] 

當日，王建安即趕往山東青州華野指揮部，向華野領導傳達中央軍委的最新指示，並竭盡全力配合許世友指揮部隊，攻克濟南。捷報傳到西柏坡，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和任弼時非常興奮，認為濟南戰役的勝利證明，任何一個國民黨城市都無法抵禦人民解放軍的攻擊。濟南戰役揭開了國共雙方戰略決戰的序幕。

1954年，王建安從朝鮮戰場回國，後歷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濟南軍區副司令員、福州軍區副司令員。1975年，王建安任中央軍委顧問，爾後歷任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委員。葉劍英元帥曾對王説：“建國以來，你不計較職務高低，任勞任怨，很不容易啊！” ^[2] 

人民日報讀者來信評價王建安深入細緻搞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地分析和解決問題，“老八路作風和黨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又回來了！”“使不少人的心靈又萌起了對真理的信念”，“説出了羣眾的心裏話，引起了人們的共鳴”，“使不少人又感到了黨的政策精神，黨的正確路線的温暖”。

解放軍隊伍在長期的革命鬥爭和建設事業中，為黨和人民做了許多工作，不少同志還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們逝世後，本着既嚴肅莊重、又儉樸的原則，適當舉行悼念活動，包括開個追悼會，用以寄託我們的哀思，學習死者的美德，這是完全應該的。對領導幹部，對每一個做了有益的工作的人，我們大家都應當紀念他、學習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