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

北宋立國後，為了防止地方割據，便收歸行政權、財權、軍權，並採用分化事權的方式，維護中央集權；政治上，實行文人治國，軍事上，奉行守內虛外。

宋初，為削弱官員的權力，實行一職多官，但設官分職尚有定數。自宋真宗時起，朝廷關於官員致仕的詔令日見增多，至宋仁宗時，更是三令五申。同時，由於大興科舉、採用恩蔭制、奉行“恩逮於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籠絡政策，導致官員多貪戀權位，官僚機構龐大而臃腫（“冗員”）。為穩定社會秩序，抵禦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實行“養兵”之策，形成了龐大的軍事體系；同時，為了防止武將專權，實行“更戍法”，使得兵將不相習，兵士雖多但不精，對外作戰時處於不利地位（“冗兵”）。軍隊、官員的激增，導致財政開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財政更加入不敷出，再加上統治者大興土木、修建寺觀等，形成了“冗費”。 ^{[2]  [3]} 

冗兵、冗官，加上最高統治集團的大肆揮霍，使宋王朝的消費逐年增加。據《宋史·食貨志》載，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全國收入15,085萬餘，支出12,677萬餘。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全國收入12,625萬餘，“而所出無餘”。到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財政已出現赤字。當年，全國收入11,613萬餘，支出12,034萬餘，非常支出1,152萬餘，竟然短缺近1,500萬（單位均為貫、石、匹、兩等）。國家財政年年虧空，不斷“發諸宿藏”，以致“百年之積，惟存空簿”。宋朝的財政危機日益加深。 ^[46] 

財政的虧空迫使政府不斷增加賦税，除了繳納名正言順的“兩税”之外，還有各種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税，給民眾造成沉重負擔，加之連年戰事和頻繁的自然災害，百姓苦難，各地怨聲不斷。農民由於沒有生路，紛紛揭竿而起。 ^[4-5] 

同時，外敵的侵擾給北宋政權帶來巨大的生存壓力。北宋建國以後，就與東北邊境的契丹族和西北邊境的党項族連年發生戰爭，但由於北宋政治腐敗和軍隊軟弱渙散，雖然耗費了鉅額的財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敗告終。

慶曆三年（1043年），以范仲淹為首的“慶曆新政”，歷經一年即告失敗，結果並未改變這一嚴峻形勢。

宋神宗即位後，大宋王朝雖然表面上一派繁榮，其實內部已經藴涵着深刻的矛盾和問題。 ^{[2]  [6]  [7]  [8]  [9]} 

慶曆新政失敗後，宋朝嚴重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並未緩和，積貧積弱的局面仍在向前發展，朝廷內外危機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聲在一度沉寂之後，很快又高漲起來。

嘉佑三年（1058年），王安石進京述職，作《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10]  ，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主張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積弊，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建議朝廷改革取士、重視人才，請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但沒被仁宗採納。 ^[11] 

治平四年（1067年），久慕王安石之名的宋神宗即位。 ^[12-13]  宋神宗希望改變積貧積弱的局面，消除弊病，克服統治危機，遂起用王安石為江寧知府，旋即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非常信任和器重王安石。

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再次提出全面改革的想法，指出“治國之道，首先要效法先代，革新現有法度”，並勉勵神宗效法堯、舜，簡明法制。王安石認為：北宋國家貧苦的癥結，不在於開支過多，而在於生產過少；農民之所以貧苦和不能從事生產，一方面是由於官僚富豪兼併了大量土地，另一方面是由於政府把繁重的徭役加在農民身上。因此，最好的理財富國之路，是依靠天下所有的勞動力去開發自然資源，是積極開源，而不是消極節流。 ^[45] 

王安石隨後上《本朝百年無事札子》，闡釋宋初百餘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指出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 ^[14]  神宗採納王安石的相關主張，並要求其盡心輔佐。

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王安石提出當務之急在於改變風俗、確立法度，提議變法，神宗贊同。 ^[15] 

為指導變法的實施，便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統籌財政。同年四月，遣人察諸路農田、水利、賦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頒農田水利條約。 ^[16] 

熙寧三年（1070年），頒佈募役法、保甲法。

熙寧四年（1071年），頒佈方田均税法，並改革科舉制度。

熙寧五年（1072年）三月，頒行市易法。

熙寧六年（1073年）七月，頒行免行法。

北宋政府奉行養兵政策，士兵多但良莠不齊；集中軍權、更戍法，直接削弱了軍隊戰鬥力。

將不識兵、將無常兵、將帥指揮受制太多，其積極性得不到充分發揮。

士兵經常換防，缺乏訓練，素質低下。

王安石在進行政治、經濟和軍事體制改革的同時，也非常關注人才的選拔、培養和使用，主要是為變法造輿論。主要有改革科舉制度、整頓太學、惟才用人這三個具體措施。 ^[22] 

