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定南

1910年7月，王定南生於河南省內鄉縣王營村。1929年4月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1930年秋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從學生時代開始，王定南就追求進步，追求真理，投身於民族解放事業，積極參加和領導北平學生的反帝愛國運動。1929年秋在北京大學讀書時，他擔任了北大團支部書記、北大學生黨團書記、北大民眾夜校校長。1930年擔任了北平反帝大同盟黨團書記、北平平民教育聯合會黨團書記。同年9月，他代表北平反帝大同盟到上海蔘加中華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準備會議，後任北平市蘇維埃準備委員會宣傳部長。

1931年，他受北方局的委派與愛國將領吉鴻昌聯繫，到吉鴻昌領導的察省抗日同盟軍協助工作，並在北平參加了反對王明錯誤路線的鬥爭，在北平市黨代會上被選為出席河北省黨代會的代表，補選為北平市委委員，負責黨的宣傳和互濟會工作。1932年，他參加了河北省委黨刊《北方紅旗》的印刷、校對、發行工作。

1934年，他在北平特委工作。1935年初，中共北方局派他到河南許昌做恢復河南省委的工作，建立了河南省工作委員會並擔任書記。在此期間，他曾參加了天津文化界的救國會議，發動各界人士參加抗日救國活動。1937年，他在北平特委工作，深入到孫殿英部做爭取工作。

1938年，他任北平特委書記，為發展民眾的愛國運動，負責組建了北方救國會。由於他主持的北平特委在白區開展抗日統一戰線工作，尤其是作社會上層人士和國際人士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毛主席在給中央分局的電報中對北平特委的工作給予了表揚。

1942年6月，王定南在晉察冀分局社會部平西聯絡站領導下負責北平統戰和情報工作時，因被叛徒出賣，遭到北平日本憲兵隊的逮捕，受盡敵人的折磨。出獄後，他積極投人抗日活動，團結一些進步人士做瓦解偽軍的工作，併到河南省郟縣、寶豐等地收集國民黨軍隊潰兵和地方武裝，組織抗日隊伍。

1945年5月，王定南在和黨失去聯繫的情況下，主動深入到國民黨高樹勳部，做爭取高樹勳的工作，促使高樹勳與我軍負責同志在火線上見面，推動高樹勳與我黨建立穩定的友好關係。為爭取高樹勳部起義，王定南還到黎城向正在指揮上黨戰役的劉伯承、鄧小平同志請示彙報工作，並根據鄧小平同志的指示在高部成立了黨的工作小組，他被指定任組長，做爭取高樹勳的工作，為爭取高樹勳率部隊起義，他多次穿越火線，轉達我黨對高樹勳的意見，終於使高樹勳接受了劉伯承、鄧小平的勸告，停止向解放區進犯，並於1945年10月在邯鄲率部起義。

全國解放後，王定南在華北行政委員會民政局、中央內務部任秘書、專員、主任等職，後因實事求是反映大躍進農村中的問題，被認為“右傾”。

1961年調山西任省人民委員會參事室副主任、山西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文革”開始後，他遭到了殘酷的政治迫害，被關押審查達七年之久，身心受到很大摧殘，但他始終堅信黨會實事求是澄清他的問題。

1977年恢復工作後，他曾任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副主任、省文史研究館館長、山西省地方誌編募委員會副主任、省政協四屆、五屆委員會副主席、黨組成員，五屆、六屆、七屆全國政協委員。1985年因年齡關係辭去省政協副主席職務後，繼續從事省文史研究館館長工作

1990年9月27日23時零7分，王定南因病在太原逝世，享年80歲。他的逝世深為各界人士所悼念。 ^[3] 

全面抗戰爆發前王定南在蕭明領導下在北平從事情報和上層統戰工作。七七事變後，王定南奉命留在北平繼續工作。王定南還聯繫燕京大學教授張東蓀、中國大學圖書館主任許寶驥（後任王克敏的機要秘書）、寶商銀行經理王澤民、中國大學校長何其鞏和俄文教授王之相等20多位社會各界人士和一些國際友人，如英國駐華大使卡爾等。王定南情報聯絡組通過各種社會關係獲得了許多重要的情報。

