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度

王子度（1921~1960）,字崇儀,遂寧縣河沙場人。父克明為河沙鄉袍哥舵把子，王姓族長。兄了先系川軍劉文輝部團長。子度小學結業後,常住成都其兄子先軍中， ^[4]  子先曾聘請中共地下黨員王敍五作子度老師，王敍五常以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子度。1938年，王子度出於抗日救亡激情，參加國民黨裝甲兵團，部隊開至江西，絲毫不見國民黨的抗日行動，反而積極準備內戰，遂開小差逃至湖南，途中被抓，遭受捆綁吊打，後經子先託人保釋。次年考入成都蜀華中學讀書，這時調任川康特委秘書長的王敍五叫他做一些掩護同志和隱藏秘密文件、書刊的工作。1940年5月，由陳天階、王敍五介紹入黨，並擔任西區一個黨小組的負責人。

1942年底，王子度考入重慶藥材專科學校，在校一面讀書一面與周正平（中共黨員）等人蔘加學生自治會,創辦壁報,組織讀書會開展進步思想的宜傳活動,通過給《新華日報》寄稿的方式與黨組織聯繫。1945年下年，子度奉組織的指示回遂寧河沙場爭取立腳，不久，王子度應聘為任隆中學教員。次年任“遂蓬潼工委”委員,分別在高升鄉和任隆中學發展黨員。其間,組織決定將王子度未婚妻楊碧清由成都南薰中學調回結婚建立家庭。

1947年,組織決定他就地參加奪取地方政權的鬥爭。他利用選舉機會當上河沙鄉鄉長,便把黨員和黨的積極分子安插在鄉公所和各保擔任鄉隊附、保長和保隊附,掌握地方武裝,並經營“一品軒”茶旅店為黨組織的聯絡點;在農村發動農民抗丁、抗糧及向大户借糧,在城內組織學潮。同年他任遂蓬工委書記，1948年5月，王子度任遂南中心縣委書記。11月袁如傑被捕叛變，中心縣委組織暴露。同月遂寧警察局長謝重韜帶領警察百餘人直奔河沙場密捕王子度。王子度及時識破了敵人的詭計,迅速送走川北工委書記華健,然後將計就計,周密部署力量,以生死度外的膽略在廁所裏送給他的警衞曾益的紙條上寫道：“袁麻子（如傑）叛變，謝重韜是來捕我的,如將我逮捕你先把我槍殺,不准他們弄活的走。”然後他設置進餐、看戲、下棋、打麻將與謝周旋，行脱身之計虎口餘生。此後敵人為了抓住王子度，多次對其家屬進行迫害抄家,妻楊碧清被扣刑訊關押,父親被釋放後,仍無法就地安身,病死於逃亡途中。

1949年，王子度受川北工委指示負責遂蓬專業武工隊的試點，他返回河沙場，抽調一批在當地已暴露身份的黨員和在抗日軍中有戰鬥經驗的同志組成武工隊,他任指導員,武工隊在農村掀起抗丁抗糧和抗税鬥爭,其足跡遍及遂蓬邊界,縱橫數十里,5月,川北工委的“蓬溪會議”肯定了組織小型武工隊的試點經驗，決定在全川北推廣，增補王子度為工委委員。之後，遂南中心縣委擴大為遂南地委，由他任地委書記。在遂南地區開展武裝鬥爭,選擇蓬溪縣的吉星、鳴鳳、大石和吉祥幾個鄉,以武力奪取鄉政權。把這一帶作為游擊戰的根據地。9月，遂寧專署保安大隊和重慶綏靖公署駐遂特務組織聯防隊圍剿河沙、吉星一帶，搜捕王子度。下旬，川北工委決定把川中遂、蓬、三、射及中江南路幾線工委組織的游擊隊，實行統一指揮，建立川中縱隊司令部，司令部改設三台縣象山鄉。王子度在司令部工作時,根據中央做好城市保衞工作迎接解放的指示,指派楊俊到遂寧組織保護遂寧城的工作。10月王子度調周樹淮到象山組建川中游擊縱隊司令部。派人到河邊場和三台縣廣利井的川北鹽務局、鹽警隊策動起義.11月,國民黨部隊潰不成軍,其地方政權也完全陷於土崩瓦解。王子度於8月以四川人民解放軍川中游擊縱隊司令的身份,組織召開近千人的司令部成立大會。在會上,他當場宣佈象山解放,號召各界人士、人民羣眾團結起來，支持游擊隊打倒反動派，迎接解放軍。12月初，重慶楊森部潰逃川北，遂寧專員李澤民率保安大隊流竄中江,企圖穩住腳跟竄回遂寧,王子度命令中江游擊隊進行狙擊,敵我激戰於倉山。保安隊繼續南竄,王子度星夜調集三台起義鹽警隊和三、射工委十三支隊集中於象山,迫使保安隊倒竄中江。同月10日,王子度趕回遂寧與第二野戰軍的前線指揮部取得聯繫,聽取楊俊等人的彙報,對遂寧的解放委員會進行了整頓,接受野戰軍首長指示,回象山繼續指揮游擊隊攔截國民黨潰軍,保衞成渝交通線及支援川西會戰的支前工作,同日蓬溪縣城解放。12日指揮游擊隊出擊回踞胖子店（倉山）的保安大隊，將其全部擊潰，使解放軍西進無阻。

1950年1月12日，遂寧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王子度任軍管會企業接管處處長，2月3日中共遂寧地方委員會建立,他先後任遂寧地委組織部副部長、團地委書記、地委統戰部部長。1951年8月，調劍閣地委任宣傳部長。1953年調綿陽地委任宣傳部長。 ^[3] 

1951年8月，王子度被調到劍圖地委任宣傳部長，1953年，劍閣、綿陽兩地委合併，仍任綿陽地委宣傳部長，1958年，任地委書記，不久調四川省委機關刊物《上游》任常任主編，農業組副組長.在綿陽工作期間,正是合作化的高潮時期,農村極左、浮奪風已大氧發展。但他仍保持了實事求是的工作態度.在《上游》工作期間,正值大躍進,這時的思想很矛盾:作為常任編輯,又必須向農民宣傳“左”的思想，但當他隨總編劉文珍在新繁縣看到“公共食堂”這個錯誤現實時，作為一個長期生活在羣眾中的老黨員，他很反感。竟當着劉文珍的面説了一句與“公共食堂”相悖的話。自此以後，王子度便背上了反對“三面紅旗”的黑鍋。

1959年在反右傾高潮中,他被送高級黨校理論班學習,當時的高級黨校實際上是傳播“左”的思想的學校，凡是反“左”的思想到此都要受到清洗。1960年春,學校開學,各支部開始個人檢查,王子度的幾次發言都因檢查不徹底而未獲通過,支部便派一人幫助“提高”認識,在檢查到“公共食堂”時,冥思苦想,不得其解,遂決心以自殺來表示自己並無反黨的心跡。1960年2月15日，終因谷下了大量的安眠藥離開了黨和同志，年僅三十九歲,死前曾留的數封遺書中,有兩封專提及至死原因,他就這樣成了"左"傾路線的犧牲品高級黨校黨委曾錯誤地將其定為判黨自殺。 ^[5]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終於對建國以來的若干歷史問題作出了正確的決定，王子度的問題經家屬及有關方面的申訴，使其20餘年的沉冤終得昭雪。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