內容：頒佈貢舉法，廢除明經科，而進士科的考試則以經義和策論為主，並增加法科。

作用：把科舉的立足點放在選拔具有經綸濟世之志和真才實學的天平上，擴大考選名額。

實行分上、中、下三班不同程度進行教學的太學三舍法制度。

以學校的平日考核來取代科舉考試，太學生成績優異者不經過科舉考試可直接為官；同時，提舉經義局，修撰儒家經典，編纂《三經新義》；設置武學、醫學、律學專科學校，培養專門人才。

重視對中下級官員的提拔和任用，使許多低級官員和下層士大夫得到發揮才幹的機會。

（新法內容參考資料 ^{[7]  [8]  [2]  [23]}  ）

王安石變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增強對外防禦，對內彈壓的能力，以鞏固和加強封建統治。

從新法次第實施，到新法為守舊派所廢罷，其間將近十五年。在這十五年中，每項新法在推行後，雖然都不免產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國強兵”的效果是十分顯著的。

變法使政府的財政收入大幅增長。

通過一系列理財新法的實行，國家增加了“青苗錢”、“免役寬剩錢”、“市易息錢”等新的財政收入項目，在發展生產、均平賦税的基礎上，財政收入有了明顯的增加，國庫充裕，宋神宗年間，國庫積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財政支出。 ^[30-31]  財政收入的迅速增加，徹底改變了北宋“積貧”的局面。

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強地主的兼併勢力，如：

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户的高利貸，限制了高利貸對農民的盤剝；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紳大地主的隱田漏税行為；市易法使大商人獨佔的商業利潤中的一部分收歸國家，打擊了大商人對市場的操縱和壟斷；免役法的推行，使農户所受的賦税剝削有所減輕。

大力興建農田水利工程，對農業生產的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 ^[32] 

社會經濟發展，人民負擔減輕，呈現了百年來不曾有過的繁榮景象。

改變“積貧積弱”的現象是王安石變法的總方針，富國強兵是變法的總目的。

通過“強兵之法”的推行，積弱局面得以緩解，北宋國力有所增強。

如：

保甲法的推行，加強了農村的封建統治秩序，維護了農村的社會治安，建立了全國性的軍事儲備，並節省了大量訓練費用；裁兵法提高了軍隊士兵素質；將兵法改變了兵將分離的局面，加強了軍隊戰鬥力；保馬法使馬匹的質量和數量大大提高，同時政府節省了大量養馬費用；軍器監法增加了武器的生產量，質量也有所改善。 ^{[7]  [2]  [33]} 

變法的強兵措施，扭轉了西北邊防長期以來屢戰屢敗的被動局面。

北宋熙寧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揮下，宋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王韶率軍進攻吐蕃，收復河、洮、岷等五州，拓地兩千餘里，受撫羌族三十萬帳，這是北宋軍事上一次空前的大捷，也建立起進攻西夏地區的有利戰線。 ^[34-35] 

變法過程中也存在不少一些弊端和不足，從而出現了新法危害百姓的現象。

在變法的指導思想上，王安石偏重於謀求開闢財源，獲取儘可能多的國家財政税收，如均輸法利用國家行政權力強制進行收購、運銷，以此手段來積累國家財富，違背了客觀經濟規律，變法導致國富民貧，而這於王安石變法的初衷“去重斂、寬農民、國用可足、民財不匱”是大相徑庭的，而且新法實行也過於急進。

變法在當時，也引起了擾民、損民的後果。

史稱，免役法出，百姓都叫苦不迭，連擔水、理髮、茶販之類的小買賣，不交免役錢都不許經營，税務向商販索要市利錢，税額比本錢還多，乃至有的商人以死相爭。

保甲法推行時，為了逃避供養軍隊的高額賦税與被抽去當兵的雙重威脅，民間發生了不止三、兩起自殘事件，嚴重者直至砍下了自己的手臂。1072年，甚至發生了東明縣農民一千多人集體進京上訪，在王安石住宅前鬧事的事。 ^{[8]  [29]} 

主詞條：新舊黨爭、元祐更化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藉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

然而，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

法令頒行不足一年，圍繞變法，擁護與反對兩派就展開了激烈的論辯及鬥爭，史稱“新舊黨爭”。

御史中丞呂誨控訴王安石變法十大過失，神宗貶為地方官，王安石舉薦呂公著代替其職。

韓琦上疏規勸神宗停止青苗法，在反對派的巨大壓力下，神宗打算同意，執政曾公亮、陳昇之等乘機附和，王安石雖多方辯駁，神宗仍然認為應聽取各方面的建議。

隨後，王安石稱病在家，繼而請求辭官歸隱。韓絳等規勸，神宗挽留王安石，王安石遂陳數朝廷內外諸官互相依附勾結的情況，進言神宗要不畏流俗，心懷天下。 ^[24] 

