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琦

明萬曆十一年（1583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後任兵部郎中。十八年，出任福州太守。二十三年，任重慶太守。時播州宣慰使楊應龍謀反，王士琦單騎前往招撫，事平，升四川按察副使。

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任山東參政，與總兵劉綎從經略邢玠出兵抗倭，竭力主戰。慄林一戰，倭寇被困10餘日，求救於頭目平義智。王士琦為防兩支倭寇會合，一面以水師伺於海，一面親率陸軍急奪險地曳橋，斬首數百，乘勝入城。平義智與中路石曼子，被陳璘水師攔擊，陳璘焚倭將小西行長船百餘隻，殺石曼子。小西行長乘隙率餘部逃脱。王士琦又約城陷降倭的朝鮮官員鄭六同為內應，焚燒火藥庫接應，明軍多路出擊取勝。 ^[1] 

事平，升河南左布政使。以後，出任山西右佈政，巡視冀北至雲中；又任山西左佈政，兼領冀北軍防。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升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王士琦久鎮雲中，嚴守北疆，處理邊疆事務，剛柔相濟，威信素著。在任期間，邊境平靖。萬曆四十六年（1618），奉調巡撫江南，未行，以積勞疾深，卒于山西。

從歷任的官職來看，王士琦幹過工部主事、兵部郎中、知府、按察副使、佈政、最後做到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他一度在雲中，得到“有邊才”的讚譽，大約朝廷也是看到了他的善於治軍和與異族周旋，才調他赴朝抗倭的吧。

對於王士琦人們最集中稱道，且又有正史記載的事蹟，是他在入朝之初，駐節全州，劉綎軍進攻失利，軍心動搖；在危機關頭，他挽狂波瀾於即倒。《明史·劉綎傳》稱：“監軍參政王士琦怒，縛其中軍，綎懼，力戰破之”。在關鍵時刻扭轉了戰局，這才有以後克粟林、奪曳橋的勝利。

黃仁宇先生著《萬曆十五年》，開頭説：“當日四海昇平，全年並無大事可敍”，這種平靜，其實正隱伏着內憂外患的危機，五年後即萬曆二十年，日本的關白（攝政）豐臣秀吉大舉入侵朝鮮。

豐臣秀吉代表了日本封建主和商人向外擴張的利益，且正是蕩平國內諸侯，一統日本，鋒焰正熾的時候。日本十八萬大軍從釜山登陸，一路勢不可擋，陷王京，佔平壤，朝鮮八道幾盡全沒。朝鮮國王向大明天子告急，朝廷震驚。年底，以宋應昌為經略，李如松為東征提督，率部大舉援朝，二十一年二月拿下平壤，扭轉了朝鮮戰局。豐臣秀吉一邊假意言和，一邊命部隊留在釜山，且暗中增兵，待明朝軍隊撤走，卻於二十五年二月，再度舉兵十四萬捲土重來。這一次明朝派邢玠率兵援朝。到二十六年二月，集結了劉綎所率川軍，陳璘所率廣軍，鄧子龍所率浙直軍，並原駐的麻貴、董一元兩軍，開始了與日軍的生死決戰。

當時有一位深懷韜略的將領，雖不在主將名單之上，卻在戰場上起着威懾和主心骨的作用，這就是監軍參政王士琦。

幾年前，過訪臨海博物館丁伋先生，聊起王士琦，丁先生示以他的《王士琦抗倭援朝功績考述》一文的稿樣，又有一份據《章安王氏宗譜》整理出來的王士琦抗倭援朝史料。這對研究當時那一場抗倭戰爭，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王士琦不僅有勇有謀，文才武略，實乃慷慨悲之士，他在軍中和朝鮮軍民的心目中，威望遠在劉綎、陳璘二將之上。雖然如此，他卻不肯居功，這一點從他在國內並不著稱，而在朝鮮則享譽隆重的情況，也可以反映出來。當然，封建時代，李廣難封之類，並不少見。

渡鴨綠江援朝時，王士琦擊楫嘯歌，誓捐七尺，實有當年祖逖的英風。渡江那一天，風平浪靜，晴空萬里，同行的人都覺得是個好兆，倭寇。從全州向南原進發後，忽有朝鮮軍飛騎報信，告知泗州方面作戰失利。泗州與南原離得很近，朝鮮居民得知泗州敗績，爭相逃匿，使南原成了一座空城。王士琦的隨行們哭着勸他退守全州。在這種時刻王士琦的一舉一動都會影響全軍士氣。他神氣鎮定，態度堅定地説：日寇能到南原，就不能到全州嗎？兩軍對壘，作為監軍的先走了，軍隊還能有鬥志和戰勝的勇氣嗎？今天只以死報國，誰再有異議，立斬。當晚傳令，第二天早上大張旗鼓，向南原挺進，朝鮮居民見到這陣勢，又紛紛回到了南原，軍心穩定，鬥志昂揚。

