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幼安

王幼安（1896-1928），又名王宏文，乘馬崗區項家沖人。1918年，王幼安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師範。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王幼安接觸革命思想。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共領導人董必武、陳潭秋等加強對省一師的宣傳和組織工作。王幼安深受這一革命環境薰陶，投身學生運動，參加反帝，反封建鬥爭。1922年加入共產黨。次年春畢業回麻城，任縣立高等小學國文教員。王幼安秘密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組織青年閲讀《新青年》、《湘江評論》、《武漢星期評論》等進步書刊和有關俄國十月革命的小冊子。經常鼓勵學生參加反帝、反封鬥爭，組織青年討論，探求祖國前途。李培文、王樹聲等反對教會學校無理開除學生，大鬧洋教堂。學校要開除李、王兩學生學籍。王幼安即組織發動全校罷課，迫使學校取消開除李、王學籍的決定。寒暑假中，王幼安利用這一機會，做宣傳發動農民羣眾的工作。一次借給一貧苦農民看病之機，説：“現今我們中國，外受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內遭大小軍閥的黑暗統治，老百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不革命不得了哇！”又説：“只要大家同心協力，革命定會成功的”。1925年初，王幼安離開麻城，曾在應城法院作過短期職員，隨後至武昌省第五小學任教，此間，王幼安自編教材，利用課堂陣地，激發學生愛國熱情.

當年暑假，董必武召集在漢麻城籍中共黨員成立麻城工作組，王幼安任組長。中共麻城特別支部成立，王幼安任書記。1926年遵照上級指示，王幼安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次年，受命作為國民黨湖北省黨部特派員返回故鄉，兼任縣教育局長。中共麻城縣委成立，王幼安任委員。其時正值“黃麻起義”前夜，極需武器，武裝農民自衞軍。王幼安通過上層關係，幾經周折，從國民黨駐軍盂團長那裏弄到10支步槍，10套軍服和一批彈藥。然後，由10名自衞軍隊員偽裝賣柴入城，換上國民黨軍裝，拿上王幼安弄來的通行證，安全出城。12月8日，王幼安又千萬百計從宋埠的國民黨駐軍中，搞到一批槍支彈藥。王幼安將這批武器裝入棺內，正待啓運不幸被捕。王幼安於獄中受盡折磨，至死不屈，寫詩百餘首，就義時，年僅32歲。 ^[2] 

王幼安，又名王宏文，1896年出生於湖北省麻城縣乘馬崗鄉項家衝一箇中農家庭。他上有祖父母、伯父母和雙親，下有兩個同胞兄弟和堂兄弟姊妹五人。祖父教私塾，授業之餘行醫；父親和伯父種田、磨粉、做點小生意，日子過得倒也紅紅火火。 ^[3] 

王幼安從小在家念私塾，後就讀於麻城縣高等小學。1919年，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在這裏，王幼安深受董必武思想影響，積極投入學生運動，參加反帝反封建鬥爭。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以後，學校革命空氣更加濃厚。王幼安跟同學們一起上街參加示威遊行、散發革命傳單，反對列強侵略，抗議軍閥壓迫，聲援工人罷工，在革命鬥爭中，他逐漸接受了新的思潮和革命思想。

1923年，王幼安從省一師範畢業，回到故鄉麻城縣高等小學任國文教員。當時，麻城高等小學名義上雖是公辦的新型學校，但實際上掌管教育大權的還是一些前清的“遺老”。校長、文史教師，也大多數是貢生、舉人或秀才，他們繼續用封建思想教育學生。為尋求救國救民之路，王幼安秘密組織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組織進步師生閲讀《新青年》、《湘江評論》、《武漢星期評論》等書刊和有關俄國十月革命的小冊子，使一大批有志青年逐步接受了革命思想。他還經常結合課文，講述帝國主義對我國的侵略瓜分史，反動軍閥的禍國殃民罪行，中國人民的深重災難；組織學生們討論，探求祖國命運和前途。在他的教育和影響下，學校出現了蔡濟璜、劉文蔚、桂步蟾、徐其虛、王樹聲等一批傾向革命的進步學生。