熙寧四年（1071年），開封百姓為逃避保甲，出現自斷手腕現象，知府韓維報告朝廷，王安石認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爭議紛紛，百姓更容易受到蠱惑。神宗則認為應聽取百姓之言。

熙寧七年（1074年）春，天大旱，久不雨，朝內外守舊勢力以“天變”為藉口，又一次掀起對變法的圍攻；免役錢激起羣情洶洶、民心不穩，神宗憂形於色，寢食不安。

安上門監鄭俠繪東北《流民圖》以告急文件特進。神宗反覆觀圖，竟夕不眠，認為“天變”不是小事，是因人事不修所致。 ^[25] 

司馬光又上《應詔言朝廷闕失狀》，隨着改革深入，變法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發生動搖。同年四月，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親高太后亦向神宗哭訴“王安石亂天下”。宋神宗對變法產生懷疑，罷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職務，使變法遭受重挫。 ^[26]  熙寧八年（1075年），王安石再次拜相，但已經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變法派內部分裂、宋神宗的動搖，變法很難繼續推行下去。 ^[27] 

熙寧九年（1076年），王安石長子王雱病故，王安石辭去宰相，從此隱居江寧，法令亦陸續被廢止。

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

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為宰相，新法幾乎全被廢掉，史稱“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病逝於鐘山。 ^[28] 

元祐八年（1093年），在宣仁太后主導下，致力於恢復祖宗舊制，前後歷時九年，支持變法者被稱之為“元豐黨人”，反對變法者被稱之為“元祐黨人”。

宋哲宗親政後，重新起用變法派，但統治集團內部的鬥爭更加激烈，新法已成為各派系傾軋的工具。

從此，宋朝進入了黨爭的泥沼，不可自拔。 ^{[8]  [29]} 

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是多種因素綜合造成的，其最根本原因在於：

變法只是一場地主階級內部針對北宋統治危機的制度改良，沒有觸及社會的根本問題，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封建社會的矛盾。

1、變法的超前性與社會現實的落後性差距過大，變法沒有適應的土壤

王安石變法主要是應對危機的政治衝動，而不是經濟發展的內在需要。

對這次變法的經濟內容，黃仁宇評論道：

“在我們之前九百年，中國即企圖以金融管制的辦法操縱國事，其範圍與深度不曾在當時世界裏其他地方提出。但現代金融是一種無所不至的全能性組織力量，它之統治所及既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與它類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禮。”

而宋朝的封建政體是其面臨的難以逾越的困境，結論不言而喻，變法的走樣與失敗是不可避免的。

2、新法的“斂財”實質，導致社會基礎的喪失

變法的真正興奮點是富國，而不是富民。

王安石的“理財”，實際上主要是在分配領域內損下益上，奪商人、地主、農民之利歸國家財政，做到的不過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已。這使他幾乎把整個社會作為“取財”的對象。

因而在新法推行時，它損害了社會各階級、階層的利益，導致變法的社會基礎喪失。

變法中財政收入的增長主要不是依靠發展生產，恰恰正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賦”的結果。 ^[36] 

3、變法急功近利、急於求成

王安石明知改革“緩而圖之，則為大利；急而成之，則為大害”，卻在變法中操之過急。他只認定一個目標，卻忽略了在實現這一目標過程中必然會產生一系列問題。

在短短數年間，將十幾項改革全面鋪開，恐怕當時的社會各階級都不見得有這種精神和物質承受能力，於是變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則不達的困境。

4、政策執行不力。

動機與效果的背離，條文與執行的偏差，使一系列變法措施從安民走向擾民。如：

政府把青苗法利率規定為百分之二十，官員擅自提到百分之三十；政府要抑制私商，官員用更壞的官商代替私商；政府要用交錢代替差役，官員就拼命斂錢。

無論哪種措施當初的動機有多好，執行的地方官員都可以把自己的私貨塞進去，都完全違背了變法初衷。 ^[37] 

5、用人不當

變法派中，除王安石個人操守尚無非議，而他最重要的支持者與助手呂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呂嘉問、蔡京、李定、鄧綰、薛向等人個人品質多有問題，有的當時就被視為小人。

以王安石為代表的變法派只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視了活的人事，於是應該由行政技術層面解決的議題便轉化為道德層面的問題。

