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季思

王季思(1906—1996)，當代中國最有影響的戲曲專家之一，原名王起，字季思，筆名小米、之操、夢甘、在陳、齊人,祖籍浙江温州龍灣區永中街道永昌堡。1906年1月7日生於永嘉梧埏上田村(今屬甌海區)一書香家庭。自幼熟讀經史子集，愛看戲曲、小説。小學未畢業即考入浙江省立第十中學，以反對“二十一條”、抵制日貨被退學。後轉入瑞安中學。1925年，考入東南大學中文系，曾參加詞曲大師吳梅的潛社，開始詞與散曲的創作；並與外文系陳楚淮等組織春泥社，在聞一多老師指導下，從事話劇與新詩創作。

1929年大學畢業後，初在浙江省立十中，後在江蘇松江女中執教；在松江6年中，積累了研究元曲大批資料。抗戰爆發，淞滬淪陷，倉皇南歸，在永嘉投身抗日救亡工作，深入農村、山區宣傳，並支持妹靜香與外甥陳桂芳赴太行山參加八路軍。後去處州中學任教，寫下大量抗戰詩文。1941年，在金華出版詩集《越風》。

40年代初，任教浙江大學龍泉分校，在極其艱苦條件下堅持教學、讀書、吟唱。抗戰勝利後，在浙大、之江文學院任教，並潛心研究中國文學史及元人雜劇，先後完成《西廂五劇注》《集評校注西廂記》。

建國後，一直在中山大學任教。歷任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學教研室主任、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博士生導師，並被聘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文學學科評議組成員、大百科全書戲曲卷分編委副主任等，被選為民盟廣州市主委、廣東省副主委等。

從教70年，桃李滿天下。在教學、研究中，尤其注意對後起之秀的培養，勤於治學，著作等身。為當代中國最有影響的戲曲專家之一。遺著除上述《西廂五劇注》《集評校注西廂記》外，還有《桃花扇注》《中國十大古典悲劇集》《中國十大古典喜劇集》《元雜劇選》《元散曲選》《中國戲曲選》《全元曲選》《王輪軒戲曲新論》《王季思學術論著自選集》等。

1996年4月6日於廣州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病世。 ^[1] 

王季思，著名戲曲學家。生於1906年1月7日，浙江温州人。温州是中國戲劇史上南戲的發源地，王季思從小就喜歡曲，常私自跑去看社戲。他小學沒畢業就考上浙江第十中學，當時借住在孫詒讓先生家裏。孫詒讓是清末著名學者，家中藏書十分豐富。王季思後來嚴謹的治學態度，可以説是在孫詒讓等前輩學者的薰陶下養成的。

1924年8月，王季思考入南京東南大學中文系。曲學大師吳梅這時正在該校開設詞曲課，使王季思深受教益。王季思還出入吳梅的“百嘉寶”書齋，這裏藏有明代傳奇刻本百種以上。王季思在這裏讀了許多古劇本。“治曲當從元人入手”，吳梅的教誨，決定了王季思終生治學的目標。在大學期間，王季思參加了吳梅組織的文學社團潛社，從事詩詞曲的寫作。他和同學唐圭璋、常任俠交往密切。王季思還與外文系同學陳楚淮、方瑋德等組織青泥社，並在聞一多先生指導下從事話劇與新詩的創作。

1925年考入東南大學文學系，受業於吳梅，從事戲曲研究。1941年後相繼任浙江大學、之江文理學院、中山大學教授、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小組成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學科評議組成員。1962年應教育部之聘，與遊國恩等三教授共同主編《中國文學史》，著有《桃花扇校注》《王季思詩詞錄》《玉輪軒曲論》《玉輪軒古典文學論集》等，主編《中國十大古典悲劇集》《中國十大古典喜劇集》《中國戲曲選》《元明清散曲選》等，為當代中國最有影響的戲曲專家之一。

1906年出生於永嘉梧埏上田村（今屬甌海區）一書香家庭。自幼熟讀經史子集，愛看戲曲、小説。

後轉入瑞安中學，與同村戴家祥一起借住孫詒讓家，得覽玉海樓藏書，受前輩治學嚴謹的薰陶。

1922年到1924年，王季思在永嘉梧埏小學任教。

1925年王先生19歲時，考入南京東南大學中文系，開始在曲學大師吳梅先生的指導下學習古代戲曲。同時參加吳梅組織的“潛社”，從事詩詞和散曲的創作，與唐圭璋、常任俠等交往密切。還在聞一多先生指導下，從事話劇與新詩的創作。

1927年春，曾在温州甌海中學任教；因宣傳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反對西山會議派，在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遭逮捕。後經親友保釋，重返南京讀書。