1924年，隨着國共合作的建立，全國此起彼伏的反帝鬥爭怒潮也波及到了麻城。這期間，王幼安以興奮的心情，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由省城進步學生團體派來的宣傳隊。同時，他也鼓勵自己的學生蔡濟璜、劉文蔚、王樹聲等開展形式多樣的鬥爭。他曾帶領同學們走上街頭，抵制日貨，推動了麻城反帝愛國鬥爭的開展。

當時，麻城除了公辦的高等小學外，還有外國天主教堂附設的男女小學各一所。有一個家境貧寒又渴望讀書的學生，被迫入了教。他入學後，專心攻讀，有時忘記了“作禮拜”，主持教務的外國傳教士就藉口把這位學生開除了。消息傳到縣高等小學，全校師生譁然，推選王樹聲等作代表找傳教士評理。誰知，當地官府與傳教士狼狽為奸，不但不聽他們申辯，還下令縣高等小學開除帶頭鬧事的王樹聲。王幼安得知後，急忙找進步師生商量對策。大家討論了半天，覺得沒有其他辦法，只有再組織一批師生去同縣府官員論理，他們很快就組織了上百名師生，浩浩蕩蕩地趕到了縣府。王幼安挺身而出與官府交涉，師生們也在一旁助威。在師生們的強烈要求下，官府不得不收回開除王樹聲的成命。

1925年，王幼安離開麻城，到武昌省立第五小學任教，在此期間，加入了共產黨，並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他站在小小的講台上，聲情並茂地向學生們灌輸革命思想。他經常針對現實，自編一些切中時弊的教材，向學生講授，以激發學生的愛國熱情。

1927年，王幼安以國民黨湖北省黨部特派員的身份重返故鄉，擔任了麻城縣教育局長，並任中共麻城縣委委員。省黨部特派員的特殊身份，給他的工作增添了許多便利。當時，黃麻起義農民自衞軍急需搞到一批武器、彈藥。王幼安利用縣教育局長的身份，通過上層關係，從當地國民黨駐軍孟團長手裏弄到10支步槍，10套軍裝和一批彈藥。得到王幼安的通知，農民自衞軍立即派人進了城。次日拂曉，10名農民自衞軍換上國民黨軍裝，拿着王幼安弄到的武器和通行證，以“清剿”為名，大大方方地出了縣城。

同年12月5日，敵人對剛剛解放21天的黃安縣城實施突然襲擊。霎時，黃麻城鄉腥風血雨，無數革命者倒在敵人的屠刀下，農民自衞軍損失慘重。為了打擊敵人的囂張氣焰，重建農民自衞隊的武裝。王幼安又從駐宋埠國民黨軍隊中搞到一批槍支彈藥。12月8日，王幼安將這些武器裝進棺材，經過一番喬裝打扮後，就朝縣農民自衞軍駐地進發了。由於叛徒告密，他們遭到了國民黨軍隊攔截，連人帶槍全部落入敵手。在獄中，任憑敵人軟硬兼施，王幼安都威武不屈。他曾寫了一百餘首新詩，鞭撻黑暗，歌頌光明。就在犧牲前夕，他還寫下：“馬列思潮沁腦骸，軍閥兇殘攫我來，世界工農全秉政，甘心直上斷頭台”的詩句，表達了自己為革命獻身的大無畏氣概。

1928年2月17日，大別山的優秀兒子，32歲的王幼安高唱《國際歌》，高呼“共產黨萬歲”，在麻城宋埠幹沙河畔壯烈就義。 ^{[1]  [4]} 

王幼安，又名宏文，麻城縣人，1896年誕生在大別山區項家衝一個人口眾多的家庭。他上有祖父母、伯父母和雙親，下有同胞兄弟兩人和同堂兄弟姊妹五人。他們家有田二十多畝，房二十多間。祖父教私塾兼行醫，父親和伯父種田、磨粉、做點小生意，在那貧瘠的山鄉已算比較富裕的人家了。