1938年王定南擔任北平特委書記，受中共特委系統領導。他在任期間，中共北平特委領導組織了秘密的北方抗日救國會。該會由北平各界愛國人士組成，其主要任務是收集情報；進行上層統戰工作；為根據地募捐；向根據地輸送抗日青年學生；為根據地或游擊區購買物資。在王定南的領導下，中共北平特委和北方抗日救國會積極開展工作，北平黨組織還動員青年學生到根據地參加抗日鬥爭。英國駐華大使柯爾從重慶到北平，曾要求會見王定南等人。王定南向柯爾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柯爾則向王定南提供了一些情報。在此期間，王定南又曾根據黨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寫了駁斥近衞聲明的文章，譯成英文後由路透社發出。

1940年7月，黨內交通員黃寰宇被捕。王定南在黃的住處被捕。在獄中，兩人彼此示意互不認識。王定南承受嚴刑拷打達一週之久。嚴刑下王定南咬緊牙關，堅持不肯出賣黨的秘密。他通過出獄的難友給家裏捎信，家裏才知道他被偽警察局逮捕。黨組織四處託找關係，終於把他營救出來。王定南出獄後遍體鱗傷。他在家養傷時，部分工作由其妻子唐宏強聯繫。

1942年王定南再次被捕。在獄中，王定南曾設法向外傳紙條通知他所聯繫的人躲避。1943年上半年，統戰愛國人士王澤民等人積極努力將王定南營救出獄，但王定南仍在日軍監視下生活，和日本特務住在一個院子裏，被捕時家中被搜出的錢也不發還本人，只能在日本特務控制下使用。在這裏，每隔幾天日本憲兵就來逼他説出市委組織和其他未暴露的地下黨員。而王定南依然態度堅決，不肯出賣黨組織。當時王定南因在獄中受到殘酷折磨，腿疼病發作，行動困難。此時孫殿英已成為國民黨新5軍軍長，並賣國投敵，住在北平。王定南利用過去的交往，請孫殿英幫忙。孫殿英為給自己多留條後路，除供給王定南夫婦生活費外，還給監視他們的日本特務和日本憲兵送錢，因此日本特務的監視鬆懈了一些。這期間王定南在孫處認識了一些偽政權頭目，對他們進行抗日宣傳，並和救國會成員取得聯繫，同時積極治療腿病，計劃乘敵人不備時逃走。後來日本憲兵揚言要再次逮捕他，王定南於1944年4月中旬乘孫殿英返回防地河南新鄉時，混在孫的隨從裏逃離北平。王定南走後，敵人到家裏打探他的去向。因為新鄉仍然是敵人的勢力範圍，唐宏強趕到新鄉告訴他後，孫殿英便不敢再掩護他了。日軍進攻中原後，國民黨軍隊潰敗，民團、土匪蜂起，孫殿英的舊部豫西丁某來請孫收編部隊。日本人不準孫殿英擴充兵力，孫便介紹王定南隨丁某到豫西躲避。

王定南到豫西后，想收集那裏的武裝以便為共產黨擴大軍事力量。1944年7月，河南人民自衞軍成立，王定南自任總司令，約六千人，號稱兩萬。部隊成立後，日軍感到這是對他們的威脅，因此派出裝備精良的部隊攻擊他們，一直把他們趕到南召境內。倉促間，王定南和共產黨組織接不上關係。此後，王定南夫婦被押解到鎮平大榆樹國民黨39集團軍總司令高樹勳處。王定南瞭解到高樹勳過去參加過抗日同盟軍，抗戰開始後與共產黨有過聯繫，並受到蔣介石嫡系的排擠等情況，便要求與高樹勳見面。會面後，王定南與高樹勳暢談了抗日同盟軍的情形，因而高樹勳對他的政治傾向有了非常明確的瞭解。他勸高樹勳跟隨共產黨，走革命的道路才有前途。高樹勳表示同意。