1929年，王季思24歲，於中央大學畢業後，先後在浙江、安徽、江蘇幾所中學任教，其中在江蘇松江女中任教時間最長。在松江教書五年，王季思節衣縮食，購置圖書，買了不少戲曲方面的書籍。他一面教學，一面鑽研戲曲，或摘錄元曲的方言俗語，或考證劇本的來龍去脈，有的製成卡片，有的移錄書眉。

1941年，在金華出版詩集《越風》。

20世紀80年代末，王季思在廣州中山大學

20世紀40年代開始，王季思先後在浙江大學龍泉分校、浙江大學本部及杭州之江大學任教，並潛心研究中國文學史與元雜劇。

1944年，《西廂五劇注》由浙江龍吟書屋出版，這是王季思的成名作。

1948年，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繼續從事古典文學教學和古代戲曲研究。1948年夏，王季思從杭州之江文理學院調到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任教，講授中國文學史與戲曲。

1961年，王季思應當時國家教育部之聘，與北京大學遊國恩教授等聯合主編《中國文學史》，前後達三年之久。

1965年因潰瘍，胃被切去五分之四。

文化大革命中，王季思被打上“反動學術權威”的罪名受到殘酷迫害，肋骨被打斷了幾根。後來下放幹校，有一段時間每餐僅有兩塊腐乳送飯，但他甘之如飴。

1980年春，教育部委託王季思主持“中國戲曲史”教師進修班，當得知進修班學員、蘭州大學教師寧希元在寫《元刊雜劇三十種新校》書稿時，便將自己積累多年的有關《元刊雜劇三十種》的資料提供給寧希元參考。

八十高齡之後，王季思依然勤奮筆耕，親自指導博士研究生，還主編國家重點科研項目《全元戲曲》。

1987年，王先生去北京參加中國戲曲藝術國際學術討論會。

1996年4月6日辭世。

王季思學術成就斐然。上個世紀50年代，他嘗試用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分析我國古代的作家作品，其代表著作有《從<鶯鶯傳>到<西廂記>》《關漢卿雜劇的戰鬥精神》《桃花扇校注前言》等。他關於《西廂記》的研究更是奠定了其在學術界的地位。1944年，王季思著作的《西廂五劇注》一出版即在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此後多次再版，印數達20多萬冊。該書在國內引起“西廂旋風”的同時，也在日本引起反響，日本曾專門把“校注”集結成冊，作為學習教材。

文革後受教育部委託，舉辦全國高校中青年教師古代戲曲研討班，主編《中國十大古典悲劇集》《中國十大古典喜劇集》，朝着探討民族戲劇的審美特色的方向邁出了堅實的一步。王先生指出，中國古典悲劇的特點是：第一，與西方悲劇的主人公往往是帝王將相相比，中國古代悲劇的主人公往往是普通勞動婦女；第二，中國悲劇的道德傾向比西方悲劇明顯，美感教育作用比較強烈；第三，西方悲劇多以主人公的不幸收場，而中國古典悲劇的結局則往往是“圓滿”的；第四，中國古典戲曲以曲詞作為主要抒情手段，因而悲劇中常有西方悲劇所缺乏的“悲壯動人的曲詞”。

王先生將中國古典悲劇分為“悲壯型”與“悲苦型”兩大類，指出：“悲壯型”以岳飛、周順昌等歷史人物為主人公，接近西方的英雄悲劇；而“悲苦型”在古代佔大多數，與西方悲劇截然有別。他又將中國古代喜劇分為諷刺性喜劇與歌頌性喜劇兩大類，並且指出：歌頌性喜劇在中國佔大多數，這不能用高乃依所説的“喜劇則滿足於對主要人物的驚慌和煩惱的摹擬”來概括。

在《悲喜相乘——中國古典悲、喜劇的藝術特徵和審美意藴》一文中，王先生從地理環境和文化傳統兩個方面，挖掘了中西悲、喜劇不同特徵的產生根源，並且進一步指出：喜劇中有悲劇意藴，悲劇中有喜劇情趣，不僅豐富了戲曲的表現手法而且也符合中國觀眾的欣賞習慣和審美要求，悲喜相乘、陰陽碰撞，可以產生更強烈的藝術效果。

晚年主編《全元戲曲》。王先生主編和其他所謂“主編”的不同。在首發式上學術權威的發言，中華書局顧青的約稿。 他在詩詞創作上的成就、主張。

文學史研究

新理論的學習和運用，寫出了一批高水平的學術論文。尤其是探索母題演變方面，至今仍有啓迪意義。1962年，和遊國恩先生等一起主編《中國文學史》。

王先生本着愛學術、愛人生、愛學生的基本準則，以他的認真、嚴謹、謙虛、豁達的為人為學態度，播下了古代文學尤其是古代戲曲研究的種子，培養出一個學術梯隊，至今成為中國大學中碩果僅存的古代戲曲研究隊伍。