王幼安從小在家鄉念私塾，後就讀於麻城縣高等小學，畢業後考入武昌湖北省立第一師範。王幼安在省立一師的五年學習期間是他的思想和生活的一個轉折點。在這裏，他經歷了“五四”運動的革命風暴，聆聽了董必武的教誨，他不但學習了許多史地、外文和數理化等現代文化知識，更重要的是接觸了不少新的思潮和革命思想。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以後，董必武、陳潭秋等加強對省一師黨的宣傳和組織工作，學校的進步空氣更加濃厚。王幼安在這種環境的薰陶下，積極投身到學生運動中去。他跟同學們一道上街遊行示威、散發傳單，反對列強侵略，抗議軍閥壓迫，聲援工人罷工……在鬥爭中，他逐漸認清了現實的黑暗。1923年，他從師範畢業，即受聘返回故鄉母校——麻城縣高等小學任教。他決心以自己敬愛的導師董必武為榜樣，培養、教育更多新的一代。

當時，麻城高等小學名義上雖是公辦的新型學校，實際掌管教育大權的還是一些前清的“遺老”。校長、文史教師，大多都是翰林，貢生，舉人，秀才出身，開口“子曰”，閉口“詩云”；數理、外語不過是個點綴。王幼安和省一師一位姓劉的畢業生的到來，宛若一股清新的春風，吹進了死氣沉沉的校園，他倆分別擔任了國文和英文教師，講課內容新穎、教法生動活潑，深受學生們的歡迎。

王幼安講課善於密切聯繫社會現實。他常結合課文，講述帝國主義對我國的侵略瓜分，反動軍閥的禍國殃民，中國人民的深重災難……每每聲淚俱下，激起全班同學的悲憤。他家裏收藏了《共產黨宣言》、《新青年》、《湘江評論》、《武漢星期評論》等進步書刊，還秘密組織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傾向進步的師生，經常被吸引到他的書房裏，學習革命理論，探討祖國前途。蔡濟璜、劉文蔚、桂步蟾、徐其虛、王樹聲等等，當年都是團結在王幼安老師周圍的一批先進學生。

王幼安還利用寒暑假進行革命宣傳活動，他不辭辛勞地奔走呼號在勞苦羣眾之中。他曾跟祖父學過中醫，醫道精通，此時，診療成了他接近羣眾的一個最好“法寶”。他這個醫生與眾不同：窮人請看病，他去得飛快，甚至不請自到；富人請看病，他則藉故推託，一口謝絕。他的家鄉乘馬崗石糟衝有一個叫王繼澤的農民，貧病交加，悲觀失望，終日唉聲嘆氣。王幼安聞訊後，主動登門為他診病，同他談心。從窮人的患病，談到大眾的疾苦；從國家的局勢，談到羣眾必須起來革命等問題。王幼安語重心長地説。“現今我們中國外受帝國主義的野蠻欺凌，內遭大小軍閥的黑暗統治，老百姓處在水深火熱之中，不革命不得了哇！所以，窮人也不能光為自己一家的日子難過發愁，還要往大處遠處想想，將來革命成功了，田地自然不愁了。只要大家同心協力，革命一定會成功的……”王幼安的這番開導，再加上開的藥方，不僅治癒了王繼澤的疾病，也提高了他的思想覺悟，使他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氣。

1924年前後，隨着國共合作的建立，全國此起彼伏的反帝鬥爭怒潮也波及到了麻城。這期間，王幼安常以興奮的心情，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由省城進步學生團體派來的宣傳隊。同時，他也鼓勵自己的學生蔡濟璜，劉文蔚、王樹聲等帶領同學，走上街頭，聯合工農，抵制日貨。其中最驚動四鄉的，是他支持王樹聲等大反外國教堂。事情是這樣的：當時的麻城，除了公辦的高等小學外，還有外國天主教堂附設的男女小學各一所，教會學校打着“為中國人開辦”的招牌，免收學雜費；但有個先決的苛刻條件，凡要求入學的必須信奉他們的宗教。有一個家境貧寒又渴望讀書的學生，被迫入了教。可由於他太專心功課，偶爾忘記了“作禮拜”，主持校務的外國傳教士就藉口這個學生對上帝不誠，把他開除了。消息傳到了縣高等小學，全校師生譁然，公推王樹聲等作代表，找傳教士論理。那傳教士蠻橫之極，出口不遜。王樹聲等忍無可忍，同他進行了面對面的鬥爭，戳穿了帝國主義分子假傳教之名，行麻醉、毒害中國人民之實的鬼把戲。當地官府與傳教士狼狽為奸，竟下令縣高等小學開除帶頭鬧事的王樹聲。王幼安挺身而出率進步師生和縣府官員論爭，駁得他們理屈詞窮，最後不得不收回開除王樹聲的成命。