粟林之戰，和海上制敵，表現了王士琦的足智多謀，粟林的地形易守難攻，外圍有丘陵山岡，粟林則叢菁蔽日，我軍稍有行動就被躲在暗處的日寇發現。王士琦以誘敵之法，調出了敵軍，然後焚粟林，奪曳橋，直逼日軍老巢，使之潰不成軍。

援朝決定性的勝利是在朝鮮南海面上與日軍的決戰。我軍水陸攻敵，王士琦以為強攻之下，日寇有可能困獸猶鬥，定計令水兵撤出一面，敵援師果然突入，有戰船千艘；士琦命用火攻，日軍幾至被全殲，這次海上大戰的場面，不下當年赤壁鏖兵。戰役中明軍老將年逾七十的鄧子龍，朝鮮傑出將領李舜臣戰死。

在班師回朝之際，發生了許多感人的情景，據《章安王氏宗譜》所記：“士女老幼爭以壺漿勞師，歡呼加額，引裾隨行”。“問候之使，接踵於途，復恭走數十里，迎宴江滸，稱觴獻頌。”“先生既奏膚功，召還振旅，僕伕在路矣，屬國君臣把袂而趑趄，士庶卧轅而流涕，若有不容一日舍先生去者”。

朝鮮朝野出於對王士琦的景仰，要為他“勤金石而垂丹青，在全州立《去思碑》作為紀念。”

著有《封貢紀略》、《三雲籌組考》，記安攘、封貢、軍實、險要等事及守邊經驗。另著《東征紀略》等。

有關抗倭援朝戰爭勝利的原因，有不少説法。《明史》認為萬曆二十六年朝鮮戰爭的結束，是因為豐臣秀吉的病死導致了戰爭的結束。我過去讀歷史，教課書使用翦伯贊主編的《中國史綱要》，書中把勝利的原因歸於“朝鮮人民的堅持抗戰。而明軍的兩次援助，也起了重大的作用”。這顯然是由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的觀點得出的結論。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對這一戰爭的描述亦不多，基本沿用《明史》的觀點，且認為這場戰爭消耗了明朝的國力，對以後它的逐漸衰落有一定影響。而臨海博物館丁伋先生在《王士琦抗倭援朝功績考述》一文中則認為，王士琦指揮下的劉綎、陳璘兩軍力戰大敗日軍，使其傷了元氣，實已沒有再戰的能力，又加上豐臣秀吉的死，這才使戰爭告一段落。明朝軍隊的戰而勝之是主因。事實上在最後的決戰之前，日軍方面已經得知豐臣秀吉死去的消息，並沒有放棄進攻。這一觀點尚屬以前未曾有人提出來的，我以為更接近於史實。

王士琦在這場戰爭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功不可沒；而這種作用和功績卻未被載入史冊，被更多的人所重視。其人已逝，往事如煙，然而在他的家鄉臨海，人們依然在懷念和紀念着他，朝鮮人民也並沒有忘記他的功德。 1953年金日成首相訪華時，提到過王士琦；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韓國代表團訪華時，也對王士琦援朝抗倭的事蹟交口稱讚，表達了敬仰之情。

臨海張家渡鎮王藏山麓，現存王士琦墓，已列為臨海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座墓曾於1954年出土了一批金冠、金帶等珍貴文物；墓前石人、石馬、石虎、石羊和華表各一對，保存尚好，皆雕琢精美。

臨海市區有“十傘巷”，王宗沐舊居，臨海人稱為“父子四進士，一門三巡撫”的王氏家族，就在此了。王宗沐有四子，士崧、士琦、士昌、士業。除士業為貢生外，其餘皆進士，此所謂“三進士”；王宗沐本人和次子士琦、三子士昌都官至都御史兼巡撫，此所謂“三巡撫”。“十傘巷”，位於臨海巾山腳下，南起三撫基，北到水門街，一百二三十米的樣子，因王家為官有清名，家有百姓所送“萬民傘”十把，以此得名。