變法派在後一層面上與保守派相比，立即陷於劣勢。

6、變法派內部分裂

首先是變法核心人物宋神宗和王安石不能協調一致。

當王安石再次擔任宰相後，宋神宗對他的態度已經有所變化，即所謂“意頗厭之，事多不從”。王安石看到變法停滯不前，被迫再次辭職。

其次是變法派內部出現反對派。

許多變法派只從自己利益考慮，而不以改革大局為重，結果使參與變法的人員鬧得四分五裂。

7、保守派強烈反對

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之爭本質上並不是權力之爭，而是政策性的爭議；並不是要不要改革的爭論，而是怎樣改革的爭論。

保守派人才濟濟，如司馬光、韓維、文彥博、歐陽修、富弼、韓琦、範鎮、蘇軾等。

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為宰相，新法幾乎全被廢掉。 ^{[7]  [38]  [8]  [2]} 

王安石變法(15張)

王安石變法在中國傳統的史學評論中是被基本否定的。按照傳統的評價，王安石變法之“急政”或“苛政”本身有問題，引起激烈的“黨爭”，所以導致北宋的滅亡。對王安石變法評價的轉機出現在近代，當時國人面對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急欲變法而“富國強兵”，遂使商鞅、王安石等都得到肯定的評價。

北宋時期，其反對派就以修史的方法進行批評。

到了南宋，再次通過修史的方法對其改革進行定性，指出王安石變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滅亡（有説法指出是南宋朝廷為了推卸皇室的責任）。 ^[39] 

（以後歷朝歷代均以此作為依據，對其變法做出這樣的判斷，以至於在宋元話本里有文章專門諷刺。但是，王安石的家鄉的一些文人出於同鄉的原因進行了一些爭辯，例如南宋時期的陸九淵等。）

南宋以後，王安石變法總體上是被否定的，但對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則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

在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舉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馬法得到較多的肯定。

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見有三點：

1、認為王安石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最終導致北宋亡國。

這個觀點定於南宋初期的《神宗實錄》，後經宋國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元明清時期的官方定論，不僅為史家所認同，而且被社會普遍接受。

大儒朱熹，對王安石變法的後果有一個評價説：

羣奸肆虐，流毒四海。

南宋文人羅大經，寫了一本著名的文學史料著作，叫《鶴林玉露》。評價王安石變法説“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

2、對荊公新學進行了嚴厲抨擊。

荊公新學是王安石變法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自宋理宗取締王安石配享孔廟後，荊公新學所遭受的抨擊之嚴厲，要遠甚於對新法措施的否定。

3、把王安石的諸項新法稱為聚斂之術“聚斂害民”。

把王安石的理財思想視作興利之道“剝民興利”，是北宋熙寧、元祐時反變法派批評新法的主要觀點，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絕大多數史家和思想家評議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觀點之一。

梁啓超《王荊公》是20世紀評議王安石及其新法影響最為持久的著作。《王荊公》為王安石及其變法徹底翻案。

梁啓超用社會主義學説類比王安石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稱為社會主義學説的先行者，胡適之先生亦持有相類的觀點。其後，研究者雖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方方面面，但梁啓超的肯定性評價為大多數人所尊奉，而成為20世紀前半葉的主流觀點。

1、肯定説

對王安石及其變法亦做出了全面的肯定。

此派觀點強調王安石變法的思想性和階級性，對王安石變法的效果基本持肯定態度，對自南宋初以來是司馬光而非王安石的傳統觀點的徹底否定，認為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原因是保守勢力的強大、變法派內部的分裂以及宋神宗的動搖和過早的去世。

代表人物有鄧廣銘、漆俠。

2、否定説

文革中，王安石被作為法家的傑出代表，把其變法看作是儒法鬥爭的典型事例而遭批判和否定。

在1973—1976年10月發表文章150多篇，如羅思鼎《從王安石變法看儒法論戰的演變———讀<王荊公年譜考略>》。

另一種是全盤否定王安石，全面肯定司馬光，亦即“尊馬抑王”為其特色。

3、不完全肯定説

一方面充分肯定，王安石變法是中國封建社會統治者的一次重要改革活動，具有明顯的進步意義。

變法期間，生產有所發展，財政狀況好轉，基本上達到了富國的目的。

另一方面亦指出，新法在實施過程中，給勞動人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增加了新的負擔。

對王安石變法與商品經濟發展的關係，也是既承認它對商業活動的發展有不良影響，又肯定它還有對商品經濟發展起積極影響的一面。

國外評價

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認為，王安石的多項改革，涉及將當時的中國進行大規模的商業，以及數目字管理，但不見容於當時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關技術能力而無法取得成功。

王安石的變革思想，是人類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這些成果，使人類有了擺脱野蠻統治的可能和方向。 ^{[38]  [4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