1944年冬，王定南冒着大雪被送往漢中，由一個調往漢中的高射炮連捎帶押解。途中，王定南積極拉攏一個叫費永壽的國民黨軍佐。1945年3月王定南出獄。第一戰區長官部分監部的吳仲行和他的秘書都是藍衣社分子，他們認為王定南在河南有號召力，勸他參加藍衣社。王定南自稱是讀書人，任何政治活動都不參加，尤其不願受黨派組織的約束。吳仲行及其秘書見他決心不參加藍衣社，就故意刁難他，叫他找三個校級軍官擔保才能離開該分部。費永壽贊成他拒絕參加藍衣社，給他找了三個校級軍官。但吳仲行又提出，“你到哪裏，必須由那裏來電報叫你去。”他給高樹勳去電報，高來電要他去，吳仲行這才允許他離開漢中。1945年4月，王定南離開漢中返回河南。5月份，王定南在伏牛山下鎮平的高邱鎮見到了高樹勳。從此，倆人結為生死之交。後來，在解放戰爭初期王定南積極勸説高樹勳反正，二人聯手譜寫了一曲彪炳史冊的邯鄲起義的壯舉。

抗戰期間，王定南情報聯絡組獲取了不少日偽情報，為晉察冀中央分局、軍區領導機關領導反“掃蕩”、反封鎖、反“蠶食”鬥爭，提供了重要的行動參考資料。王定南在抗戰時期的經歷頗為傳奇，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華北大地，他幾次被捕入獄，甚至瀕臨被槍斃處死，仍然保守黨的秘密，體現了一名共產黨員的英勇氣節。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中，他不顧個人安危，堅持進行上層統戰工作，為華北的抗日鬥爭作出了重要貢獻。 ^[1]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蔣介石統治集團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蓄謀發動內戰，調集大批軍隊搶佔戰略要點和交通要道，欲分割包圍我解放區。國民黨軍第2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積極執行蔣介石的命令，充當內戰的急先鋒，命令所屬的第19軍等部隊1.7萬餘人搶佔長治地區6座縣城，又增調2個軍6個師向南侵犯，直接威脅晉冀魯豫解放區的安全。9月10日至10月12日，晉冀魯豫軍區部隊對閻錫山部隊發起反擊，取得殲敵3.5萬人的勝利。

上黨戰役後，蔣介石又派國民黨軍第11戰區孫連仲的第30、第40軍和新編第8軍約4.5萬人，在副司令長官高樹勳、馬法五率領下於河南新鄉集結，企圖打通平漢線後繼續北上。

平漢鐵路是貫穿南北的大動脈，如果被打通，將嚴重影響中共中央“向北發展，向南防禦”戰略的推進。為遲滯國民黨軍隊北上，中共中央指示劉伯承、鄧小平親臨指揮，並強調“這個戰役的勝負，關係全局極為重大”。

劉、鄧審時度勢，制定了“政治仗”與“軍事仗”相結合的作戰方針，確定新編第8軍軍長高樹勳為“政治仗”的突破口。

高樹勳屬西北軍系，在蔣介石重嫡系輕雜牌軍的傾向下，長期受到排擠，反蔣情緒濃重。他曾在我軍幫助下幾次脱險，對我黨和軍隊心存敬佩。

1945年8月，高樹勳派參議王定南(中共地下黨員)奔赴太行，希望與共產黨、八路軍建立聯繫。9月中旬，劉伯承和鄧小平在黎城縣向王定南詳細瞭解了高樹勳的情況，決定組成以晉冀魯豫軍區參議室主任申伯純為首的爭取高樹勳工作組。

19日，劉、鄧致電中共中央軍委，報告高樹勳願與中共合作的意向，同時提出：“要充分利用他們與蔣矛盾，爭取中立，以便專力對蔣。”2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覆電同意。