王起先生是中國首批博士生導師之一，中大也因此成為中國首批古代文學的博士點和最早的全國重點學科之一。他還是國務院第一屆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曲藝卷》副主編、中國古代戲曲學會會長、中國韻文學會顧問等。在社會兼職方面，他曾任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民盟廣東省副主委、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2] 

《元雜劇選注》（與他人合作，1980）《元代散曲選》（與他人合作，1981）

《西廂五劇注》（1944）

《集評校注西廂記》（1949）

《西廂記校注》（1954）

《從鶯鶯傳到西廂記》（1955）

《桃花扇校注》 （與他人合作，1958）

《新紅集》(1960)

《玉輪軒曲論》(1980)

文學

《越風》詩集 （1941年）

《王安石詩文選》 （與他人合作，1975）

《評註聊齋志異選》 （與他人合作，1977）

《中國文學史》主編（與遊國恩等一起）（1961）

《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曲藝卷》 副主編（1983）

《中國十大古典悲劇集》 主編（1985）

《中國十大古典喜劇集》 主編（1985）

《全元戲曲》 主編（1990）

愛國

抗戰爆發，王季思表現了巨大的愛國熱情。在一次學校歡送部分高年級學生奔赴抗日前線的師生大會上，王季思跳上講台，當場用刀割破手指，讓血一滴滴往下流，他慷慨陳詞：“我雖然未能和大家一起上前線打日本，但我的血和你們流在一起！”突顯了一位熱血青年教師抗敵衞國的決心與勇氣。

寫錯字

有一次，一位剛上講台不久的青年教師寫板書時出現幾個錯別字，學生很有意見，“告狀”告到教研室，身為教研室主任的王季思在教研室全體會議上就此事發表意見：“我可以寫錯別字，你們就不行。”聽了這兩句，大家都瞪大眼睛十分驚訝，心想：“老師您怎麼就可以寫錯別字呀？”只見王老師笑着説下去：“我寫錯別字，學生會説王起老糊塗了，連字都寫錯；但你們寫錯別字，學生就不會原諒，因為你們還沒老嘛！”一席話説得大家都笑了，無論當事人與否，大家都如沐春風，都在心裏默默謹記着季思師的諄諄教導。

給國學大師王國維糾錯

國學大師王國維是研究戲劇的一代宗師，很多人都把他的研究當作標準。但是，有一次王季思卻“大膽”糾正了王國維的一個錯誤。 原來，王國維在其《宋元戲曲史》中引用關漢卿的《竇娥冤》一劇時，有些唱詞中的標點有誤。“該書出來後，學界一直沒有異議，而且所有涉及到這些唱詞的書也都是用這樣的標點去標。”中山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王季思的第一屆研究生吳國欽説，標點符號不是小事，如果弄錯了標點，意思就會完全不一樣。王季思發現這個問題後，立刻就此發表文章，指出標點應該怎樣標。“經過這件事之後，所有的涉及那段唱詞的書都把標點按王季思的説法改了。”

研究資料毫無保留送人

在紀念王季思從教70週年時，在中山大學工作的王先生的學生送給老師的匾額上寫着這樣八個字：“經師可求，人師難得。”這句話真實地表達了學生對他的尊敬之情以及他對學生的愛護之心。“老師一直對後輩很提攜。”吳國欽説，當時他剛在中大讀了一年書，就直接把自己寫的《馬致遠雜劇四問》送給還沒有謀面的王季思看。沒想到，王季思認真給他提了修改意見，還推薦其在中大學報上發表。“當時，本科生能在學報上發表論文的沒幾個。”正因如此，堅定了吳國欽對戲曲研究的一生追求。 王季思是位愛才、惜才之人，不僅對自己的學生，對其他有才之人，他也傾其之力幫助。1980年春，蘭州大學教師寧希元在寫《元刊雜劇三十種新校》書稿時，就把自己積累多年的有關《元刊雜劇三十種》的幾抽屜的卡片資料提供給寧希元參考。