然而，麻城縣的反動勢力卻容不得王幼安開展進步活動。1925年初，他被迫離開了故鄉。應友人之邀，在應城縣法院任過短期的小職員，隨即又到武昌省立第五小學任教。也就在這個時期，他實現了自己的夙願，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又以個人身份加入了國民黨）。在第五小學，王幼安仍任國文教員，他以董必武過去教他們國文課時，常自編一些針對現實、切中時弊的教材，激發同學們反帝反封的愛國熱情的作法為榜樣，也不斷自編一些時事教材，或在課堂，或在課下向學生講授。比如，為紀念“國恥”，激發學生的愛國情緒，他曾編過一首揭露帝國主義妄圖鯨吞我國的兒歌。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首先向革命開刀了。緊接着駐防宜昌的獨立十四師師長夏鬥寅叛亂，直逼武漢。麻城亡命在外的土豪劣紳，與其遙相呼應，勾結河南的反動紅槍會殺回老家，製造了震驚全國的血腥慘案……就在這緊急時刻，王幼安受命作為國民黨湖北省黨部的特派員重返故鄉，兼麻城縣政府教育局長，並任中共麻城縣委委員。王幼安原先的學生蔡濟璜、劉文蔚、王樹聲、徐其虛等都是中共麻城縣委的核心領導成員，並分別掌握着國民黨麻城縣黨部、縣政府和縣農民自衞軍的部分領導大權。他們團結一心、依靠羣眾，先後粉碎了夏鬥寅殘部對麻城的竄犯，擊退了逃亡在外的土豪劣紳發動的大規模反攻倒算，頂住了“七一五”汪精衞掀起的反革命逆流。

在平息反動紅槍會和土豪劣紳的反撲中，麻城縣革命人民痛切體會到槍桿子的極端重要性。中共麻城縣委因勢利導，將戰鬥中湧現出的大批對黨忠誠、鬥爭勇敢的“敢死隊員”組成縣農民自衞軍。但這支部隊的武器多為原始的刀矛，缺乏新式的槍支彈藥。王幼安利用縣教育局長的有利身分，通過上層關係，從當地國民黨駐軍一個姓孟的團長那裏買到了十支步槍，還弄到了十套軍裝和官方護照。隨即王幼安就通知農民自衞軍派人暗暗進城，進城的次日拂曉，自衞軍穿起軍裝，扛起長槍，以“剿匪”為名，大搖大擺地走出了縣城。這十條槍，充實了農民自衞軍的戰鬥力。之後，農民自衞軍又陸續從敵人那裏繳獲了不少武器。在以後的對敵鬥爭中，尤其是在十一月十三日黃麻起義攻打黃安縣城中，這支農民武裝打得相當出色。

1927年底，正值大別山區人民沉沒在黃麻起義勝利的凱歌聲中，麻城人民也準備仿效黃安，奪取本縣政權之際，12月5日，敵人的突然襲擊攻陷了剛剛解放二十一天的黃安縣城。霎時，黃麻城鄉腥風血雨，無數革命者倒在敵人的屠刀之下。王幼安沒有被嚇倒，他繼續堅持鬥爭，巧妙地活動。他從駐宋埠的國民黨軍隊中搞到一批槍支彈藥。12月8日，王幼安將這些武器裝進棺材，運往縣農民自衞軍駐地的途中，由於叛徒告密，被國民黨反動軍隊攔截，他也身陷虎口。

王幼安被捕後，任憑敵人軟硬兼施，始終堅貞不屈。面對鐵窗，他回顧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對自己的哺育，堅信工農必勝，揮毫寫下了氣壯山河的詩篇.1928年2月17日，大別山的優秀兒子，三十二歲的王幼安高唱《國際歌》，在宋埠幹沙河南畔壯烈就義。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