9月底，國民黨軍第30軍、第40軍、新編第8軍等先後到達河南新鄉，加緊北犯準備。高樹勳打算率新編第8軍單獨北進，並於10月初派王定南帶信面見劉、鄧。在信中，高樹勳表示全國正需要真正之團結，以建立現代民主國家，希望奉命挺進石家莊的沿途，得到我軍支持。同時，他通過王定南向我軍提供了國民黨軍隊華北作戰的有關情報。

10月8日，劉、鄧指示申伯純並報中央軍委，提出對高樹勳採用爭取中立的方針，並經過他聯絡西北軍，建立反蔣統一戰線；如果只是高樹勳部北上，可放過，但需按我軍指定路線。10日，中央軍委覆電劉、鄧：“要和高樹勳商談，應以一切辦法推遲其北進，而不宜予以北進。如其在反蔣行動上有所表現，我當可予以適當之援助。”

14日，蔣介石命令國民黨軍第11戰區出發北上。17日，中共中央致電晉冀魯豫中央局諸同志，指示運用上黨戰役經驗組織好平漢戰役。晉冀魯豫軍區集中第1、第2、第3縱隊及太行、冀南、冀魯豫3個軍區共6萬人，另外動員10萬民兵，決定對敵軍給予嚴厲打擊。25日，晉冀魯豫軍區參戰部隊已將國民黨軍第30軍、第40軍、新編第8軍全部包圍在漳河以北、邯鄲以南的袋形戰場。

26日，劉、鄧再次會見王定南。鄧小平明確表示，黨中央指示要阻止國民黨軍隊繼續北上，望高樹勳將軍就地起義，配合我軍完成任務。劉伯承強調，當前正是擺脱蔣介石集團、走向革命的大好時機，希望高樹勳當機立斷。

王定南緊急趕到馬頭鎮向高樹勳傳達劉、鄧意見。此時，新編第8軍被我軍圍困，內缺水糧、外缺增援，軍心不穩、士氣低落。高樹勳深知繼續打下去可能全軍覆沒，同意就地起義。

27日，劉、鄧派晉冀魯豫軍區參謀長李達前往商談起義事宜。李達與高樹勳是西北軍舊友，他向高樹勳詳細分析了目前形勢，以“五原誓師”“寧都起義”等激勵高樹勳加入人民陣營中來。聽了李達的話，高樹勳打消了顧慮，當即表示：新8軍同意起義。高樹勳又提到起義部隊的番號、起義官兵的安置等問題。李達答應向劉伯承、鄧小平報告後，一定妥善加以解決。28日，劉、鄧聽李達彙報了爭取高樹勳起義的情況，當即寫信給高樹勳，對他準備退出內戰、宣佈起義的行動表示歡迎。為消除高樹勳的後顧之憂，劉、鄧妥善安排新編第8軍軍官家屬及時轉移。同時，原定於28日夜進攻新編第8軍的計劃改為佯攻，集中力量攻擊第40軍，鉗制第30軍。

30日晚，高樹勳率國民黨軍新編第8軍在河北邯鄲馬頭鎮宣佈戰場起義，以通電形式向全國發出《停止內戰團結建國的起義宣言》，宣佈脱離國民黨陣營，退出內戰前線。高樹勳起義導致敵軍兵力驟減，部署出現缺口，軍心動搖，大部被殲，平漢戰役勝利結束。11月1日，中共中央軍委致電劉、鄧：“高樹勳起義意義甚大。”2日，毛澤東、朱德致電劉、鄧轉高樹勳：“聞兄率部起義，反對內戰，主張和平，凡屬血氣之倫，莫不同聲擁護。特電馳賀，即頌戎綏。”

11月4日，中央軍委發電《對西北系和東北系部隊展開軍運工作》。晉冀魯豫中央局為擴大高樹勳起義的政治影響，向全區黨政軍民發出通知，要求採取張貼標語、口頭宣傳等形式，特別是在敵軍行進線路上，廣泛宣傳高樹勳起義行動。1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擴大邯鄲起義宣傳給各局、各區黨委的指示》：“中央決定，在全國範圍內擴大邯鄲起義的宣傳，從國民黨在內戰中的致命弱點上來痛擊國民黨，瓦解國民黨軍隊，促成第二個、第三個邯鄲起義的爆發，制止內戰的無限期延長。”