聰明人要下笨功夫

王季思在治學方面認真嚴謹，他的一句名言在學生中流傳甚廣，那就是：聰明人要下笨功夫。為了完成《西廂記》的校注，他將所有全元雜劇中涉及到的方言、俗語、俚語等生僻詞語都製成卡片，一一對比、參照，最終把其意思找出，以便更好地註解《西廂記》。 “先生的這種嚴謹治學作風一直持續到晚年。”吳國欽説，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80多歲高齡的王季思主持600萬字的《全元戲曲》也是一字一句審讀。一次吳國欽到王季思家中，時值盛夏，但令吳國欽感到吃驚的是，王季思正戴着口罩看稿紙。天氣那麼熱，為何戴口罩？王季思解釋説是口涎失禁，怕流到書稿上玷污稿子，所以戴上口罩。一個下午，換了好幾個口罩。有了風扇就不用買空調。王季思一生簡樸，也要求別人節約。他身居廣州多年，許多人家都買了空調，但他卻不希望自己家買空調。

王先生的自我批評精神，在學術界產生了很好的影響。王冠亞先生指出：對自己半個多世紀的研究成果、權威性的論述來一個“自我批判”，“在古典文學領域”中王先生是“第一位”。（1992年11月23日給王季思的信）寧宗一教授在收到王季思先生關於元雜劇《謝天香》的信，看到王先生的自我批判時，説：“我從老人家身上真切瞭解到一位前輩學者的心胸、眼光、為人、學識，覺得他的心總是和我們這些後學的心息息相通的。”（《戲曲藝術》，1988年2期） 寧宗一教授一語中的，的確，與其説是為學之道，倒不如説是為人之道。在紀念王先生從教七十週年時，在中大工作的王先生的及門弟子送給老師的匾額上寫着這樣八個字：“經師可得，人師難求。”

王兆凱（王季思長子）：父親一生追求進步

在王兆凱心目中，父親王季思不僅是位有成就的著名學者，也是一位有個性的人，一位一生追求進步的人。“他親身參加抗日，也鼓勵自己的學生抗日。”王兆凱説。抗戰初期，王兆凱進入抗日前線，深入敵後，寫出多篇雜文。隨着抗日持久戰的來臨，王季思的家鄉蕭山淪陷，其所在學校也轉到山區。“當時，全國各地都在抗日，學校的學生每天都有去抗日的。”那時還小的王兆凱回憶起當時情景，仍然歷歷在目。他説，在一次歡送部分高年級學生奔赴抗日前線的師生大會上，父親一邊喝酒，一邊用摔破的酒瓶劃破自己手指，讓血一滴滴往下流，並慷慨陳詞，他雖然不能和大家一起去抗日，但是願和大家的血流在一起。 1948年，王季思到中山大學後，曾參與營救進步學生、地下黨員。王兆凱説，當時一名學生被國民黨逮捕，王季思曾以知名學者的身份出面擔保，把該名學生營救出來。

黃天驥（王季思學生）：先生心胸非常寬廣 “王季思先生在治學、為人上，都抱有非常寬廣的胸懷。”中山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黃天驥作為王季思的學生，對王季思的寬廣胸懷印象頗深。黃天驥説，在治學上，王季思和學生之間一直很平等。“我們可以互相討論，有些我們認為不對的地方，也可以當面給他指出。”王季思也樂於和年輕人討論，他覺得，年輕人的思想更敏鋭，看得更新奇。“他是權威，但從不認為自己是動不得的權威。”這一點也可以在他多次修改的《西廂記五劇注》上看出來。黃天驥説，20世紀40年代，《西廂記五劇注》已經刊發。但是，只要王季思發現錯誤，他就趕快推翻原來自己的著述，立刻改過。治學如此，為人也是如此。文革時，王季思肋骨被打斷，身體、精神嚴重受創。但是文革後，他對那些曾經對他施暴的人並沒有打擊報復，認為大家都是受害者。

鄧紹基（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先生對我啓迪很大

鄧紹基第一次見到王季思是在1956年中國戲劇家協會組織的“ 《琵琶記》討論會”上。當時，上海有些媒體正在針對多個《西廂記》的改編版本進行討論。鄧紹基也參加了討論，其老師建議，要想拿出更好的立論文章，就要讀讀王季思所著的《西廂五劇注》。“那是我第一次‘認識’王季思。”而1954年，王季思關於《西廂記》改編的一篇文章，更是讓鄧紹基“印象深刻”。“在那篇文章裏，王先生的‘只有充分認識歷史，才能做好改編工作’的論點對我啓迪很大。”後來，在國學大師啓功的一位博士生答辯會上，兩人又再次相逢。鄧紹基一直對王季思在戲曲方面的研究表示欽佩。他説，西方一直認為中國戲劇是沒有悲劇的，1912年，王國維提出元雜劇中有悲劇，而後來，王季思與蕭善因、焦文彬等合寫了《十大悲劇集前言》，可以説，是王國維之後對中國戲劇界有“悲劇”的一個最全面、有界定的文章。 鄧紹基更是認為，《西廂記五劇注》《全元戲曲》是傳世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