12月15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區工作的方針》中正式提出開展“高樹勳運動”，並明確指出：“為着粉碎國民黨的進攻，我黨必須對一切準備進攻和正在進攻的國民黨軍隊進行分化的工作。一方面，由我軍對國民黨軍隊進行公開的廣大的政治宣傳和政治攻勢，以瓦解國民黨內戰軍的戰鬥意志。另一方面，須從國民黨軍隊內部去準備和組織起義，開展高樹勳運動，使大量國民黨軍隊在戰爭緊急關頭，仿照高樹勳榜樣，站到人民方面來，反對內戰，主張和平。”1946年5月22日，針對國民黨即將發動全面內戰的情況，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迅速積極開展國軍工作》的指示：“全國性內戰危機十分嚴重，各地應根據中央指示，迅速積極開展國軍工作，開展高樹勳運動，以便能配合軍事上的自衞鬥爭，粉碎國民黨的內戰陰謀。”

以瓦解敵軍為目標的“高樹勳運動”在全黨全軍迅速展開。一是各地依照中央指示設置專門部門；二是進行全面動員，配合軍事打擊，有打有拉，逐步爭取；三是制定和嚴格執行對起義部隊、人員和俘虜的政策。

10月30日，朱德在《解放日報》發表《祝高樹勳將軍起義一週年》，號召國民黨廣大官兵仿效高樹勳，站到人民一邊。文章指出：“高樹勳運動已經成為國民黨陸海空軍中一切有愛國心有良心的廣大官兵的旗幟，成為人民在自衞戰爭中戰勝反動派而實現國家的獨立、和平、民主的重要因素之一……我相信高樹勳運動今後必然會得到更大的發展，必然會與解放區軍民的抵抗，蔣管區人民的民主運動鼎足而三，這三個潮流匯合一起，必然會直接造成反動派的軍事失敗，有效地恢復全國的和平。”

在高樹勳運動的帶動下，除邯鄲戰役中爭取新編第8軍起義外，在這一階段共有30餘起11萬人起義或投誠，給國民黨的內戰政策以沉重打擊，對人民軍隊的勝利起了積極配合作用，也為全面內戰爆發後繼續爭取國民黨軍起義、投誠打下一定基礎。 ^[4] 

王定南參加革命的60餘年，是戰鬥的60年，是勤奮為黨和人民事業工作的60年，他是有大功於人民的。在戰爭年代裏，他較長時間在白區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為壯大黨的力量，發展黨的統一戰線，爭取社會上層人士和國際人士的同情和支援抗日戰爭，冒着生命的危險深人敵人的內部做瓦解爭取工作，以及輸送進步青年到根據地參加抗戰，在敵佔區掩護黨的負責同志，蒐集敵人情報等，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尤其是他推動高樹勳率部起義，為黨和人民立了大功。

全國解放後，他勤奮忘我地為黨工作，不論從事民政工作，還是從事黨的統一戰線工作，他都能堅持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堅持實事求是，深入調查研究，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做出了積極的貢獻。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他衷心擁護黨的路線、擁護黨的改革開放政策，雖然已是古稀之年，他仍然不斷深人基層，調查研究，反映基層情況，協助黨和政府做好工作。他較長時間地主持了省文史館的工作，為團結黨外人士，搶救整理山西史料，他主持了《地名知識》，並創辦了《文史研究》等刊物，做了大量的具體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他的勤奮忘我工作精神是令人欽佩的。王定南為黨和人民的解放事業，曾兩次遭到敵人的逮捕坐牢，也曾受過黨的“左”傾錯誤的審查，坐過較長時間的冤獄。但他都能以正確的態度對待自己，不怕困難和挫折，深信共產主義事業必勝，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真理，堅持實事求是，尤其是在受到左傾錯誤的審查、坐免獄時，他能夠顧全大局，忍辱負重，不計個人得失，表現出一個老共產黨員應有的品德。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